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但有悠久的农业历史，而且产生和保存了丰富的农学典籍。据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统计，在西方近代农学传入我国以前，我国大小农书共出现634种，保存至今的有300余种(包括辑佚)。而近年来又发现许多以前所不知道的农书。这些农书可以区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性农书，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业面貌和农学水平，成为中国古代农学发展各个阶段的标志。
我国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有农家。农家的来源，一部分是历代农官，他们负有劝督农业生产、组织修建沟洫等任务，另一部分是与农民有较多联系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都积累了不少农业生产知识，并有专著。《汉书·艺文志》收录了农家著作九种，其中《神农》、《野老》为战国时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讲农业政策，其他三篇讲农业技术，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任地》等三篇以如何把涝洼盐碱地改造为畎亩结构的农田为中心，阐述了土壤耕作、合理密植、中耕除草、掌握农时等技术环节，是先秦时代(主要是战国以前)农业生产技术的光辉总结。它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农业生产中环境因素、人的因素和农业生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国精耕细作农学的奠基之作。此外，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和《管子·地员》篇，是水平颇高的农业地理和土壤学方面的著作。
秦汉到南北朝最重要的农书有《氾〔fan凡〕胜之书》、《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
氾胜之是西汉末年人，做过汉成帝的议郎，曾在关中地区指导农业生产，成绩卓著。所著农书已佚，仅从其他古书中保存了片断，收集起来只有3500多字。它提出了“趋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这一北方旱地耕作栽培的总原则，记载了在小面积土地上深耕细管、集中使用水肥以求高产的区田法，并具体论述了若干种作物的栽培技术。内容丰富。
公元2世纪(东汉末)著名政论家崔寔〔shi石〕所著《四民月令》现今也只有辑佚本。它是农家月令类农书的代表作，反映了黄河流域地主田庄中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对两汉以来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技术作了最为系统而精彩的总结的，是公元6世纪(北魏)的《齐民要术》。这本书的作者是北魏人贾思勰〔xie 胁〕，他在写书的过程中，广泛收集历史文献和农谚中的有关资料，向老农和有经验的知识分子请教，并以自己的实践(观察和试验)来检验前人和今人的经验和结论。全书写得严谨、质朴、精到、详明，堪称后世农书的典范。《齐民要术》内容包括粮食、油料、纤维、染料、饲料、蔬菜、果树、林木的种植，以及蚕桑、畜牧、养鱼和农副产品的加工，以至烹调等。诚如作者所说，它“起自耕农，终于醯〔xi 希〕(醋)醢〔hai 海〕(肉酱)，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书中所总结的耕-耙-耢-压-锄、种植绿肥、轮作倒茬和选育良种等原则与方法，标志着我国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成熟。此后1000多年，我国北方旱作技术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越它所指出的方向和范围。其中许多科学原理至今仍然有效。此书虽以黄河流域农业为主，但篇末记载了100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又是最早的南方植物志之一。总之，《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最完善的综合性农书，在中国和世界农业史上居重要的地位。西方和东方的学者对《齐民要术》的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如日本有所谓“贾学”。《齐民要术》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这一时期农学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书数量的增加。已知农书数量几乎是前代农书总和的一倍。综合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南宋的陈旉〔fu 肤〕《农书》；元代司农司编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维吾尔族人鲁明善写的《农桑衣食撮要》等。
唐宋时代专业性农书大大增多，分科更细，内容更专。比较重要的有唐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李石的《司牧安骥集》，宋代秦观的《蚕书》、赞宁的《笋谱》、陈翥〔zhu 柱〕的《桐谱》、蔡襄的《荔枝谱》、韩彦直的《橘录》、陈景沂的《全芳备祖》等。还出现一批劝农文和耕织图，它们以通俗的文字和图像介绍农业技术，或针对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具有农业推广性质，是我国古农学的一种新形式。所有这些，难以一一尽述。下面只着重介绍两部最重要农书。它们的作者分别是陈旉和王祯。
