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包括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这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和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是南方农业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前面谈到，长江流域早在原始时代就有发达的稻作农业，足以和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相媲美。夏商周三代，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南方农业的记载很少。春秋时南方民族建立的吴、越、楚和巴、蜀等国，经济都很发达，对农业生产有多方面的建树。南方民族很早种稻，种稻要有起码的排灌设施，因此，南方农田灌溉的出现比黄河流域要早。例如，我国最早的大型农田灌溉工程——期思陂〔bei 卑〕(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和芍陂(在今安徽省寿县)，就是出现在春秋时代以苗蛮为主体的楚国。驰名中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基础，是公元前6世纪蜀族杜宇王朝后期由鳖灵领导的开凿玉垒山，分岷江水入沱江的工程。它们比黄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漳水十二渠早100余年。长江下游的吴、越人民也很早就开始围湖造田。从现有材料看，石犁和青铜犁都可能是长江下游于越族最先用于水田农业的。这些地区青铜冶炼业都相当发达，吴越地区青铜农具的使用比中原更普遍，冶铁炼钢技术也很可能是楚越地区首先发明的。春秋时楚晋争霸，春秋末年吴、越相继勃兴，都是以农业巨大发展为基础的。进入战国，当黄河流域因铁器推广获得大规模开发时，长江流域及其南境农业前进的步伐却放慢了，南北的差距开始拉大。秦汉时代，除四川地区农业比较发达，已和关中经济区连成一体外，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已明显落后于北方。汉代南方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强。由于地广人稀，直到魏晋南北朝，南方许多地方水稻生产仍采取“火耕水耨〔nou〕)”的形式。所谓火耕，就是用火把地上杂草残茬烧掉，然后灌水种稻。所谓水耨，就是在稻苗生长期间把草除去，用水淹死，或径直灌水淹草，水随草高。火耕水耨以粗具农田排灌设施为前提，是水田农业的一种形式，它一般实行休闲制，不用牛耕，较省人力，比起当时黄河流域的精耕农业，自然显得十分粗放。同时，楚越之地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采集和渔猎。
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要从自然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其原因。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及其南境基本上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类型，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水源充足，资源丰富，这些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和黄河流域一样受季风进退的影响，有些河流容易泛滥，旱涝不时发生。这里的河湖两旁往往有肥沃的冲积平原，是发展农耕的理想地区，但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山区丘陵多为酸性淋余土，适耕性较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巨大困难。而且气候湿热，在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还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时有瘴〔zhang丈〕疫流行，威胁着人类健康。汉代中原人认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地理志》)，视为畏途。这样，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在相当长时期内缺乏进一步开发所必需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天然食品库还十分丰裕，人们可以依赖采猎而不愁衣食，这也延缓了人们为发展农业生产所作的努力。上述条件决定该地区很早就以种植水稻等喜湿作物为主，而农田排灌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即属于水田农业(泽农)的类型。这些条件，也决定该区水田农业虽然出现很早，但当较易开发地区开发殆尽后，农业必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呈现相对停滞状态，必待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作进一步大规模的开发，并充分发挥其自然条件中的潜在优势。
