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兵书内容博大精深，论述宏阔，它既包括战争、军事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诸方面关系的内容，又包括战争、军事领域内诸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中国历代军事家在探讨战争和军事问题时，都无不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内容和表述方式，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和面临的形势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战争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等基本观点是始终不变的。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群雄争霸的政治需要，各诸侯国纷纷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孙武把“道”(即政治)和“主孰有道”，看成是称雄争霸和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阖闾纳其言，取得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的霸主地位。吴起建议魏文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改革政治，加强军事。文侯用其计，开创了“辟地四面，拓地千里”的强盛局面。吴起到楚国后，楚悼王用其计，遂威震四方。《淮南子·兵略训》认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只有“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才能使诸侯顺服。可见该书是把实行仁政，看作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条件的。
明朝后期，海警与边患并起，为适应守土保国的政治需要，赵士桢便上奏朝廷，提出了防海备边、御倭拒虏的战略，建议朝廷大力发展火器，以“张国威”，以“挫凶锋”。同样，清朝后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清军屡战屡败，为适应抵御外侮的政治需要，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方针，建议造坚船，制利炮，练精兵，以为制夷之用。晚清朝廷也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下，推行军事自强政策，企图借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人类对战争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加深的，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虽然直到19世纪初，才被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科学地揭示出来，但是中国军事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令后人钦佩不已。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经济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础。战争会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没有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有败亡的危险，孙武就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告诫，所以历代军事家都主张要把强兵建立在富国的基础上。孙膑在与齐威王探讨强兵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了“富国”是“强兵之急”的主张。管仲在《管子·治国》篇中指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即只有国家富裕，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战胜敌人；只有战胜敌人，才能守土保民，拓地开疆。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以农立国，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通常所说的富国也就是指五谷丰登，仓廪充实的富足景象。所以李筌说，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国家要“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谋不足其成其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效法西汉大将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大力发展屯田事业，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使边地有“储积之饶”，军士“无乏粮之虞”，保证了建明战争和统一战争的胜利。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论后勤军需的《辽东军饷论》、《军需则例》等专著。
指人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对此，历代军事家都有明确的看法，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深化。孙武在开宗明义的《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当政者“不可不察”，鲜明地反映了其“备战”、“慎战”的战争观。吴起则分析了战争的五种起因，要求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之。司马穰苴则提出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杀人安人，杀之可也”；“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等至理名言，充分反映出司马穰苴主张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谴责穷兵黩武，告诫忘战者必危的战争观。竹简《孙膑兵法》则阐发了孙膑“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辩证观点。徐建寅针对列强论兵不论理，挟势称兵，恃强凌弱的侵略本性，强烈呼吁“全国上下一心讲求兵学，练兵备战”，以打退列强的侵略。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人志士，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不畏惧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美德。
通观历代兵书著述家的论著，在论述建军治军问题时，几乎都一致主张国家须建立一支由良将统率的精兵。他们所称道的良将既要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又应具有智、信、仁、勇、严、忠、理、备、果、戒、约等优良品德和修养。他们所赞赏的军队则是由精选的士兵组成，具备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赏罚公平，服从命令，人心齐一，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拼死效力，舍生忘家，敢冒锋刃等精神。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兵所组成的军队，便能无敌于天下。“岳家军”和“戚家军”便是这种军队的典范。
从《孙子兵法》到《兵学新书》，均提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既有一般的也有特殊的。归纳起来大致有战前的谋划和部署，作战中的应变措施，战争结束时的善后处理等方面。战前的谋划是要求战争指导者，须在充分估量和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即“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做出周密的部署和应变的措施，掌握夺取战争胜利的主动权；其最高的要求便是争取获得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结果。在战争进行中，战争指导者要善于通观战争的全局，照顾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要善于因天(时)、因地(地理、地利)、因敌、因我、因战(不同的作战样式)、因器(敌我双方所用的兵器)的不同而随时变化战法，切不可拘泥死板，套用陈法，食古不化。在战争结束时，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即胜利要总结经验，寻找不足之处，以利再战，并教育部众对民秋毫无犯，善待战俘，败则要吸取教训，整军补瑕，力求再战时转败为胜。
所有的兵书都几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方面的内容。通过政治训练，使将帅具有良好的将德，士兵具有守土保国、为国献身的精神；通过军事训练，使将帅具有良好的将能，士兵具有熟练的技术和战术；通过阵法训练，使将帅具有布阵的才能，士兵具有熟悉各种作战队形的本领。
军事制度包括军队的编制体制、各级武官的设置、兵员的征集等。除一般兵书的论述外，还有不少专著，如《历代兵制》、《补汉兵志》、清朝的《皇朝兵志考略》，以及专题兵制《古代兵符考略》等。军事法规包括历代的各种条例、律令，如《尉缭子》的“重刑令”、“伍制令”，《武经总要》中的“赏格罚条”，清朝的《八旗则例》、《工部军器则例》等法规性条例。
这一类论述，大多集中在明清时期的各种专著中。如明朝的《九边考》、《九边图说》、《九边图论》、《九边图考》、《山海关志》、《三关志》、《四镇三关志》、《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清朝的《洋防说略》、《防海新论》(中译本)、《江防图考》、《江防考》、《江南经略》、《江防总论》等。这些专著既阐发了边海(江)防思想，又列举了边海(江)防的沿革和图表。
军事技术包括兵器、战车、战船、军事筑城、军事通讯、军事交通、军事航海等内容。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在通论性的兵书中只是点到为止，未做详论。在综合性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武经总要》、《武备志》、《兵学新书》中，则列有专题门类。在军事技术专著中则论列详尽而系统，从设计制造到战场使用，几乎无所不包。冷兵器专著有《耕余剩技》、《古今刀剑录》；火器专著有《神器谱》、《火龙经》、《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炮法求新》(中译本)；涉及战车的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战船专著有《龙江船厂志》、《清江船厂记》、《南船记》、《兵船汽机》(中译本)；军事工程专著有《守城录》、《营城揭要》和《营垒图说》(中译本)。在上述兵书中，既论述了制器和用器、造车和用车、造船和用船、筑城和攻守城的指导思想，以及坚持创新、力求精益求精、熟练技巧和灵活运用的观点，又详尽阐述了兵器、战车、战船的形制构造，以及军事筑城和其他军事工程的规制、构筑方法、各种样式作战中的技术和战术，还有不少附图示意，供制造和使用者参考。
除上述阐述的问题外，历代兵书还论述了间谍侦察、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军事天文、军事气象、军事占候、军医、军马、军屯戍边及乡约民防等问题。其论著有《孙子兵法·用间篇》，《二十一史战略考》、《读史兵略》、《十七史百将传》、《广百将传》、《读史方舆纪要》、《灰画集》，《纪效新书》、《兵录》和《武备志》、《医方备要》和《神器谱·倭情屯田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