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越来越严密，规矩也越来越多，防范与惩治办法也越来越精细。如清代规定凡乡试以上的考试，均实行弥封、誊录制度，考生入场，有士兵监视，制订有严格的门禁制度。《科场条例》规定：“内阁刊刷殿试题纸，由部奏派护军统领一人，率护军校等于前后门外，严密稽查，以杜泄漏。士子于试前，有撰拟策冒，分送请托者，察出严参治罪。”(《光绪会典》卷三十三)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开始，规定阅卷大臣必须于文华殿阅卷，在文华殿两廊和传心殿的前后房间歇宿，并令管理监察的王公大臣、科道官与阅卷官一起居住。卷子看完后，才离开文华殿大门，由护军统领管理试卷。如果舞弊被揭露，则重重惩处。对于士子采用搜检之法，定制极严。顺治时规定：士子进考场，需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雍正、乾隆时重申禁条，不准携带木柜木盆、双层板凳、厚褥装棉、卷袋装里。还宣布砚台不许过厚，毡毯必须无里，皮衣必须无面，笔管镂空、水注用瓷、蜡台单盘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考生所携带的竹、柳考篮，应编成格眼，面底花案一致。在贡院设下两道门搜检，差役排成两行，考生开襟解袜亮鞋，衣服器具一一细查，倘若第二道门搜出夹带之物，头门差役则照舞弊惩处。搜查之后，各自按卷号进入号座，不得停留，进屋关门上锁，不得私自开锁出入以及传递什物。此外，还特下悬赏令，搜得作弊者一人，给银三两。因而不少衙役搜寻私人纸片，因以取利。对于怀夹舞弊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参见《清朝文献通考·选举考一》)。对于如此严苛的搜查之法，当时就有很多人反对，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吴炜〔wei伟〕说：“科场搜检，凡情真罪当者，尚不足惜，然以一二十人之不肖，遂至累及千万，露体亵慢，非所以培士气而鼓善类。”(《国史旧闻》卷五十九)
清嘉庆时有一位文人沈廷桂，仿《阿房宫赋》作了一篇骈文，形容了当时搜检之严和士人的心态：
八股立，三场设，秀才集，贡院塞。覆压九千余号，不见天日。行台北构而西折，直登文场。一位主司，各谨关防。头炮警众，三炮开阁，听点传呼，争先捷足。各抱考具，铺阵紧缚。挨挨焉，挤挤焉，凳脚篮头，猝不知为何人跌落。
清缪艮编《文章游戏》，其第二编卷三有一首《浙江乡闱诗》刻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也很有意思。原诗很长，只摘几段：
闱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
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
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直如囚。
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
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
监军问姓亲标写，同号通名浪应酬。
尘封急欲寻笤帚，瓦漏还须盖网油。
敲紧竹钉排雁翅，浓熏艾把避蜒蚰。
粉墙靠背衣裳白，脚板悬空露水稠。
梦扰不宁听鼻息，夜深假寐数更筹。
若逢久雨泥相伴，偶遇狂风烛易流。
时暖那堪添黝闷，阴寒何处觅衾禂〔qinchou侵愁〕。
传题静候鸡三唱，待旦还看月一钩。
瓦罐互争声扰扰，汤烟初沸响飕飕〔sou搜〕。
煤锅煮粥乌云集，咸水煎汤绿晕浮。
毛竹削成双筷子，饭团结住燥咽喉。
分来鲞〔xiang享〕鱼全无味，做到文章便有忧。
官生仆从凶如虎，教职衣冠老似牛。
东首接来皆坐轿，西边归去惯乘舟。
经文施舍堆常满，笔墨携来送不休。
面目顿怜消瘦也，胸襟从此展舒不〔fou否〕。
这首描写从举子“过堂”进考场到走出考场全部经过的长诗，具体叙述了应试举子的受辱忍气、堂屋院场的破漏积尘、天气环境的恶劣艰苦、彻夜笔答的紧张疲劳、做饭食用的艰辛难堪、考官大人的老朽凶狠，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清代科举考试对举子身心的折磨摧残，表达了对举子们的深切同情，流露了对科举考试制度的不满。