自东汉末年以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苦于长期战乱的中原人大量迁移到他们原来视为畏途的南方，使这里进一步开发所最需要的劳动力有了明显增加，而这里的局势又相对安定，往往能在较长时期内“无风尘之警”，水利兴修和农田垦辟在持续进行，位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不过，这一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建康(今江苏南京)、丹阳(今江苏丹阳)、长兴(今浙江湖州)等地，南朝时，这里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一岁或稔，数郡忘饥”了。唐初，江南的稻米已北运洛阳等地。隋唐的统一，促进了江南人口的迅速增长，农田水利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无论数量、分布地区、规模和技术水平均大大超过前代。当时的纳税田，大抵都能灌溉。大量荒地被垦辟。牛耕也获得了普及。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江南农业却继续发展，其所产粮食和提供的赋税，已成为唐帝国财政命脉所系。这时，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已由黄河流域转到南方，到了宋代，这一局面获得了巩固。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接近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总数，而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69%。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我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以南方农业的历史性超越为基础的。
南方农业的这种飞跃在技术上表现为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这一体系，不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移植，而是以南方民族原有水田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结果。汉魏时代，南方农业在总体上虽然逊于北方农业，但在稻作技术方面并不比北方落后。汉代越人以善治水田著称。当时的岭南和四川部分地区已实行水稻育秧移栽，而它正是水田精耕细作的技术关键之一。唐宋时代，这种技术在水稻生产中普及，推动水田耕作的精细化。适合育秧移栽的整地要求的水田耙——耖〔chao〕(图8)，不晚于晋代已在岭南出现，宋代传到了江南。江南在唐代创造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曲辕犁。元代又有中耕用的耘荡的发明。于是形成了耕一耙一耖一耘一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这一体系与烤田、排灌等技术密切相联，促进土壤的熟化，不同于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北方旱地耕作体系。这一时期，水旱轮作、稻麦两熟的复种制度形成并获得较大发展，积肥用肥技术十分讲究，各种作物的地方品种大量涌现。以上这些技术成就，标志着区别于北方旱作的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地旷人稀、火耕水耨的状况彻底改变了。
图8 南方水田使用的方耙(左)和耖(右)
这一时期的北方农业并非完全处于倒退或停滞状态。唐初和北宋华北的农业和水利都有较大发展，某些方面仍保持了一定的优势。即使是女真人和蒙古人统治的金、元时期，农业在经历巨大破坏后也有过恢复和发展。但这种发展往往被战乱打断，发展的势头和水平，都逐渐落后于南方。