陈旉(公元1076-1154年)生于北宋、南宋之交，居于长江下游地区，曾“躬耕西山”，“种药治圃”，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他于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写成的《农书》，是总结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经验的一本地区性农书。他写书的态度是不人云亦云，不因袭成论，必经自己实践检验证明切实可靠的才写下来。因此，该书虽然篇幅不大，范围较小，但充满新鲜经验和新鲜思想，这在《齐民要术》以后的综合性农书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有对水田耕作栽培技术和各类土地合理利用的精辟论述，标志着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成熟。它和《齐民要术》可算得是双星拱照，南北辉映。书中提出“盗天地之时利”和“地力常新壮”等命题，在传统农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王祯(生卒年月不详)是元朝人，原籍山东东平，在安徽和江西当过县尹，对南北各地农业生产都比较熟悉，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在14世纪初写成的《农书》，第一次囊括了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的生产技术，并作了比较，系统全面，源流清晰。尤其是全书约2/3的篇幅用以介绍260种“农器”(主要是农机具，也包括部分农产品加工工具和其他与农业有关的设施)，每种农器有图一幅，文字说明一篇，并配上诗歌，真是图文并茂，洋洋大观，实为我国现存最古最全的农器图谱。
明清是农书创作繁荣、成果丰盛的时代。流传至今的明清农书有几百种之多，占我国农书总数的一多半。这些农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不乏高水平的佳作。这是当时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一种反映。在本时期的大型综合性农书中，最重要的是《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
《农政全书》刊刻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作者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是明末伟大的科学家，他虽曾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但仕途坎坷，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对天文、数学、农学均有深入研究，是我国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第一人。农学是他用力最勤、收获最丰的领域。他青壮年时一面读书教学，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后来又在上海、天津等地进行过广泛的农学试验，并收集了大量前代和当世的农业资料，在此基础上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主要著作《农政全书》，是一部5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全书分农本、田制、农事(以屯垦为中心)、水利、农器、树艺(谷物、园艺)、蚕桑、蚕桑广类(木棉、苎麻等)、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荒政等十二目，内容比前代农书大为拓宽。它有鉴别地搜罗了历代农书和农业文献的精华，补充了屯垦、水利、荒政等前代农书的缺环，总结了宋元以来在棉花、甘薯引种栽培等方面的新鲜经验，又第一次把“数象之学”应用于农业研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和实地观察，正确地指出了蝗虫的滋生场所，书中还收录了反映西方近世科技成果的《泰西水法》，堪称我国传统农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
《授时通考》成书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是清政府组织编纂的。全书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汇集和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但内容没有什么创新。
这一时期的综合性农书中，地方性小农书显著增多。最著名的有浙江的《沈氏农书》和《补农书》，四川的《三农记》，山东的《农圃便览》、《农蚕经》，陕西的《农言著实》，山西的《马首农言》等，不少是出于经营地主之手的实录性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各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状况。
专业性农书也大量涌现。蚕桑类、畜牧兽医类专著最多，园艺、花卉、种茶、养鱼的农书也不少。有的内容很专门，如记载水稻品种的《稻品》，提倡在江南推广双季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编》，论述新兴作物的《烟草谱》、《木棉谱》、《金薯传习录》等，种菌、养蜂、放养、柞蚕等都有专书。是人们为解决农业生产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而写的。还值得提出的是，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人们追求小面积高产，纷纷进行区种法试验，于是出现不少以“区田”为名讲述区田法的农书，近人把它们收进《区种十种》中。人们总结抗灾救荒经验，又撰写了一批关于蝗虫防治和救荒植物的专书。以上两类农书均为前代所无。
还有一类农书偏重于理论分析，例如明代马一龙的《农说》》和清代杨屾〔shen申〕的《知本提纲》，用阴阳五行的理论解释农业生产，把传统农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有相当高的水平。不过，它们还停留在以比较抽象的哲理来阐释农业生产现象，当时仍缺乏显微镜一类科学观察实验手段，难以深入探索农业生物内部的奥秘，形成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理论，这就不能不妨碍我国农学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纵观我国古代农书，在卷帙浩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深刻、流传广泛久远等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欧。这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宝贵遗产。
下面将分别对我国古代农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