清嘉庆(公元1796-1820年)士子佚名于嘉庆甲戌写成《都门竹枝词》80首，从八个方面记述了清都京城的历史风貌、人情风俗，其中描写举子穷愁潦倒的组诗《考试》很值得一读：
盘费全无怎去家？穷愁潦倒驻京华。
逢人便说留心馆，房饭钱多不肯赊。
派得馆童使唤难，由来欺负是寒酸。
两餐打发全无事，那管先生渴口干。
日来愁绪满怀萦，偶尔闲游一出城。
回去稍迟饭已过，枯肠直饿到天明。
寒宵聊伴短檠〔qing情〕愁，直待更深始倦眸。
才起更时灯已灭，明朝自己要添油。
出闱自命蹑云梯，看相求签日夜迷。
直到满街人乱报，犹然占课问高低。
这一组《考试》诗，着力描写了清代在京应试举子的生活和心态，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握，不得不“日夜迷”恋于“看相求签”或“占课”问卜，询问吉凶祸福。
尽管科举考试中的防弊措施甚严，但是科举考试中的贪污受贿、弄虚作假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诸如贿买、钻营、夹带、枪替、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各种名堂，屡见不鲜。譬如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会试空缺第一名，是因为考中会元的沈同和在考试中，有的文章是通过夹带抄袭别人的，有的是由邻号赵鸣阳捉刀代笔的。事情败露后，沈同和、赵鸣阳都远谪戍边。据周玄暐〔wei 伟〕《泾林续纪》载，考生舞弊手段越来越巧妙，有的是事先请善于写字的人把《四书》《五经》用蝇头小字抄写在金箔纸上，每页一编，工价三分。经书有千篇，厚度还不到一寸。然后可把这些薄纸片藏在毛笔管中，或藏在厚砚台底部，或藏在草鞋底间。另有人用药汁做墨，把经书抄在青布裤上，毫无形迹。进入考场之后，用泥土涂抹，随即把泥土拂去，字就显现出来了。这种衣裤，每件价银百两。还有人贿赂考官，把事先拟好的文章埋藏在考场内，待进入考场后再取出来作为答卷。所谓割卷，是贿赂考官利用批阅试卷的机会调换试卷。如万历年间福建考生马某的考卷被人调换，马某落第自杀，却有人用被调换的马某考卷考上了第四名。还有人贿赂誊录官与分卷官，受贿者在分卷与誊录时作手脚，把探听到的佳卷秘藏起来，投送到行贿者的名下，换卷誊录，或毁弃其试卷，把佳卷当行贿者的试卷。据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载，主考官阅卷疏忽，往往也造成许多荒唐事，如有的考生抄袭坊刻旧文，不改一字，居然没有被发现。所以顾炎武批评说，阅卷只重头场的“八股文”，其实恐连八股文也不细看，只看破题与承题几句，试卷中的谬误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明英宗天顺初年的会试，主考官薛瑄、钱溥、吴节、孙贤等人，都是内阁大学士许道中等权贵荐引的。这些考官就知恩报恩，发榜时，许道中之子、总兵石亨之侄，皆以私取。而这次会试试题就有错误，如《论语》题，漏掉“颜渊问仁”的句子。这些权贵子弟的考卷更是错误百出，如回答《孟子》题，把公都子的话说成是告子的。事情传出，舆论哗然，于是有人编一首讽刺诗：
圣主开科取俊良，主司述谬更荒唐。
薛瑄性理难包括，钱溥春秋欠主张。
吴节只知贪贿赂，孙贤全不晓文章。
问仁既是无颜子，配祭如何有太王？
告子冒名当问罪，周公系井亦非常。
阁老贤郎真慷慨，总兵令侄独轩昂。
榜上有名谁不羡，至公堂作至私堂。
这首讽刺诗，把当时考场的黑幕揭露得淋漓尽致，权贵们当然不肯罢休，指挥特务们追查诗的作者，由于广大群众与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保护，追查没有结果。
明代状元，有的因为相貌丑陋而被抑置后的。如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的殿试，原定王艮为状元，后因其貌不扬而降为第二名，让胡靖当上了状元。明英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殿试原定张和为状元，英宗派太监细察，发现他的眼睛有病，于是将张和降为二甲，让施槃〔pan 盘〕当了状元。还有因为名字不为皇帝喜爱而被降置后等的。如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殿试原定孙曰恭为状元，但皇上说“曰恭”合起来是“暴”字，于是降他为探花。同时皇帝发现考生“邢宽”名字好，表示刑法尚宽，喻意仁政，而与“暴”政相反，遂决定邢宽为状元。