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元仪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编纂的兵学巨著《武备志》，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多、门类最齐全的军事百科全书，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等，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朝著名学者茅坤之孙，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生，自幼好学，尤喜兵农之书。成年后，对长城沿线的隘道了如指掌。面对后金的崛起，明廷的腐败，他立志发奋著书，探讨历代兵法韬略，搜集器械战具资料，积15年心血，辑成了《武备志》，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刻印(见图16)。 自此声名大振，以知兵之名被任命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并到江南募集战船舟师，提高明军战斗力。与孙承宗、袁崇焕、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同为御敌保国之中坚。孙承宗遭排挤后，茅元仪亦被削除官职，告病南归。崇祯帝继位后不久，他进呈《武备志》，因被权臣王在晋等中伤，以傲上之罪被放逐至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冬，后金骑兵直逼北京，孙承宗再度奉命督师。茅元仪和24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击退后金军，解了北京之危。茅元仪因功升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不久被权臣所忌而解职，又受辽东兵哗之累，遣戍漳浦(今属福建)。辽东军情危急时，他又请求效死勤王，遭权臣阻挠，约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一说公元1640年)前后纵酒而亡。茅元仪文武双全，时人称道“年少出西吴，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他一生曾著有60多种、数百万言的著作，但因屡遭禁毁，散佚较多，而《武备志》得传后世。
图16 天启元年本《武备志》
《武备志》共240卷，200多万字，附图近738幅。现存有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茅元仪辑本、清道光中木活字本、日本宽文四年(公元1664年)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其中以天启刊本最佳。
《武备志》按军事学分编为《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门类。《兵诀评》18卷，选录了明以前《孙子兵法》、《吴子》等著名兵书，加以评点，论述其要义。《战略考》33卷，选录了自春秋至元代16个朝代中600多个战争和战例，从战略高度评述得失。《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部分组成，“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练制·序》)。详细记载了明以前的各种阵法、阵图，以及士卒的选拔、淘汰、训练、赏罚等内容。《军资乘》55卷，有营、战、攻、守、水、火、饷、马等八个方面内容，其中军事技术的内容最多，收录了各类武器装备、战车、战船、军事筑城等资料六七百种。《占度载》93卷，其中既有古人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也杂有荒诞迷信之说，还有关于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等兵要地志方面的内容。
《武备志》规模宏大，所用军事资料翔实，不仅有茅元仪祖父茅坤所珍藏的家传图书作基础，而且广收各家的秘图珍本2000多种，包容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治学严谨的茅元仪，以沙里淘金之功，对各种资料严选精取，去伪存真，收良剔莠。《武备志》全面仿效了《武经总要》的编纂体例，在几乎转录《武经总要》大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把各门类及其内容的宽度、深度大加扩展和延伸，囊括了自宋代以来所创造的最新成果，又融汇了当时的新鲜内容，吸收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筹海图编》、《阵纪》、《武编》、《神器谱》、《兵录》等兵书的创造性成果，辑为巨著，著成大作，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全书体系完备统一，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合理，按兵学内涵分类编排资料，每类之前冠以小序，考证源流，说明史料之藏存，概括要义，阐述内容之主旨。门类下有分类，分类之下视需要设立要目和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和典故。文上有眉批，写出编者的评论意见，褒贬得宜，生动形象。
茅元仪在论述门类内涵时，采取由大要至细端，按事物发展顺序，次第落笔，逐层深入。以《军资乘》为例，作者按营、战、攻、守、水、火、饷、马等八个分类次序，逐一展开：军队集结出征至战地，首先要建立营寨，尔后才可部署战事，出兵攻敌，在进攻敌人时也要注意防守，进攻的方式有水攻、火攻，将士作战须以饷粮为炊，以军马为性命，故最后论述战马，战事的全过程毫无遗漏地写在书中。
《军资乘》在阐述这八个方面的要义时，详细记载了战争所赖以进行的全部军事技术条件。在全书所搜集的六七百种军事技术资料中，有罕见的“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兵器、战船、吕公车、神火飞鸦、火龙出水等，有文有图，可资参考。书中从卷一○二到卷一三四，把古代军事技术按野战、攻城战、守城战、水战、火攻等五类进行论述，对各种武器装备制造和使用概况作了全面的反映，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堪称集中国古代军事技术之大成的兵书。
《武备志》虽为辑纂性军事百科全书，但是在对各门类所作的“序”和点评中，也反映了茅元仪主要的军事思想。他针对明朝国势衰微，国库空虚，国防罅〔xia吓〕漏，明军战斗力低下的状况，呼吁当局应实行富国强兵，励精图治的政策。他认为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战胜强敌，消除边患，当务之急是要“足饷”和练兵。进而提出奖励开荒，发展屯田的主张，把“强兵”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他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阵练制·序》)。同时认为要保障国家安宁，就须加强边防、海防和江防。北方游牧民族常内犯劫掠，人自为战，就要以坚壁清野，建立堡寨，人自为守的策略对付之(《军资乘·堡约·序》)。在东南沿海则采取“拒之于海”的策略对付之(《占度载·海防·序》)。为防止敌人突破海口，闯入内江，“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占度载·江防·序》)。茅元仪认为要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就要具器械，精器用，大力发展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他在《武备志·用火器法》中，要求将士善于因时、因地、因敌、因器、因战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种类与数量的火器打击敌人。为此，将士应善于利用风候、气象条件，乘顺风使用火器，就能万战而万胜。当敌军以密集坚实之众前来攻城时，就用火炮猛击。进攻敌人的坚城时，就要用火炮轰开缺口，尔后突入城中。如果要夺取已经安营扎寨之敌的粮草辎重，就要在敌营四周设伏，尔后乘夜暗突然袭击。在水战中，要善于在远、中、近各种不同的距离上，分别用船首炮、鸟枪、火箭等进攻敌船，最后再跳上敌船，将敌全歼。在布阵作战时，要在营地四周，以不同威力的火器，部署多梯次的进攻，逐次杀伤和减杀敌人的兵力，直到最后全歼敌人为止。
《武备志》问世后，不但在国内受到明、清以来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在世界上也受到推崇。日本除在宽文四年(公元1664年)翻刻成日文版外，又在18世纪获得了原刻本。公元1782年，旅居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阿米奥(J.J.M.Amiot)在法文《中国兵法论》中征引了《武备志》中火药及火器技术资料。之后，《武备志》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火药与火器技术的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