蒙古族原是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上游的一个部落，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铁木真征服各兄弟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自称大汗，号成吉思汗，即元太祖。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
在南进过程中社会经济，包括陶瓷手工业遭到极大的破坏。各地名窑沦为生产粗瓷大碗的小作坊，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忽必烈执政后，比较重视农业，注意发展交通设施，修通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鼓励海外贸易事业。宗教方面采取开放态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得到发展，国内民族联系加强，中外贸易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得到增进。正由于此，遭到破坏的瓷器手工业和其他手工业一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元朝后期，景德镇制瓷业迅速发展，把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推向更高的水平。在城市市民经济活跃和海外贸易的推动下，沿海各地的制瓷手工业更蓬勃向前发展。中国陶瓷生产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景德镇有优质瓷土、丰富的柴草和水源，虽然远离繁华的经济中心，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但是昌江、鄱阳湖通长江，水运很便利，有发展制瓷手工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这里比较平静，各地的陶工来到这里可以献艺谋生，从而制瓷工艺和经验得到交流。这就是在元朝众多瓷窑败落的情况下，景德镇制瓷工艺发展的原因。
元代瓷器工艺上最大的成功是白瓷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个基础上把青花瓷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发展了青白瓷、釉里红瓷器、红釉瓷、蓝釉和蓝釉描金瓷器。
景德镇的白瓷器物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碗、盘、杯、罐、壶等。胎体致密，胎壁很薄，成型纹路细密。白釉洁白无疵。青白瓷许多器物上印有“枢府”、“泰禧”字样。青白瓷产量大，许多作品不如宋代青白瓷致密，透光度也差一些，施釉不够均匀。但器物的胎壁比宋代厚实实用，古拙饱满，器壁很注意弧线效果。元大都出土的青白瓷观音坐像，高达67厘米，不但显示出高超的工艺，而且表现出超越宋代的卓越的雕塑能力。
元代各地的瓷器，都以景德镇为榜样，很讲究装饰。北方磁州窑的白釉黑花瓷继续生产，各类瓷枕生产很多，有的竟长达半米左右。由于扎根于民间，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它的很多装饰构图和内容都和景德镇的青花一样，严谨密实，吸收了当时织锦图案的纹样与装饰效果，如云肩锦纹、宽头莲瓣纹、璎珞纹等，其他还有花卉、植物、动物纹样等。元代釉里红装饰是宋代白瓷和青白瓷所没有的。
浙江处州的龙泉青瓷也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的瓷窑统计，窑址发现的数量是宋朝的四倍至五倍。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发现窑址达200多处。龙泉青瓷的产品几乎销遍亚洲各国，非洲的东、北海岸，并且辗转到达了欧洲。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打捞上来各类瓷达一万多件，其中龙泉青瓷的精品大约要占一半。在全国发现的窑址中，外销数量之大只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可以和它相比。促使其发展的原因是：第一，龙泉地区制瓷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一般居民都会烧瓷。这里有极为丰富的瓷土和柴草，江南水乡，顺坡挖一条龙窑，办一个作坊投资不大，因此生产瓷器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比其他手工业容易。第二，国内外需求都很大。全国各地城镇遗址和窖藏、墓葬出土文物中，龙泉青瓷很普遍。龙泉青瓷厚重结实，外型美观，具有玉一样质感，因而有很强的竞争力。海外贸易的发展也推动它的发展。它与浙江、福建、广东等出海口岸都有便利的水陆交通联系，运输不困难。一些重要出海港口城市如宁波、温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大量发现龙泉青瓷，在这些港口城市附近，还发现仿龙泉青瓷的窑址。在北方和西北方向的交通干线上，如甘肃、新疆、内蒙古、山西的大同等地对外贸易交通城市也发现许多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在成型、焙烧等工艺上取得很大成就，气魄宏大的产品很多，大花瓶、供瓶高近三尺，大瓷盘直径二尺多。制作规整，青釉光洁明亮，赏心悦目，器形一点不变形，釉面莹净无疵。景德镇同样类型的大型器物如青花釉里红作品常有翘菱、略为变形、缩釉的缺点。这时的龙泉青瓷盛行划花、印花、贴花和堆花装饰。有的还作出镂孔和点彩。
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以来沿海的一些瓷窑，不但没有衰落而且还有发展。如福建的德化窑，在元代形成规模巨大、烧成范围很广的瓷窑，同安窑的划花篦点纹青瓷迅速发展起来，福建沿海许多县都有生产。广东的西村窑、包括最近发现的沙边窑、增城窑、潮州窑，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对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拓和海外贸易发展十分有利。
元代瓷器，包括釉陶作品，有共同的时代特点，造型雄伟浑厚，装饰艺术除继承传统的划花、刻花、印花、雕塑以外，釉上彩、釉下彩艺术也都超过宋代。就绘瓷而论，内容极为丰富，在一件作品上选用卷草、藤蔓、蕉叶、菊花、莲花、葵花、流水、海涛等作边饰，用流云、杂宝、牡丹点缀或填补空白。而主题装饰则多选用牡丹、芭蕉、瓜果、鱼藻、云龙、云凤、莲池鸳鸯、杂剧板话、刀马人物、残荷飞禽、古松青竹、岁寒三友、大雁高飞、群鸟戏水、名仕故事、神话题材等内容。瓷器装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与文人绘画艺术相通了。这些成就为明代绘画艺术运用于瓷器装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