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早就有远古社会考试制度的传说，西周时代就有考试制度的萌芽。两汉时期正式确立了太学的考试制度和察举制度，这对于两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也为古代的考试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汉代的察举制度，权多操纵于诸侯王、公卿及地方官吏之手，为地方官和世家豪族所垄断，层层推荐往往只凭声名而不重才行，终于形成“以族为德，以位为贤”(王符《潜夫论·论荣》)的局面，难以察举出真正的人才。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长期分裂动乱，学校教育中的考试制度和社会选士中的察举制度都不大健全，为适应门阀士族集团的要求，创立了九品中正制，中正官都由著姓士族担任，门阀士族集团控制了选士大权，所以九品中正制只能“计资定品”，按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必然会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即使举行考试，也多“雇人答策”，考试制度难以全面实行。隋唐时期创立了分科考试的取人选人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封建统治者采用这种考试制度，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的。所以科举考试制度从一开始就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科举考试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加强中央集权和调动地方及个人积极性的关系，但助长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心理，以致产生钻营舞弊的恶习，而且这种恶习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科举考试制度将读书、应试、做官联系起来，使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结合起来，但导致了科举考试控制教育，使学校变成了科举考试制度的附庸和预备场所。科举考试制度克服了单纯以道德品行和家世门第录取人才的偏向，但未能真正实现以知识能力录取人才，反而走向了死读书、背教条、务抄袭的死胡同。科举考试制度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内容、标准、程序、步骤，有利于评分的标准化和客观化，但又助长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的流行。科举考试制度激发了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求知欲望，以致出现“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但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科举功名，只是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文章，看不起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以致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所撰《天工开物》序中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举人都落第后弃举业投医药学，花费了30年心血，撰成《本草纲目》，比西方“分类学”之父林奈的《自然系统》早200余年，内容更为翔实，但书成后却遭冷落，他的儿子后来把这本巨著献给朝廷时，明神宗批示：“书留览，礼部知道。”遂束之高阁。当时钻研自然科学，在社会上便没有出路，不仅要丧失功名利禄，甚至要遭到打击迫害。
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伪自由书·电的利弊》)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怪面人》中说：“像印刷术、火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活字印刷虽发明于北宋，却没得到推广，若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发明者毕升的这一伟大成就加以记载，中国人自己都难以相信中国人自己有这样惊人的创造。美国学者戴维·博达尼斯在《为什么现代科学在中国不曾发展起来》一文中说：“当欧洲还笼罩在黑暗年代的阴霾之中，中国的官员就已精神抖擞，乘着装有指南针的轻便马车，到各地去参观装置着固体燃料的探空火箭的一些天文研究中心。1000年之后，欧洲科学家在发动工业革命时，中国官僚却还在迈着固定的方步。相形之下，他们已经不那么精力充沛了。”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说：“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这种原因当然要归结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难以打破；归结于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强固有力，封建典章制度的完备严密；此外，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隔离、对科学技术采取粗暴贬斥态度的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长期实行，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中国缺乏经世致用人才、处处落后挨打的教训中，看出了以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弊病，于是在提倡开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提出了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主张。清末从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到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考试只重楷法试帖，题目出自《四书》、《五经》，而解释又必尊朱熹集注，甚至断剪经文，专考孤章绝句、疑似参互之处。例如《中庸》中有“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句，出题者上去“及其广”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仅以“大草”二字为题，使考生莫名其妙，难以回答。科举考试坚持以诗书取人，一旦录取之后，这些只会咬文嚼字、之乎者也的举人进士们，对于理财、典狱、治水、防灾，束手无策，自难胜任。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种考试内容，不断遭到开明知识分子的批评。鸦片战争以后，建议改革的意见很多。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礼部听取了一些人的意见后奏请“特开算学一科”。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有人奏请“开设艺学科”。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公元1860—1929年)请开“经济特科”，其中包括考试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器制造、工程设计等专门知识，不过八股文、诗赋，仍然考试。甲午战争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批判的集中点是用八股文取士。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指出，八股无用，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他要求“应请定制，并罢试帖，严戒考官，勿尚楷法”。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则强烈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皇帝提出废八股的请求。建议改变专考弓刀步石的武科为艺科，令各州县遍开艺术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声光、化电等分立学堂，选学童15岁以上入堂学习，然后改变考试方法，如此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康有为在1898年4月10日的奏折与代杨深秀草拟的厘定文体折均极力主张尽快废除八股，因为八股流传数百年，文题皆有蓝本，“务为割截枯困之题，侮圣言以难士人。士人以急于科第，亦争勾心斗角，便词巧说以应之”。于是数百万生童之人“穷志尽气，白首黄馘〔guo 国〕，日夜孜孜，仍从事于割截枯窘之八股，其为弃才莫甚焉”。6月16日康有为又利用召见的机会，面陈八股之害：“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也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戊戌变法时采纳了这些意见，曾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规定凡乡、会试及童试一律改试策论。戊戌变法后，八股取士一度复活。1901年清朝廷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
第二阶段：递减科举取士名额。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是清末“新政”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一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为表达他们对“新政”教育改革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不满足于废止八股，改试策论，而纷纷奏请递减科举考试取士名额。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提出递减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的建议。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张百熙等人也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并且预计“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
第三阶段：废止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制度虽几经改革，但仍与学堂并存。科考出身对考生仍有诱惑力，影响学生们进入新式学堂学习。有鉴于此，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xun逊〕、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他们从世界上文明之邦那里看到：强盛之源，均为创办学校，培养人才，而中国则相形见绌，所以他们认为：“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因此他们要求：“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光绪政要》卷三十一)清朝廷迫于形势，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决定“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隋唐起，科举考试制度实行1300余年，至此完全停止，它标志着中国古代考试制度的终结，中国近代考试制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