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国运较长，政局相对稳定，这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王朝一方面要求地方官员向朝廷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另一方面积极推行科举考试制度，逐步扩大考试科目，增加考试内容，完善考试程序，从而使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了以荐举为主的选士制度，成为当时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用人取士制度。
唐太宗执政时期，实行偃武修文的文教政策，重振教育，扩建学校，兴建校舍，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以确保科举取士的数量与质量。同时，大力推行科举考试制度，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以达到巩固唐王朝的目的。他规定进士读一部经史，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赴尚书省，第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考试完毕。由于实行学校和科举考试并重的指导方针，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唐高宗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日趋健全，取士名额有所扩大。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武则天要求参加明经科考试的士子都要学习《孝经》和《论语》，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一项内容。后她又规定贡举人停止学习《老子》，改学她编的《臣轨》。《臣轨》是武则天规诫群臣“镕范身心”的训条，是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期间科举考试读本。仿唐太宗《帝范》，编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12篇，二卷，各篇均有注文加以阐释。直到唐中宗复位后，才废除学习《臣轨》，重习《老子》。武则天不重视学校教育，十分重视科举考试制度，她亲自策问贡士于洛城殿，开创了科举考试中殿试的形式。她令人练武习功，以长垛〔duo舵〕、马射、马枪等为考试内容，通过武举来选拔军事人才，从而开创了武举的先例。她针对考场舞弊之风，要求在考试时，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开创了糊名考试的方法。她大开制科考试，通过制举，“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缺”，“其次与出身”(《通典·选举三》)。对于出身低微的士子，这是获官、至少是取得入仕资格的一条便捷途径。在职官员也可通过制科考试迅速擢升。
唐玄宗纠正了武则天轻学校教育重科举考试的做法，重新调整了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之间的关系，使二者都得到发展。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诏天下每岁贡士，减《尚书》、《论语》策，加试《老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在京都长安设置了崇玄学，地方诸州也设立了崇玄学，同时增设道举来选拔精通道家著作的人才，道举考试的方法和明经科相同。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即是说，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经过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学习。到了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科举考试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完备的考试制度了。“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十通分类总纂·选举类》)
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改革了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将以前试《尔雅》改为试《道德经》。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为防止考官舞弊，实行别头考试，即把考官的亲属交给吏部的考官去负责考试。以后仍有局部的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