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以前，无人知道基督教在唐朝时已经传入中国。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西安西南的盩厔〔zhouzhi周至〕(今陕西省周至县)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它告诉人们，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教士确实在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来到中国。这块黑色石碑现存西安陕西省博物馆，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围有一种名“螭”〔chi吃〕的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碑底和两侧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叙利亚文题名。碑额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碑文共32行，1780字，字迹清晰，完好无损。碑文内容分序文和颂词两部分。序文较长，首先简略地叙述基督教基本教义，然后记述了景教自主教阿罗本来华后，在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诸帝优待下的发展经过。颂词较短，用韵文复述序文的梗概，多是对上述六位皇帝的赞颂。在教义方面，碑文对上帝创造万物，人类始祖受撒旦诱惑而堕落，救世主从三位一体中降临人间，为童贞女所生，替世人救赎而受难升天等，都扼要提及，但没有涉及聂斯托利派的基督二性二位说。
碑文作者景净是景教教士，教名亚当，曾任“中国教父”、“乡主教”、“长老”等。其祖父珉(王豐)〔li礼〕是由巴尔赫(今阿富汗北部)来到中国的景教教士。其父伊斯是景教的“白衣”教士，在肃宗、代宗、德宗时效力朝廷，曾出任郭子仪的副使，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景净可能自幼长在中国，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公元1866—1945年)发现，唐代的西明寺僧圆照于德宗时所辑《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来自迦毕试(位于喀布尔河流域，今在阿富汗境内)的华严宗高僧般若(一译般剌若)“不闲(娴)胡语(吐火罗语)，复未解唐言”，“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佛教攻击景净既然“传译”，“应传弥尸诃(弥赛亚)教”，“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不应“滥涉”。这件事发生在景教碑建立后数年之内，不但证明景净有译书的名声，而且也说明他与佛教僧侣往来密切。不过，当时基督教尚属初传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术语，因此景净借用了许多佛教甚至道教和儒家经典的术语，阐述基督教教义。这些术语如“阿罗诃”(上帝)、“世尊”(耶稣)、“净风”(圣灵)、“三一妙身”(三位一体)、“弥施诃”(弥赛亚)、“娑殚”(撒旦)、“寺”(教堂)、“僧”(教士)、“上德”(主教)、“佛事”(礼拜弥撒)等，现在均已弃而不用了。
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首
景教碑出土后隔了将近300年，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又发现了七种有关唐朝景教的文献。这些文献都是黄麻纸卷轴的手抄本。一部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三威”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严上帝，“蒙度”就是得到救赎的意思。这是基督教会普遍采用的《荣归主颂》唐代汉译本，译自叙利亚文，掺杂佛、道用语，译者可能是景净。一部是《尊经》，系向“法王”和经书祈祷礼赞之作。所谓法王是在“妙身”(圣父)、“应身”(圣子)、“证身”(圣灵)三位一体之后，列举的21位使徒、圣徒、教父或景教宗主教，以及《圣经·旧约》中24位先知的总称。经中列举礼赞的35部经书目录，多系叙利亚文音译，颇难辨认。经文之后有一段附笔，作了重要的历史说明：
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叶皮夹，犹未翻译。
据附笔所述，景教经书共有530部，当时已由景净译成中文的只有30部。现在已经发现的七种景教文献中，《三威蒙度赞》大概就是《尊经》中的《三威赞经》，属于译作，其他多是解释景教教义的中文著述。
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画像复原图
《大秦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和《序听迷诗所经》，都系转述基督宣讲福音的传教之作。《大秦宣元本经》即《尊经》中的《宣元至本经》，在所列经书目录中位列第二，可惜残缺不全，只有首尾40行。经末注明作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志玄安乐经》是“无上一尊弥施诃”(基督)对“岑稳僧伽”(西门彼得)的说教，全部用问答体。以上两经文字与景教碑文相似，可能出自景净手笔。《序听迷诗所经》意即“耶稣基督经”。“序听”应为“序聪”，唐音读作耶稣。“迷诗所”当为“迷诗诃”，即弥赛亚(基督)的音译。该经文字佶屈聱牙，可能是传教初期所作。另一部《一神论》，由《一天论第一》、《喻第二》、《世尊布施论第三》三个小卷集合而成。《一天论第一》是景教的神学阐述，《喻第二》则用种种比喻说明一神论。《世尊(基督)布施论第三》讲的是耶稣的传道活动，大量引述《圣经·新约》内容，其中起首42行，即为《马太福音》第六七章的转述。该经首部残缺，文字艰涩难读，估计也是阿罗本初来中国时的作品。此外还有《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在《尊经》所列诸经目录中简称为《通真经》。有人认为，这是一篇关于耶稣登上高山在门徒面前变形显圣的颂词，事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7章1—9节。篇末注明的日期是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
