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一方面开创太学，培养与选拔人才；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察举制度，发现与选拔人才。通过这两条途径，充实汉王朝的官吏队伍。
所谓察举，亦称荐举，是由汉王朝的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依据考核，把民间及基层官吏中的德才兼备者推荐给朝廷，由朝廷授予他们一定的官职或提高其官位。
据《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刘邦曾诏令诸侯王和地方郡守察访民间德才兼备的人，并把这些人送到京城。如果不执行这项命令，没有把地方上贤德之人推举出来，一旦发觉，就要罢免其官职。汉文帝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这种察举办法逐渐形成制度，文帝还亲自出题策问，要求被荐举的“贤良”之才，针对时政提出建议，答策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然后酌授官职。这是汉代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以选拔人才的开始。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策试”中，晁错名列前茅，被封了官。《汉书·晁错传》载：“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汉武帝即位以后，对于举贤十分重视，刚即位不到一年(公元前140年)就下令举“贤良”。这次被推荐的“贤良”之才百余人，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对策”中连对三策而被列为上第的。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亲自策问，公孙弘策试第一。
察举的名目很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常科，经常举行的科目，又作岁举，即为每年定时由各州郡长官按规定名额向朝廷荐举人才之制；另一类属非常科，或叫作特科、特举，即根据皇帝需要临时指定的特别选士科目。常科有孝廉、茂才等科；非常科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至孝、童子等科。
(1)孝廉科：创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即举孝子与廉吏各一人，为按照孝子廉吏的标准察举人才的科目。至东汉时，孝廉便“合为一科”(《文献通考·选举七》)。其为两汉察举制中最受重视的常科。由于各郡区域大小不等，人口多寡不一，东汉时则实行按地域、人口比例分配贡举名额，大致每20万人岁举一人。《后汉书·丁鸣传》记汉和帝时规定：“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被荐举的人，须先试任一年，如能够胜任职守，则可转为正式官职。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举他的地方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所谓“孝”是对民说的；所谓“廉”是对吏说的。举“孝廉”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选拔清廉的官吏，充实官吏队伍，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在民众中宣传道德风化。在察举制度下，士人能否当官，一般取决于能否被推荐；而能否被推荐，又取决于乡闾民间的舆论。以“声名”取士，这是察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既然察举重视士人在乡闾的名誉，因而“声名”与士子的前途关系极大。于是士人作伪求名之事也就层出不穷了。如东汉初年时有位名叫许武的人被推荐为“孝廉”，为了让他的两个弟弟也成名，于是提出分家，许武自取肥田广宅以使他的两弟能获“弟兄克让”的美名而获荐举。等其弟弟已被荐举之后，许武又把田地、财产加三倍地归还其弟，他又博得更高的声誉(《后汉书·许荆传》)。又如东汉中叶有一人叫赵宣，他在其父母死后住在隧墓中守孝20余年以骗取孝名，实际上他的五个儿子均系隧墓中所生。郡太守陈蕃调查核实后揭穿了真相，斥责他“诳时惑众，诬污鬼神”(《后汉书·陈蕃传》)。由于察举大权操纵在州郡等各级地方官吏手里，士人没有门第和靠山便很难被举。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不得不走权贵之门，交游结纳，士风日恶，出现一些巧饰虚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并被操纵察举的官僚大族所利用。所以靠这种制度，很难选拔到真正的人才。《抱朴子·审举》引东汉一首民谣，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的腐败现象：“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2)茂才(秀才)科：西汉时称作秀才，东汉为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秀作茂，故称茂才。茂才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又称作“茂才异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等。茂才科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西汉时，茂才为察举特科，或单独举行，或与贤良方正科一并举行。东汉光武帝改其为岁举，以后茂才与孝廉往往并称、并举。但孝廉均为郡举，而茂才西汉时间有郡举，东汉时多为州举。
茂才被举的资格，在西汉时虽属吏民并举，但必须是奇才异能之士，若无相当才识与经验者实难应选。茂才之选实在于对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官吏的升迁提拔，所举茂才多授以县令官职，或相当于县令级的官衔。茂才所拜官与孝廉不同，孝廉初多拜为郎，然后再由郎擢为县令。汉制，县令品秩为1000石至600石，而郎中秩比300石，侍郎秩比400百石。显然，茂才的起家官要比孝廉高。但东汉茂才为岁举后，渐成例行公事，所举之人多为无能之辈，及至灵帝时，茂才竟变为金钱交易之物，凡被举茂才，无力出“助军修宫钱”者，不得迁官。迁官要出重资，一时间“颠倒贤愚，贸易选举”，腐败成风。
(3)贤良方正科：所谓贤良方正，指德才皆优者。始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此后两汉各帝屡有诏举，为汉代察举特科中较为常见并最受重视的科目。此科多开在国家遇有日食、地震、奇特星象、瘟疫流行及各种自然灾害之后举行。依据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等人“天人感应”之说，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人世帝王过失的警告。由于帝王“治理人民德薄能鲜”，必自我检讨，以期顺天应人而礼诏贤才，广开言路，以匡正过失。
贤良方正科，有时可称“贤良”或“方正”，也可在“贤良方正”之后再接连其他名目，或把“贤良”与“文学”连作一科。所谓“文学”指儒经，或指通晓儒经之人。如文帝、武帝诏举贤良方正，得举者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皆称“举贤良文学”。察举贤良方正，是依照皇帝诏令，由诸侯王、列侯、三公、将军、诸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司隶校尉、州牧、郡守国相等高级官吏举荐。被荐人的资历绝大多数为现任官吏及州郡属吏，且博学通经，明达政务，察举出的贤良送至朝廷，由皇帝亲自主持对策，有时皇帝还要“两策”、“三策”，反复进行策试。对策多问以治国之道、历代兴衰之变或有关经义方面的问题，皇帝对应举人的对答分别高下，而后授以官职。对策后所授之官多为秩比600石以上至秩比2000石之间。