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殿试原定吴情为状元，但皇帝认为此人“无情”，怎能当状元？遂降为第三。正当圈定名次之时，忽然高悬的殿幡被风刮起，结成一个“雷”字形状，考官们受到启示，赶忙在名单中找出了一个叫“秦鸣雷”的，于是秦鸣雷当上了状元。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殿试，初定祁顺为状元，但有的考官认为祁顺的名字与皇帝英宗朱祁镇的名字音调接近，传胪唱名时多有不便，遂换王一夔为状元。清朝也有这样的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殿试，正值光绪皇帝三旬寿辰，当考官们在确定殿试名次时，忽从名单中发现了“王寿彭”三个字，觉得“寿比老彭”意思深远，(老彭是古代传说中高寿的人)决定录取王寿彭为本科状元，表示给皇上祝寿，祥瑞吉利。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读卷大臣原拟朱汝珍列第一名，据传，怕慈禧太后不悦，因光绪帝宠妃珍妃向为慈禧所恨，且已被置死，朱汝珍的“珍”字却与之相合。是年又值久旱不雨，见到刘春霖〔lin林〕的名字，以为吉祥，遂定为一甲一名，刘春霖成为“第一人中最后人”。王寿彭、刘春林二人夺大魁事，传说纷纭，信史阙如，有待进一步考证。
明清时期科场丑闻不断发生。如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已巳科殿试后朝考，阅卷大臣与考生串通，在应试文章内暗示姓氏，以通关节。是科阅卷大臣以拟取各卷进呈，所拟第一名严本的卷中有“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句，暗通考生姓名。所拟第二名卷中，用“维皇降表”暗告考生王世维之名。拟取为第三名的鲍之钟，其文内有“包含上下”句，包为鲍之半，且谐音以通姓氏。拟取为第五名程源，其文有“成之者性也”，“成”与“程”谐音，以示其姓。乾隆皇帝亲折弥封审阅试卷时，发现了其中的破绽，认为这决非偶然巧合，遂命军机大臣同原阅卷官复核，将作弊者置榜末，并将阅卷大臣交部议处。(见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与清黄崇兰《国朝贡举考略》)
又如咸丰年间科场有所谓“递条子”以通关节之法，甚为猖獗，薛福成在《庸盦〔an 庵〕笔记》中道出了条子的奥秘：“条子者，截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之字以为记验，凡与考官房官熟识者，皆可呈递，或辗转相托而递之。房考官入场，凡意所欲者，凭条索之，百不失一。盖自条子兴，而糊名、易书之法几穷矣……咸丰之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敏给者常制胜，朴讷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识，闱中不知而摈之，及出闱而咎其不递条子者。又有无耻之徒，加识三圈五圈于条子上者，倘获中式(试卷合乎规格者称作‘中式’)，则三圈者馈三百金，五圈者馈五百金，考官之尤无行者或歆〔xin心〕羡之。不知此风始于何时，世风日下，至斯极矣。”
科举考场似成为买卖市场，在《清稗类钞·考试类》中记有所谓“老童入场卖警句”的故事，说有一老童生每逢童试必入场，且自标于桌曰“出卖警句，每句钱七文，不二价。”每场带一蟋蟀盆入内，而日暮之时，盆中钱满，旋出考场。这种在考场公开作八股文句买卖的，竟然生意兴隆。
甚至有时皇帝也参与作弊。如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从西北凯旋回京的将军兆惠参加辛巳科殿试读卷。兆惠说自己不习汉文，不能胜任此职，乾隆皇帝竟给他出主意：“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示意兆惠依照其他阅卷官于试卷上圈、点多寡，照葫芦画瓢。但待拆封试卷后，第一名为江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赵翼，第二名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胡高望，第三名为陕西韩城人王杰。乾隆帝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为表示对西北地区的重视，乾隆帝将一、三名对换，陕西王杰遂成了状元，赵翼则屈居第三。