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代书院的衰落和改学堂 第二节 清代独具特色的书院

清代绝大多数书院已演变成同官学无区别的考课式书院,并同官学一样沦为科举的附庸。但也有几所独具特色、影响极大,在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院。

(1)黄宗羲和甬上证人书院

甬上证人书院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早期启蒙思想家、著名教育家黄宗羲创办的。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黄宗羲应众门人之请,赴宁波讲学,遂创甬上证人书院。

甬上证人书院原为甬上证人讲社,又称甬上讲经会、甬上五经会。

甬上,即以宁波为中心的浙东一带,素有结社讲论之风,故家子弟多结文社。先后有秋水社、澹园社、文业之会,又有策论会。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策论会曾联合甬上27人,集体到余姚黄竹浦向黄宗羲拜师求学,返回宁波后,成立讲经会,根据黄宗羲“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的思想作为讲经会的宗旨。

讲经会一反明中后期“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学风,认真研读儒家经典,反而招致“阖郡惊疑”,甚至有人“间出违言”。黄宗羲为了支持讲经会,欣然应邀至甬上讲学,正式创立甬上证人书院,并亲主教席。

甬上证人书院不设固定的院址和讲堂。多借僧寺、祠堂,或在学生家中讲习,颇像一个流动的讲学团体、学术团体。

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强调穷经、读史、经世,力改明末空疏浮华浅薄的鄙陋学风。全祖望在《甬上证人书院记》中指出:“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重视发扬经史致世的学风,是黄宗羲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甬上证人书院的独特学风。

甬上证人书院,除重视经史、文学之外,还重视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技知识的传授,有弟子回忆说:“维时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厉,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郑梁:《寒村杂录·寒村七十寿序》)以经术为本,辅之以史学、文学,以及天地律算诸学,归之于“经世”、“应务”,因而使“讲堂痼疾,为之一变”。

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教学中,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发挥,不唯司讲者从,不专主一家之说,而要“参伍而观”,“积思自悟”。这正是黄宗羲明显的实学思想和初步民主意识在书院讲学中的表现。

(2)颜元和漳南书院

颜元,明末清初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和卓有贡献的教育家。其思想特点是重习行而不尚空谈,因而改号习斋。 一生潜心自修,边事稼圃,边读书教学,不喜交际,不慕名利。他最得意的弟子是李塨〔gong工〕。后人称其师生的学说为“颜李学派”,其突出特色是“实”,强调“实文,实行,实学,实用”。在教育上强调习、行、动。

漳南书院,原为河北省肥乡县屯子堡所建的一所义学,县丞许三礼题此义学为“漳南书院”,郝文灿主持该学,因问学者日众,感到有必要另觅师长,以满足来学者的求学要求和愿望。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郝文灿远涉数百里之遥到河北博野造访颜元,意欲聘请颜元前往主持漳南书院。开始颜元未应,后经反复力请,颜元才答应受聘,赴漳南书院任教。但因漳水时常洪水泛滥,终于将院舍冲毁。颜元在漳南书院任教仅四个月,即归里还乡。

颜元在漳南书院任教的第一天,即在欢迎他讲学的开讲仪式上,讲读了他精心准备的《习斋教条》,表示要在漳南书院推行周公、孔子的六艺之学。他说:

昔周公、孔子,专以艺学教人。近世士子惟业八股,殊失学教本旨。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未能,愿共学焉。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只在二七日习八股举业。(《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颜元在漳南书院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为漳南书院制订了一个宏伟的远景发展规划。

请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东第一斋西向,牓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牓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书等科。东第二斋西向,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悬许公“漳南书院”匾,不轻改旧称也。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直西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皆北向。以上六斋,斋有长,科有领,而统贯以智仁圣义中和之德,孝友睦姻任恤之行……置理学、帖括北向者,见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左处宾价,右宿来学。(《颜李丛书·习斋记余·漳南书院记》)

颜元以复古的形式,构想了一个近代分科大学的蓝图。虽未能得以实施,但却提供了一幅发人深省的近代教育的早期理想模式。

(3)阮元和诂经精舍、学海堂

阮元(公元1764—1849年)是清代考据学派的代表,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到高峰,故又称乾嘉学派。其学术宗旨为“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以六经为根柢,由古书文字音训求义理,故也称汉学或朴学。

清代自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以后,积极兴办省城和州府县官办书院,书院数量大增,然而书院固有的讲学传统几乎丧失殆尽,师徒醉心于应考的时文帖括,只求功名,不务实学。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和不满,寻求改革的呼声日起,人们积极探索改革的途径。如:程廷祚(公元1691—1767年)在《上李穆堂先生论书院书》中,要求天下书院慎选山长,并“仿苏湖、白鹿之遗意以为教,入其中者先行谊而治经治史、务使各尽其材,以核其实,而勿责以科举之文”。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陈宏谋(公元1696—1771年)为紫阳书院新订条规,要求“每月课文两次,讲书六次,或四书,或经,或史,不拘长短”。钱大昕、杨绳武、卢文弨〔chao超〕、章学诚等都曾进行过改革,中心思想是“穷经学”,“通史学”,“博文道古”,“通经致用”,以摒弃举业时文,但均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阮元走上了弘扬汉学,恢复书院优良传统的道路。

阮元从青少年起就不满意“徒钻时艺”的学风,决心穷究经学,广泛涉猎自然科学,接触西方数学和天文学。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在出任浙江巡抚时,大胆进行书院改革,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就昔日编纂《经籍纂诂》时的旧屋50间,创立新型书院,名为“诂经精舍”,“选高材生读书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阮元在任两广总督时,又亲自选址,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上,开“学海堂”课士。

诂经精舍、学海堂的指导思想是“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不务浮华,专勉实学。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小学、天部、地理、算法等兼顾。阮元强调“士子读书当从经学始”,“欲论经济,舍经史未由也”。而要通经,只能由训诂通义理,“舍诂求经,其经不实”,只有掌握训诂考据之功,才能“庶免凿空逃虚之病”。但是,阮元极力反对为训诂而训诂,为考据而考据。他认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凡所论述,期实有济于用”,“通天地人之道”者才配称为“儒”。所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不仅传授经史、苍雅、星纬、金石、考订、文艺之学,而且传授兵刑漕河等经济之学。

诂经精舍、学海堂在教学方法上也有不少创新,首先,阮元虽亲自任教,更强调教师共同研究,“各用所长,协力启导”,以免门户派别之偏见。其次,教学以学生自学和独立研究为主,鼓励学生“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提倡集体讲议,辨难同异。再次,注重培养学生虚心、务实的学风。阮元反复强调:“讲学是非须实事,读书愚智在虚心”,“不能实学者,先入之见填满于胸,不虚心求是非,终于愚而已”。

在清代,绝大多数官学、书院学风腐败,不务实学,专事举业的恶劣环境中,阮元能够坚持“以转移末流之失,于以崇实学,育英才,厘而工之,将以驱而一之”,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