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土地利用方式与黄河流域有很大不同。这里水资源丰富，但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发展农业往往要与山争地，与水争田；洼地要排水，山地要引灌。尤其是唐宋以后，人口增加，对耕地的需要也随着增加，各种形式的耕地遂发展起来。
图9 围田
耕地向低处发展的形式很多。趁枯水季节在湖滩地上抢种一季庄稼，这是较原始的利用方式，但仍不免水的威胁；进而筑堤挡水，把湖水限制在一定范围，安全较有保证，这种湖滩地就成了湖田。更进一步，筑堤把一大片低洼沼泽地团团围住，外以捍水，内以护田，堤上设闸排灌，可以做到旱涝保收。这种田，大的叫围田(图9)或圩田，小的叫柜田，有的地方则叫垸〔yuan 院〕田或坝田。湖田和圩田是长江中下游人民与水争田的主要形式。春秋时代的吴、越已开始在太湖流域围田，秦汉六朝隋唐不断发展。为了解决围田与蓄洪排涝之间的矛盾，从中唐到五代的吴越国，浚疏了太湖入海港浦，形成七里一纵浦、十里一横塘的河网化塘浦圩田体系，并设撩浅军经常浚疏，使太湖流域免除了水患，发展了生产，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入宋以后，太湖流域围田又有很大发展。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太湖流域周围圩田多达1498所，“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诗人杨万里吟咏说：“周遭圩岸绕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不知圩里田多少，直到峰根不见塍(田埂)”(《诚斋集·圩田》)。不过这种与水争田的方式要有一定的限度和合理的安排，否则也会造成水利和生态的破坏。宋代由于官僚豪绅滥围滥垦，以邻为壑，已出现水系紊乱、灾害增多的严重后果。
图10 涂田
与水争田除了围湖以外还可以围海。在滩涂地筑堤坝或立椿橛，以御潮泛，地边开沟蓄雨潦，以资灌溉和排盐，是为涂田(图10)。一般先种耐盐的水稗，待土地盐分减少后再种庄稼。江岸或江中沉积的沙滩或沙洲，依靠周围丛生的芦苇减弱水流的冲击，开沟引水排水，也可以垦为水旱无忧的良田，这叫沙田或渚田。江湖中生长的茭草(菰)，日久淤泥盘结根部，形成浮泛于水面的天然土地，人们植禾蔬于其上，是为葑〔feng 奉〕田。再进一步，架筏铺泥，就成为人工水上耕地——架田了。我国的葑田，先秦时代始见端倪，唐宋已有架田的明确记载。
耕地向高处发展，出现各种形式的山田。南方以水田为主，但山田旱地很早就存在，并往往保留着刀耕火种的习惯。唐宋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上山烧荒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保留刀耕火种习惯的山田，称为畬田。畬田对扩大耕地面积起了不少作用，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比较严重。山田中对水土资源利用比较合理的是梯田(图11)。梯田是在丘陵山区的坡地上逐级筑坝平土，修成若干上下相接、形如阶梯的半月形田块，有水源的可自流灌溉种水稻；无水源的种旱作物也能御旱保收。梯田起源颇早。唐代樊绰在所著《蛮书》中谈到云南少数民族建造的山田十分精好，可引泉水灌溉，这种山田就是梯田。宋代南方人口增加很快，需要扩充水稻种植面积，这种形式的山田获得较大发展，四川、广东、江西、浙江、福建都有它的踪迹，并取得了梯田这一名称。时人诗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wei 维〕犹力耕。”(方勺《宅泊编》卷三)说的就是南方梯田对水土资源的高度利用。
图11 梯田
在我国传统农具发展史上，唐宋是继战国秦汉以后又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传统农具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农具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铁农具质料方面发生了重大改革。秦汉魏晋南北朝铁农具主要用可锻铸铁制造。南北朝时发明了“灌钢”技术，并用以制造刀镰，但不普遍。唐宋时代这种技术已流行开来，小型嵌刃式铸铁农具遂为比较厚重的钢刃熟铁农具所代替，从而提高了坚韧和锋利的程度。第二，农具种类更多、分工更细，而且配套成龙。我国北方旱作农具在魏晋南北朝时已基本配套，此时进一步完善。如窄而厚的鑱〔chan 蝉〕用来开生荒，阔而薄的铧用来翻熟地。汙(污)泽地春耕有专用的“剗〔chan产〕”等。南方水田整地工具除耕、耙、耖外，秧田平土有平板，大田平土有田荡，又有用于育秧移栽的秧绳、秧弹、秧马，用于中耕的耘荡，排灌用的翻车、戽斗等，也形成完整的系列。第三，经过改良或新创，许多农具更为完善、灵巧、高效、省力。如翻土用的曲辕犁，中耕用的耧锄，收割用的麦钐〔shan 扇〕、推镰，都比前代同类工具有更良好的性能。减轻劳动强度或起劳动保护作用的，有水田中耕用的耘荡、耘爪，拔秧用的秧马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利用水力风力或畜力的大型高效农具。以下摘其要者作一简单介绍。