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录取原则已失去其意义。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科状元陆润庠有一个好友，为湖南人士李幼梅，博学多才，却科场不顺。闲谈中，陆润庠见李幼梅在吸水烟袋，遂许愿说，若日后他任主考官，令李于诗中以“水烟袋”三字作暗记。果然陆后任湖南乡试副考官，即写一信给李，提示李不要忘记“水烟袋”三字。此事被李的岳母得知，岳母私将此事告诉其他二婿。闱中试卷散见“水烟袋”之暗迹的有三份，考官反取了其中前面所阅二份，后一份则置于副榜之中。待发榜时才发现所取中的为李岳母的另二位女婿，而李幼梅却落于副榜之中。此科考试试帖诗要求押“出”韵，其中一份卷子有这样的诗：“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可谓滴水不漏。(参见《清稗类钞·考试类》)
《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社会末期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作了生动的描述。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写了一首“俚曲”——《禳〔rang〕妒咒》对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作了深刻的揭露：
学棚里原是傀儡也么场，撮猴子(操纵木偶)全然在后堂。最可伤，瞎子也钻研着看文章。雇着名下士，眼明又心强，本宗师也做的有名望。若遇着那混帐行，肉吃着腥气屎吃着香。我的天！丧良心，真把良心丧！
宗师的主意甚精也么明，只要实压着戥〔deng等〕上星。求人情，好歹将来未可凭。不如包打上二百好冰凌(指白银)，上公堂照他皮脸扔。要进童生是童生，要进几名是几名。我的天！灵应真，可有真灵应！(《蒲松龄集·聊斋俚曲集》)
科举考试制度已到了这种地步！充满了腐败、黑暗和铜臭气味，反映了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没落。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劝勉勤学以求功名富贵的思想，导发出一种强力磁场，吸引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家庭。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文，刊刻在童蒙读物上，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现杂录若干首：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
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
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上录诗句，虽不一定是明清时代所产生，明清时代却颇为流行，深入到千家万户，即使是不识字的妇人孺子，亦莫不知晓。
明清时期民间还有“一寸光阴一寸金”之谚，这也与科举考试带来的劝勉读书勤学的社会风气影响有关。清人王有光在《吴下谚联》卷二中对这句流传广泛的醒世格言作了评述：“一寸光阴一寸金，此为读书者发。自七八岁至二十岁，所读得之书，至老犹能记诵，此际光阴是赤金。二十后至三十，心思增长，易于会悟，然较前易忘，此是黄金。三十至四十，正运兑使用时候，乃白金也，犹是足色纹银。四十后是元丝，记诵会悟俱不及前，而设使作用，立功成德，正在此时。五十岁后，便成夹三。过此以往，是铜是铁，是锡是铅，五金皆金，而用不同矣。若少时记诵不懈，至此会悟仍灵，以后运用，价值尤贵，即白金，亦是黄赤，皆因炼久丹成，汞源不涸也。古人耄〔mao贸〕而好学，能使铅锡化为金银。倘青年怠惰，已将金银作铜铁用矣。三四十后，即瓦砾耳。并不及铅锡。”为求科名，挑灯夜读者遍及千家万巷，如诗人晁冲之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这些是古人求学读书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我们今天仍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