(4)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之人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两汉各科察举都重视儒经，而又专设明经一科，更表明对儒经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诏举“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汉书·武帝纪》)，可能是明经科的开端，但明确专置明经科则是在东汉。据《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此诏为明经科专设的明确规定。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规定：“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后汉书·顺帝纪》)即对于举明经科的士子考试不合格者，需进太学中补为弟子，以便深研儒经。这就沟通了察举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明经科考试不合格者可补太学弟子，以便今后再试明经科，为后世“科举必由学校”之滥觞。东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后汉书·质帝纪》)。凡明经科举出的士子超过50岁者，也送至太学深造，继而参加太学的考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
(5)明法科(治狱平)：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才。西汉后期，面对社会危机，朝廷强调法治，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令“中二干石举治狱平，岁一人”(《汉书·平帝纪》)。平帝时将察举治狱平(明法科)定为岁举。此科的开设，实则在宣扬儒术德治的同时，也不忽视法治，强调国家应注意选拔明习律令的人才，给予研习刑法律令的人以升迁的机会。
(6)童子科：汉代察举还专设“童子科”，规定年龄在12岁至16岁之间，能“博通经典”的可选入“童子科”。汉初就注意对才能优异的少年儿童破格推举并任用。据《文献通考·选举·童科》载：“汉兴，萧何草律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东汉规定儿童年12岁至16岁，能“情通经典者”可以入选，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授以官职。如左雄把聪明通经的少年谢廉、赵建章举为童子郎。当时童子郎，曾风行一时，如臧洪15岁拜童子郎；任延12岁，号为“圣童”；杜安13岁，号为“奇童”；黄香12岁“博学经典”，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考童子郎中还有一段趣闻：“司马朗年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he河〕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司马朗因身体高大，监试者怀疑他隐瞒了年龄，他当即对监试者给了有力有理的回答，使监试者为之惊异。
察举童子是一种发掘早慧、奖励天才儿童的方法，这表明中国早在汉代就重视对才能优异儿童少年的培养和擢用。童子科目的设立确实发现一批奇葩早发之才，但也使得一些儿童过早涉入读经以求仕进的圈子里，束缚其身心的健康发展，以致出现个别优异儿童所谓“江郎才尽”的后果。
此外，汉代察举还有勇猛知兵法科、治剧科(察举能治理难治理的郡县方面的人才)、尤异科(察举官吏中政绩最好的人才)、明阴阳灾异与有道科、至孝科等等，科目设置五花八门，常科与特科相兼，文实相济。后逐渐演进出一套选士的标准：“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后汉书·百官志》应劭注引《汉官仪》)这实际上是从宏观角度对汉代察举各科选士考核标准的概括。汉代察举诸科的名目多为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科目所沿袭，如秀才(茂才)、明经、明法、孝廉、贤良方正等科目亦为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科目。
汉代察举制的关键环节在于推荐人的举荐，而举荐的标准如德行，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时至东汉，贵戚操纵察举，权门请托、贿赂公行之弊横生，同时随着所举孝廉与年增加，太学生岁试高第补郎者亦甚众，造成已非有限之官缺所能消纳，应举未官者颇多，更加重了权门贵戚奔竞请托，《后汉书·种暠传》说：“今当举之孝廉，多得贵戚书令。”
针对当时察举制度的流弊，东汉顺帝时的尚书令左雄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上书痛陈官吏“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朱紫同色，清浊不分”的情况，强调要用贤才，而要用贤才必须严格考试。因此他提出建议：察举“孝廉”第一要限制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因为孔子说过“四十而不惑”。第二要严格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炼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后汉书·左雄传》)意思是说，考试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儒家经典，并依据自己的“师法”与“家法”解释；二是考治政的表奏、文件等。先要在公府初试，然后在端门(即后来的御史台)复试。经过严格考试之后，才可选到有真才实学的贤才，以改变当时的不正之风。汉顺帝接受了左雄的建议。左雄在改革察举制度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年(公元133年)考试时，经严格复试，因错误推举而被降职免官的达十余人，这一下官吏们便不敢轻举了。《后汉书》的作者范晔〔ye夜〕认为当时察举弊病确实严重，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他称赞左雄坚持考试，严格把关，不但使国家得到了不少真正的人才，而且对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西汉岁举孝廉是不需要考试的，但其他选士科目却已用考试来甄别士之高下。左雄改革加强了察举制中考试的因素，为后世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选士制度提供了借鉴。
总之，汉代察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推荐为主，以考试为辅，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特点。考试的方式很多，大致有以下几种：
⑴皇帝策试 皇帝亲加策试，从文帝、武帝始，直到东汉一些皇帝在察举诏令中，常有“朕将亲览”、“朕将策之”等语。
⑵公府考试 郡国地方岁举人才到京师后，由公府分别考试。东汉左雄改革以后，创立了在端门复试的制度，表明考试的成分越来越重，成为汉代察举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⑶太学课试 太学不仅是国家最高学府，也是一个国家的考试机关。太学除负责太学生的教学与考试之外，也允许非太学生参加太学代表政府举行的定期考试，并根据成绩给予校外知识分子一种荣誉或资格，作为分配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
⑷童子考试 对智能优异的少年儿童给予单独考试并破格推举、任用。
汉代选拔统治人才，以荐举为主，辅以考试。察举是否得其人，还要经过考核，以试其实，最后量材录用。这种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更加全面地衡量选拔人才，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举而无实，靠请托而擢选，又不致于仅凭一纸试卷定取舍，而忽略素日品行才学。这是汉代察举制度与考试制度给后世留下的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