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农业和中国古代农学的各个方面，现在再作一总的考察。
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挫折。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对古代农业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甚至是严峻的一面。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相当频繁。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从公元206年到1936年，我国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共发生5150次，平均每四个月发生一次；其中旱灾1035次，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水灾1037次，平均亦每两年发生一次。土地条件也是利害参半。我国现有耕地中不少是原来的低产田，外国人视为不宜耕作的“边际土地”。从社会条件看，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地主制统治下，广大农民受地主和封建政府的苛重剥削，这种剥削降低了农民的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尤其是封建地主制的痼疾——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往往促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或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战争。民族矛盾也会发展为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有时和阶级战争接踵而至。战乱又往往和天灾纠结在一起，像一张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掉多少年积累的农业生产成果。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天灾人祸相继发生造成赤地千里的惨状是屡见不鲜的。在封建社会后期，我国农业又面临人口膨胀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然而，这些困难和挫折虽然给我国古代农业造成严重的破坏，但却不能中止它前进的步伐。具有多元交汇的博大体系和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的中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了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了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
中国古代农业多元交汇、精耕细作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以动植物为对象，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环境如何，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不过，农业生产的主体是人，而人并非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所谓自然条件的优劣，是相对而言的，它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是正是反，是大是小，往往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为转移。如滔滔江河，当人们还不能控制它的时候，往往洪潦横流、肆虐大地；一旦人们控制了它，河水就听从人的使唤，给人类带来灌溉、航运以至发电等多方面的利益。我们还可以看到，过于“优厚”的自然条件(如天然食品库过于丰裕)往往助长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而相对严峻的自然条件，反而会激发人们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才智。因此，对农业生产发展更有意义的，不是自然条件的“优厚”，而是它的多样性。中国古代农业实得益于这种多样性。它不像某些古代文明那样局促于一隅，而是发生于一个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有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是任何古代文明起源地无法比拟的。在这样一个宽广的舞台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文化在经常的交流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多元交汇、博大恢宏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农业具有发展与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且回旋余地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使得它在总体上具有极强的抗御灾害、克服困难的能力。
在中国古代农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中，产生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本质上是中国古代人民针对不同自然条件，克服不利因素发扬有利因素而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精耕细作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并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农业体系的产物。
除此以外，精耕细作科学技术体系的产生，又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与封建地主制有关。在封建地主制下，虽然剥削苛重，但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地主则主要采取租佃制的剥削方式，而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要比份地制下农奴对领主的依附轻些。无论自耕农和佃农，都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因此，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欧洲中世纪农奴要高得多。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归根结底要靠人，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正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的。同时，由于个体农民经济力量薄弱，由于他们生产条件不稳定，经常受土地兼并及地主增租夺佃的威胁，扩大生产规模是很难的，一般只能在小块土地上，用多投劳力和改进农艺的方法，尽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解决一家数口的生计问题。这也是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古代农业尽管遇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由于技术指导的错误而引起重大的失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精耕细作的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正是这种传统，成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在困难中复苏的重要契机和重要手段。魏晋南北朝的农业史、辽金元的农业史、清代的农业史，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毕竟主要是在封建时代小农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形成的，是建立在手工操作、直观经验的基础上的。由于传统农具明清后没有继续得到改进，由于人口增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由于经营规模的狭小和分散，劳动生产率低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限制了其他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规模。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尽管在一定地区和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各业综合发展的良性农业生态体系，但在封建制度和分散经营条件下，不可能在更大规模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可能在生产结构的总体上建立农林牧副渔各业协调发展的关系。由于盲目开发导致森林、牧场和水资源的破坏，以及农林牧渔比例失调等现象也有发生。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进程看，传统农业已落后于时代，它必然要被现代农业所替代。这一替代，欧美国家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而中国的农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直至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农业的范畴。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用现代科学和现代装备改造我国农业，仍然是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
但要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并非要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农业。我们只能抛弃传统农业中落后的东西，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则应继承和发扬。精耕细作的科学技术体系正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和合理内核，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例如它集约经营、主攻单产，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比较经济，这无疑适合我国当前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且，世界上土地有限，人口却不断增长，人类总是要向有限的土地索取越来越多的产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因此从长远看，人类也只能走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但应看到，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的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总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西方现代农业出现的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能量的“投入产出比”随投入量的增加日益下降等问题，不能不说与此有关。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
总之，现代科学、现代装备与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势。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将在中国未来的农业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