中国传统犁的完善中国犁的犁体一般由犁底、犁梢、犁箭、犁辕等部件构成，形成框形，所以被称为框形犁，是世界上六种传统犁中的一种。这种框形犁，汉代已基本定型，有了犁壁，后来又有了可使犁箭活动调节耕深的装置，但仍实行两牛抬杠。唐代出现了江东犁。江东犁在犁辕前端设置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犁盘，犁辕通过在犁盘两侧系以绳索与牛轭(这时已由二牛抬杠的直轭改为曲轭)相连接；而犁辕也因之由直长辕改为较短的曲辕了。所以江东犁又叫曲辕犁(图12)，这种犁可以用单牛挽拉。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犁发展到成熟阶段。宋代又出现了软套和代替犁盘的铁挂钩；曲辕犁向全国普及。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犁相比较，中国犁的特点，一是富于摆动性，操作时可以灵活转动和调节耕深耕幅；二是装有曲面犁壁，具有良好的翻垡〔fa 伐〕碎土功能。这些特点满足了精耕细作的要求，适于个体农户使用。西欧中世纪使用带轮的重犁，没有犁壁，役畜和犁辕间用肩轭连接，比较笨重。18世纪出现的西欧近代犁，由于采用了中国框形犁的摆动性和曲面壁，并与原有的犁刀相结合，才形成既能深耕又便于翻碎土壤的新的犁耕体系；它成为西欧近代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
图12 曲辕犁复原图(唐)
农田排灌工具的发展上古时代，人们在灌溉时，要用瓦罐从井里把水一罐罐打上来，或从河里把水一罐罐抱回来。《庄子》上说的“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春秋战国时，农田灌溉发展起来，各种新的灌溉工具也应运而生。春秋时已有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的桔槔〔gao 高〕；汉代水井用辘轳提水相当普遍，辘轳的使用一直延至近世。这两种提水工具比起抱瓮出灌已大为进步，但毕竟不能满足较大规模的农田排灌的需要，真正满足这种需要而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翻车，即龙骨车。它创制于东汉末，最初用于洒路，发明者是毕岚。三国时马钧加以改进，始用于园圃灌溉。这时它还是手摇的，以后发展为脚踏的(图13)，具体何时难以确指。不晚于唐代出现了牛转翻车。宋元之际发明了水转翻车。元明之际又有风力水车的创制。翻车是利用齿轮和链唧筒原理汲水的排灌工具，结构巧妙，抽水能力相当高。南宋范成大诗云：“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常在踏车头。”(《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七)是电力抽水机推广以前我国农村使用最广泛的排灌工具。
图13 脚踏翻车
唐代还发明了筒车。它是用竹木制成大型立轮，由一横轴架起，轮的四周斜装若干小木桶或竹筒。筒车安置在水边，立轮下部没入水中，轮随水流转动，轮周小筒不断把水戽〔hu 户〕起，通过木槽灌入田间。这也是一种高效提水工具，诗人用“竹龙行雨”来形容它。筒车在宋元又有发展，出现了畜力筒车和高转筒车(图14)，后者可以引水至七八丈高。此外，唐代还有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机汲。
麦钐与碾碨〔wei 畏〕(石磨)这两种工具均与麦作的推广有关。麦钐是用以收麦的装长柄的大镰刀，它配合一个带有两条活动长柄的簸箕(“麦绰”)，向前伸出，利用系在腰上的一个灵活的操纵器，移动钐和绰，将远处的麦“钐”下，翻入麦绰，再收回麦绰，递到后面带轮的“麦笼”里(图15)。这种配套的收麦器，比普通收获工具，效率提高几倍。麦钐在唐代已较普遍，它与麦绰、麦笼的配套完善大体在宋元之际。麦作的发展又推动了加工工具的改进。魏晋南北朝已发明的水力碾磨，唐代已相当流行，官僚地主和寺观往往建造大型碾碨，作赢利性经营，主要用以磨面。宋元之际，又出现可以同机完成砻、碾、磨三项工作的“水轮三事”(图16)。这种工具是以河水冲激水轮转动，并通过轮轴带动各种磨具工作，在当时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在西域则有风车带动的磨麦器。
图14 高转筒车
图15 麦钐获麦
图16 井水磨(左)与水轮三事(右)