这些文献和景教碑证明，早在1300多年前基督教曾经传入中国，并且在唐朝活跃过250年之久。至于唐代以前，西方流行的一些传说说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罗马作家阿诺比厄斯于3世纪末写的《斥异端》说，在3世纪以前基督教已在中国传教。16世纪以后，耶稣会教士在印度宣扬，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马，曾从印度转往中国传教，并且建立了教会。这些传说都没有历史依据，不足为信。在中国的史料中《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宣武帝(公元500—515年)时，“佛法经象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fucou福凑〕，负锡持经，适兹乐土”，“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卷四：永明寺)这里来自大秦的沙门，有可能是前来传教的景教教士。隋代的一块碑铭《翟突裟墓志》称：“君讳突裟，字簿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裟摩诃，大萨宝。”因勋功，官至除奋武尉，拟通守(相当通守官职)。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卒于洛阳崇业乡嘉善里，享年70岁。突裟译自波斯文tarsa，景教碑中译作达裟，是身穿教服、住在教堂的教士，与在俗人中的“白衣景士”有别。翟突裟有可能是中原地区早期的景教教士，其父裟摩诃大概是北齐或北周时移居山西的中亚突厥人，担任管理经商侨寓的中亚(波斯)移民的官员。萨宝在突厥语中意为“队商首领”，是移居内地的侨民首领，后成为管理祆教徒的官员。隋时各州置萨宝，长安、洛阳两京置大萨宝。裟摩诃任大萨宝，管理中亚的侨民，也有可能是景教徒。上述史料虽然为唐代以前景教的传入提供了线索，但仍不足以断定景教已在中国开始传教。只有唐代景教的活动，通过《佛祖统记》、《僧史略》、《释门正统》等佛教文献和史籍的佐证，才是信而有征的史实。
据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秦国大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来到唐朝京都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唐太宗不仅派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而且让阿罗本“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通过翻译的《圣经》，并亲自询问福音的道理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诏令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会要》卷四十九)这个诏令与景教碑碑文记载基本相同，只是碑文称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而《唐会要》则称“波斯僧”。古代史官对景教不甚了解，常误认为佛教的一个宗派。唐朝除佛教外有三个外来宗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都来自波斯一带，而且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唐人一时分辨不清，统称为波斯胡教。景教教士最初来自安提阿，多是叙利亚人。唐初聂斯托利派的东方教会，已在波斯帝国盛行多时，皈依的波斯人当不乏其人。6世纪中叶改革东方教会的宗主教马拉巴(公元536—552年)，就是一位改宗的波斯祆教徒。由景教教长伊舒叶赫卜(公元628—643年)派遣来华的阿罗本，也可能是波斯人。
唐高宗(公元650—683年)时，景教有极大的发展。高宗继承太宗的优遇政策，“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并在各州建造景教寺。碑文夸耀说，这时的景教已传播至全国各地，在100座城市建有景教寺。究竟全国建了多少景教寺，景教的传教活动达到多大规模，我们无从稽考，但景教寺的建立必然相当普遍。除了长安、洛阳以外，盩厔、灵武、成都、扬州等地都有建寺的线索可寻。从武后临朝称制到唐睿宗逊位(公元683—712年)，景教受到佛教的排挤和攻击，在变幻不定的宫廷政治中失去支持，一度衰落。公元698年和712年，景教先后在洛阳和长安受到佛教僧侣和儒生的毁谤和耻笑。唐玄宗(公元713—755年)即位后，恢复了唐太宗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景教也不断派教士来华朝贡，千方百计地取悦唐皇，教士也周旋于王公显贵之间，以行医等手段传教。据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册府元龟》卷五四六)。“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唐玄宗)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另外，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冬，玄宗之兄患病，而为他治病的崇一，就是一位精于医道的景教教士。景教碑说，玄宗命令他的兄弟宁国等五王亲至景教寺“建立坛场”，并修复破损的建筑物。天宝初年(公元742年)，他又派内侍大将军高力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安置寺内，还“赐绢百匹”。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新主教佶和来华，玄宗召集景教教士罗含、普伦等与佶和同到兴庆宫“修功德”。第二年，玄宗正式下诏将景教寺由波斯寺改名大秦寺，并且“天题寺榜，额载龙书”，有了御笔亲题的匾额。景教在华的传教活动此时达到高潮，景教碑中对玄宗颂扬备至，称“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
