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被后人奉为“兵圣”和“兵学鼻祖”。他所著的《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武是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他的祖先是陈国的公子完，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因避祸乱而逃亡到齐国，改名田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字子占，是孙武的祖父，在齐景公时身居大夫之职，在一次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了战功，赐姓孙氏，孙武的姓由此而来。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夏，齐国发生了田氏和鲍氏联合打败栾氏和高氏的“四姓之乱”。事后，孙武离开了齐国，到南方新兴的吴国，隐居于都城姑苏(今苏州)附近，潜心整理和研究随祖父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并同受楚王迫害而逃到吴国的伍子胥(即伍员)结成好友。
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吴国公子光派人刺杀吴王僚并自立为王，即春秋末年吴王阖闾(？—前496年)。阖闾奋发有为，立志改革图强，决心要使落后的吴国赶上中原各国，摆脱楚国的欺凌。为此，他广求人才，以成就其富国强兵之大业。伍子胥深知阖闾的抱负和思贤若渴之心，又了解孙武非凡的军事才能，便在一天内，七次向阖闾推荐了才华横溢的孙武。孙武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终于来到了。
在吴王召见时，孙武将事先写好的《孙子兵法》13篇献上。吴王便从后宫挑选180名嫔妃，让孙武演习阵法，要亲自看一看演习的效果。孙武把嫔妃分成两队，叫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姬分别担任队长，每人各拿一把戟。孙武向她们说明左、右、前、后的方位，并要求她们按命令向指定的方向看，不得违背军法。嫔妃们都说“行！”布置完毕后，孙武便击鼓发令向右。嫔妃们却嘻嘻哈哈，不听命令。孙武说：“规定不明，号令不清，这是主将的责任。”于是又重申号令，然后击鼓发令向左。嫔妃们嘻笑如前。孙武说：“既然号令已经重申过了，你们仍不执行，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就下令要把左、右队长推出斩首。站在高台上观看演习的吴王吓出一身冷汗，急忙传令向孙武讲情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没有这两个爱妃，连吃饭也不知什么味道，希望不要杀掉她们。”孙武说：“臣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履行职责，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说完，就杀了这两个妃子，让下两名宫女担任队长，重新击鼓发令。宫女们个个规规矩矩，一举一动完全听从号令，队伍整整齐齐，没有一人敢发出声音。孙武便派人报告吴王：“兵阵已经操练好了，大王想让她们干什么，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能做到。”吴王深知孙武善于用兵，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任命他为将军。
孙武为将之后，不但为励精图治的吴王治军讲武，勾画富国强兵的蓝图，而且在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为吴国西向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攻入楚国的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城南)。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又协助吴王在齐国的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中重创齐军。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吴王约晋定公等诸侯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吴王代晋而成为盟主，吴王从此名显诸侯。这就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所说的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之事。之后，吴王夫差当政，国事紊乱。孙武的事迹已不见史书记载。据《越绝书》称，江苏吴县东门外，建有孙武的坟墓。看来孙武很可能是隐退山林，终老其身了。
孙武之享有盛名，不仅在于他的军功，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共13篇，5900余字。《孙子兵法》问世以来，中外版本多达数百种。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为迄今最早的兵书，惜为残简，难窥全貌。现存最重要的有南宋《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刻与宋抄《武经七书》本，以及西夏文和满文本(见图7、图8)。国外有日、英、俄、德、捷等20余种文字译本。
图7 西夏文《孙子兵法》
图8 满文《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内容完备，结构完整严密。全书把战争和军事问题，分作13篇加以论述，各篇既能独立成章，又有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内容以战争、战略和作战指导为核心，并旁及其他问题，逐一展开论述。该书认为，战争(孙武以“兵”字来表述)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必须慎重对待，其明确表达了孙武备战慎战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在作战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也是全书的精华之所在。它要求当权者在进行战争时，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把握不行，必须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完全的胜利，即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
“先胜而后求战”是达到“全胜”的前提。所谓“先胜”，就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就要对决定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以及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计，做全面的分析比较，准确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夺取战争胜利的指导方略。这就是孙武所说的“知彼知己”的思想。要做到“知彼知己”，除了要善于观察分析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孙武称作“相敌”)外，还要通过“用间”(即派遣间谍)的手段获取敌情，他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地位。在观察、分析、比较敌情的基础上，战争指导者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取胜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消除自己的弱点，不存任何的侥幸心理，切实做好一切准备，挫败敌人的进攻。这样敌人就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了。与此同时，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计划，考虑多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这就是孙武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即先要做到不会被敌人战胜，以等待机会战胜敌人的思想。
争取主动是达到“全胜”的必要条件。孙武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就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并不处于优势的军队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正确进行指挥，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把战斗力蓄积和蕴育起来，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好像拉满的弓弩待敌而发。尔后捕捉战机，让这种战斗力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形式爆发出来，如同激水漂石，雄鹰搏鸟一样，出奇制胜，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就缚。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即：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有利击敌态势，稳操取胜的主动权。
战争指导者还要善于运用“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本来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以歼灭的敌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把它调到野外消灭之；对于急功冒进的骄纵之敌，要“避其锐气”，待其疲惫之时消灭之；对于盲目来攻的敌人，诱使其选择错误的进攻方向消灭之。要能“动敌”，就要采取“示形”，即制造假象的战法，迷惑敌人，使之发生错觉和采取错误的行动，将真相暴露无遗，最后为我所歼。在暴露敌人真相的同时，还要做到“我无形”，即把自己的意图隐蔽起来，做到隐形匿迹，保持己方的行动自由和击敌的突然性。“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子兵法》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指挥员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开敌人防御坚实之处，攻击敌人守备薄弱之点，造成“以石击卵”的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手段。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正确使用兵力是要指挥员“识众寡之用”，就是根据兵力对比的不同，采用不同的作战手段。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等。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须灵活变化，计谋须不断更新，使敌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密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敌人不能猜测我之意图；对不同的天候、地区、地形，以及对水战、火战、山地战，也要采取不同的战法。
良将精兵是夺取“全胜”的根本条件。《孙子兵法》在开宗明义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大的精兵，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夺取“全胜”的根本条件，这也是孙武治军思想的核心。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居次。作为一个贤明的良将，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洞察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通晓战争发展的进程，熟谙战争的指导艺术，明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善于因时、因地、因敌之变而制胜。委任这样的将帅，去统率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大的精兵，才能夺取战争的“全胜”。
孙武认为，战争指导者运用武力的手段，取得百战百胜的结果，还不是最佳状态的“全胜”。最高明的军事家是善于运用高超的谋略，打破敌人的谋略，破坏敌人的战略企图，使之不攻自破；或者运用外交手段，瓦解敌人的外交联盟，扩大自己的外交影响，争取更多的盟国，使敌人孤立无援，从外交上战胜敌人。这样才能算是最佳状态的“全胜”。也就是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在《韩非子·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指引人们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之真谛。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承先启后的作用。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毛泽东同志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