我国作物构成在唐宋时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稻麦上升为最主要粮食作物，代替了粟的传统地位。水稻一直是南方人的主食，并不断被北方人引种。唐宋时代，华北各地和东北部分地区都有水稻踪迹，但由于水资源限制，北方种稻毕竟不多。水稻地位的提高主要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已出现南粮北运的现象。宋代南方稻田大量增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也进一步提高，尤以长江下游为最重要稻产区，出现了“苏(苏州)湖(湖州)熟，天下足”的民谚。水稻被人称为“安民镇国之至宝”，它在粮食生产中的主要地位完全确立了。中原的传统作物是春种秋收的，冬麦的收获正值青黄不接时期，有“续绝继乏”之功；它又可以和其他春种或夏种作物灵活配合增加复种指数，在我国轮作复种制中，冬麦往往处于枢纽地位。由于上述原因小麦种植历来为民间重视，政府提倡。唐宋时代麦作发展很快。唐初租庸调中的“租”规定要纳粟，粟在粮作中仍处于最高地位，麦豆被视为杂稼；但中唐实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主要收麦，反映麦作已很普遍。北宋时，小麦已成为北方人的常食，以至南宋初期金兵占领北方之后，大批北方人流寓南方时竟引起了麦价的陡涨，从而促进了南方麦作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不但“有山皆种麦”，而且部分水田也实行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小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位作物。宋元时代，最初种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高粱也开始在黄河流域大量种植，使粟黍继续受到排挤。
纤维作物方面变化也很大。首先是苎麻地位的上升；继之是棉花传入长江流域。苎麻原产于南方，历史上主要产区也在南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已出土了精美的苎麻布，而种苎麻的最早记载则见于三国时吴国人陆玑〔ji机〕的著作。苎麻纤维质量很好，可织出清凉离汗的夏布。中南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历史上以生产优质苎麻布(如巴蜀的“黄润”，广西壮族的“綀〔shu 书〕子”等)著称。唐宋时代，随着南方的繁荣，苎麻繁殖栽培技术显著改进，生产有颇大发展，其地位超过了大麻。
棉花原产于非洲、印度和美洲。早在汉魏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已开始种棉。新疆种的是一年生非洲草棉，称“白叠”，南方种的是多年生印度木棉。先秦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岛屿的少数民族(“岛夷”)向中原王朝贡献“织贝”；织贝即吉贝，系梵语棉花和棉布的音译。唐宋时闽广植棉已颇有规模，但种的仍是多年生木棉。宋元之际，一年生木棉从华南传到了长江流域，适应了当时南方由于人口膨胀对衣着原料增长了的需要，一下子就推广开来了。元代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人黄道婆从海南岛回来，推广黎族人民棉纺工具和技术，并加以改进，促使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棉业的中心。棉花和棉布的生产程序没有蚕桑丝麻繁杂，而兼有两者的优点，不但可以织成“轻暖丽密”的棉布，而且可以直接制作衣被，是贫富皆宜的大众化衣被原料。经过元明等代的推广，它终于取代了丝麻的地位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衣被原料。
油料作物更加多样化。古老的叶用蔬菜芸苔转向油用，被称为油菜。宋元时南方多熟种植有很大发展，油菜耐寒，又可肥地，是稻田中理想的冬作物，加之又比芝麻易种多收，故很快在南方发展起来，成为继芝麻后的又一重要油料作物。此外，宋代大豆已开始用于榨油。
种蔗和植茶在本时期发展为农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近人研究证明，我国也是甘蔗原产地之一。最早种甘蔗的是岭南百越族系人民。在甘蔗糖传入以前，中原人的食用糖料只有蜂蜜和饴糖(麦芽糖)。汉代已出现砂糖，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产量不多，质量大概也不够高。唐太宗时曾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回国后加以改进，质量超过印度。唐代四川始制白糖。北宋时又出现冰糖。制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种蔗业的发展。唐宋时长江以南各省均有甘蔗种植，福建、四川、广东、浙江种蔗更多，尤以江西遂宁为最，成为全国最著名产糖区，并出现了不少制糖专业户——糖霜户。元代福州产糖之盛曾引起马可·波罗的惊叹。