景教寺更改名称一事，说明景教摆脱了依附佛教的地位，也不再混迹于波斯胡教之中，是其传教深入的标志。唐太宗下诏为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造的景教寺原称“波斯寺”。宋朝宋敏求在《长安志》卷十中提到“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在洛阳修善坊建寺也称波斯寺。107年后，即天宝四年(公元745年)9月，唐玄宗下诏说：“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指长安和洛阳)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会要》卷四十九)至于“景教”之名何时开始使用，至今尚不得而知。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诏令称之为“经教”。玄宗天宝四年诏令称为“波斯经教”。唐代流行的称呼还有大秦教和弥尸诃教。直至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建立景教碑时，“景教”这个名称才在碑文中出现。在中外文献中，我们找不到“景教”这个词的出处。碑文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可见“景教”是景教徒对基督教的“强称”。这一称谓当出现在景教寺改名之后。
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乱突发，玄宗仓皇入蜀避难。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肃宗虽然是流亡皇帝，但对景教仍予保护和支持。景教碑说他“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公元762年代宗继位，对景教极为尊崇。景教碑说他“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公元779年代宗死，德宗李适即位。景教碑说他“惟新景命”，即对景教仍然怀有好感。肃宗时，大食、回纥率军入援，景教徒伊斯来到灵武宫廷，充当幕僚和通译，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试殿中监，赐紫袈裟。肃宗任他为同朔方节度副使，供职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麾下，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灵武五郡景寺的重建，伊斯出力颇多。他还“能散禄赐，不积于家”，“依仁施利”，“虔事精供”；每年集合五郡的教士于灵武，虔诚奉行宗教礼仪，举办慈善活动，使景教在陇右、河西一带得以重振旗鼓。景教徒对他在肃宗、代宗和德宗三朝的功绩赞扬不已，“愿刻洪碑，以扬休烈”。于是在公元781年由景净撰文建立景教碑，表彰伊斯，颂扬先驱，记述景教在唐朝传教近150年的经历。
景教碑建立后，历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景教大概处于衰落时期。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合天下(大秦、祆教、摩尼)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全唐文》卷七二七)。可见景教虽然取得皇室显贵的支持，但在佛教和道教的竞争下，传教活动的进展极其有限。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8月，唐武宗下诏灭佛，景教同时被禁。当时，“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僧尼耗蠹天下”，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受到影响。诏令下达后，“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新唐书·食货志》)。诏令声称：“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也就是说，这些外来宗教与传统的名教纲常互不相容。同年的中书门下条奏，针对“大秦、穆护等祠”说：“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这次打击对于景教来说确实是致命的，仅过二年，唐宣宗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就收回了“灭教”令，佛教再度复兴，而景教却从此一蹶不振。据10世纪阿拉伯人艾布·赛义德·哈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载，公元878年黄巢攻陷广州时，侨寓城内的基督教徒、犹太人、穆斯林、祆教徒均遭驱杀，景教从此在中国内地绝迹。五代及宋朝中国史籍，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一位名叫奈吉兰的景教教士，曾奉教会之命与另外五名教士同来中国整顿教务。987年他在巴格达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归回也。”不过，景教虽在中国内地消失，但在西北边远地区，如在蒙古的乃蛮、克烈、蔑儿乞、汪古等部落，以及畏吾儿、吉利吉斯等民族中继续存在，盛行一时。
景教在唐朝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自阿罗本主教从波斯来到长安，唐太宗正式下令准许建寺传教后，基督教接连得到唐朝六代皇帝的优待，前后活跃了200多年。最后，由于唐武宗“灭佛”，大秦景教受到牵连，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传教终于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