我国是茶的故乡。相传神农氏时代已发现茶的解毒作用。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树的是西南的巴族，西周初年已在园圃中种茶和向中原王朝贡茶了。汉代四川有茶叶市场，巴蜀在相当时期内是我国茶叶生产中心。魏晋南北朝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唐代饮茶习俗风靡全国。至宋代，茶已成为和米盐一样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费品。不但中原人爱喝茶，西北和西藏游牧民族也特别喜欢喝茶。从唐代开始，茶叶成为中央政府向北方和西藏少数民族换取军马的主要物资，这种交换被称为茶马贸易。这种情形推动了唐宋以来茶叶生产的大发展，植茶地区更加扩大，出现了许多专业化的茶场。中唐以后，茶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唐宋时起，实行由政府控制茶叶生产和流通的“榷〔que 确〕(专卖)茶”制度。
随着市镇的兴起和社会需求的增加，本时期园艺业也有很大发展。宋元时代，原来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菜逐渐衰落。而原来只能在江南种植的菘，经过栽培技术和品种的改良逐步移植到北方，成为“南北皆有”的蔬菜。另一种古老蔬菜萝卜(古称芦菔)的栽培也在扩展，它和白菜一起逐渐替代了葵在蔬菜中的地位。我国对食用菌的利用很早，但食用菌的栽培始见于唐代农书，到宋代已很普遍，并出现了关于食用菌的专著《菌谱》。这一时期引进的蔬菜，唐代有菠菜、莴苣(莴笋)和莙荙〔junda君达〕(叶用甜菜)，宋元有丝瓜、胡萝卜、芥蓝、慈姑等。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特点是作为园艺业分支的花卉栽培十分兴盛。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热带、亚热带的果树得到迅速发展，它们栽培北限在向前推移。又有海枣、扁桃、阿月浑子、树菠萝、油橄榄等果树的引进。
我国畜牧生产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也发生在本时期。唐朝初年，我国官营牧业臻于极盛，唐太宗国家养马即达76万匹。私人牧业也很发达。安史之乱后，传统的陇右牧场陷于吐蕃〔bo播〕之手，中原王朝的官营大畜牧业，民间的大牲畜饲养都逐渐趋于衰落，小农经营的畜牧业进一步成为农区畜牧业的主要形式。中原王朝所需马匹，相当一部分通过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的方式从西北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不过这一时期民间猪羊等家禽的饲养业，仍在继续发展。
隋唐统一后，在长期战乱中受到破坏的黄河中下游蚕桑业有所恢复和发展，当时政府征收的丝织品大部分仍来自这一地区。安史之乱后，蚕桑业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北宋时全国25路之一的两浙路向政府缴纳的绢绸占了全国总数的1/4，尤以嘉兴、湖州一带的蚕业最盛。不过这时北方蚕桑业的原有优势并未完全消失。
我国养鱼业在唐代也发生了一次转折。我国人工养鱼原以鲤鱼为主，李唐王朝在一段时期内因忌讳鲤李同音，规定老百姓不得捕食鲤鱼，违者重罚。老百姓不得不改养其他鱼类。青、草、鲢、鳙〔yong拥〕等鱼的养殖由此发展起来，形成四大家鱼。宋元时代养鱼业有较大发展。从淡水养鱼发展到海域养鱼，人们又把野生的金鲫鱼培育成观赏用的金鱼。贝类的人工养殖也始见于宋代文献。
农牧分区的格局继续维持，但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如果说唐以前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那么，唐以后这种威胁已转移到东北了。起源于东北的半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等相继进入和统治中原，中原农耕文化再度经受严峻的历史考验。但这一次中原农业虽然受到破坏，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持续的农田改牧场的情形。如元朝统治者很快就认识到不能把蒙古人的游牧方式照搬到中原，他们建立劝农机构，制订劝农条例，组织编写农书，以恢复和发展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为己任。与此同时，中原农耕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如辽金时代相当多的农业人口进入东北，使东北一些地区获得初步开发；元代也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进入蒙古草原，使当地种植业的比重增加，单纯游牧的面貌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