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历史形态，它们是依次演进的。使用木石农具，砍伐农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种，撂〔liao料〕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它基本上是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的。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而以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虞夏之际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我国传统农业一直延续到近代，至今仍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之中。
在漫长的传统农业时代，农业生产力并非处于一成不变的停滞状态，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传统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我国原始农业以后的传统农业时代可以划分为从虞夏到春秋、从战国到南北朝、从隋到元和明清等四个发展阶段。
虞、夏、商、西周、春秋是第一阶段，这是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时期，也是精耕细作农业体系萌芽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农业是以沟洫农业为其主要标志的。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属暖温带干凉气候类型，年雨量400-750毫米，虽不算充裕，但集中于高温的夏秋之际，有利于作物生长。不过降雨量受季风进退的严重影响，年变率很大，黄河又容易泛滥，因此经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涝，尤以干旱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原生的或次生的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林木较稀，极便原始条件下的垦耕。这种自然条件，使黄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规模开发，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全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同时也决定这里的农业是从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开始的，防旱保墒〔shang伤〕(指土壤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一直是农业技术的中心，即属于旱地农业的类型。
从虞、夏到春秋，我国农业仍保留了从原始农业脱胎而来的明显印痕，木质耒耜的广泛使用就是突出表现之一。
如前所述，耒耜起源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所谓耒，最初是在点种用的尖头木棒下安装一根踏脚横木而成；后来又出现了双尖耒。如果尖头改成平刃，或安上石、骨、蚌质的刃片，就成了耜。史前考古发现的“石铲”、“骨铲”，很多实际上就是不同质料的耜冠。我国的锄耕农业是以使用耒耜为特色的。因为这种手推足蹠〔zhi职〕直插式翻土工具，很适合在土层深厚疏松、呈垂直柱状节理的黄土地区使用。早在原始锄耕农业阶段，我国先民就在黄河流域用耒耜垦辟了相当规模的农田。如上述磁山遗址存粮斤数以十万计，没有千亩以上农田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农田面积应当更大。这已不是在居住地附近小打小闹的园篱农业，而属于田野农业了。这就是说，我国是在使用耒耜的条件下发展了田野农业，并由此奠定了进入文明时代的物质基础。埃及、希腊等国文明时代破晓之时已经使用铜犁或铁犁了，而我国先民却是带着耒耜进入文明时代的。
虞、夏至春秋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用它制造工具，比木石工具坚硬、锋利、轻巧，这是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这一时期，主要手工工具和武器都是用青铜制作的，在农业生产领域，青铜也获得日益广泛的应用。商代遗址中已有铸造青铜镬〔jue觉〕的作坊，并出土了钁范，表明青铜钁已批量生产。钁类似镐，是一种横斫〔zhuo 浊〕式的翻土农具，用于开垦荒地，挖除根株。这大概是青铜占领的第一个农事领域。周人重中耕，中耕农具也是青铜制作的。《诗经》中记载中耕用的“钱”〔jian 剪〕和“镈〔bo 博〕(图2)，即青铜铲和青铜锄。由于它们使用日益广泛，为人们所普遍需要和乐于接受，在交换中被当作等价物，以致演变为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我国后世的铜币，虽然形制已经变化，但仍沿袭“钱”这一名称，影响至于今日。青铜镰出现也很早，还有一种由石刀演变而来，用于掐割谷穗的青铜爪镰，这就是《诗经》中提到的“艾”和“锤”〔zhi至〕。不过当时石镰、石刀、蚌镰等仍大量使用，而且延续时间颇长。至于翻土、播种、挖沟，主要仍然使用耒耜。周代耒耜已有安上青铜刃套的，但数量不多，耒耜基本上是木质的，在反映周代手工业生产情况的《考工记》中，青铜农具(被称为“镈器”)生产由“段氏”掌管，木质耒耜制作则由“车人”掌管。在殷周时代，木质耒耜的使用甚至比前代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在已经使用青铜斧锛等工具的条件下，可以生产出比以前更多更好的木质耒耜来。总之，青铜工具已日益在农业生产中占居主导地位，但由于青铜在坚硬程度和原料来源等方面均不如铁，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业生产领域把木石农具完全排斥掉。
图2 钱和鎛(周代)
在铁器时代到来以前，耒耜一直是我国主要耕具，这是我国上古农业史的重要特点。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耒耜仍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铁器时代的耒耜已被广泛地安上金属刃套，刃部加宽，器肩能供踏足之用，原来踏足横木取消，耒耜就发展为锸〔cha叉〕，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铁锹的雏型。把耒耜的手推足蹠上下运动的启土方式改变为前曳后推水平运动的启土方式，耒耜就逐步发展为犁。由于犁是从耒耜发展而来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沿袭着旧名。如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实际上就是讲耕犁的。
先秦时代有一本叫《周礼》的书，里面记载了完整的农田沟洫〔xu序〕系统。沟洫是从田间小沟——畎〔quan犬〕开始，以下依次叫遂、沟、洫、浍〔kuai快〕，纵横交错，逐级加宽加深，最后通于河川。与沟洫系统相配合的有相应的道路系统。沟洫和道路把田野划分为一块块面积百亩的方田，用来分配给农民作份地，这就是“井田制”。这种制度，战国以后已不复存在。由于地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眷念、向往以至企图恢复这种人人有田耕，家家不忧贫的沟洫井田制，但都没有成功。近世学者对与井田制相联系的沟洫制度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一些人认定《周礼》所记农田沟洫是灌溉渠系，是后人编造的乌托邦，认为战国以前根本不可能建造这样完备的农田灌溉渠系。晚近的研究证明，《周礼》所设计的农田沟洫体系是用于排水的，根本不同于战国以后的农田灌溉渠系。因为用于灌溉的渠系，应从引水源开始，由高而低，把水引到田面。《周礼》所载恰恰相反，由田间小沟开始，由浅到深，由窄到宽，而汇于河川。因此，它虽然经过编者的理想化和整齐化，但毫无疑问是以上古时代确实存在过的沟洫制度为原型的。
我国上古时期为什么会产生沟洫制，这要从当时黄河流域的农业环境及其变化来考察。
黄河流域土壤肥沃疏松，平原开阔，对农业生产发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偏少，分布不均，对农业生产又很不利。从古史传说和民族学例证看，我国原始农业很可能是从利用山地或山前林地开始，实行刀耕火种的。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遗址一般发现在黄河支流两岸的台地上，这表明当时的农业与黄河泛滥无关，人们并不懂得灌溉。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黄河流域居民逐步向比较低平的地区发展农业。这些地区土壤比较湿润，可以缓解干旱的威胁，但却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黄河流域降雨集中，河流经常泛滥，平原坡降小，排水不畅，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平原由浅海淤成，沼泽沮洳〔juru剧入〕多，地下水位高，内涝盐碱相当严重。要发展低地农业，首先要排水洗碱，农田沟洫体系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出现的。相传夏禹治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建农田沟洫，把田间积水排到川泽中去，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低地农业。商周时期也很重视这一工作，当时常常“疆理”土地，即划分井田疆界，它包含了修建农田沟洫体系的内容，每年还要进行检查维修。我国上古农田称作“畎亩”，也是农田沟洫普遍存在的反映。“畎”(田间小沟)是沟洫系统的基础，修畎时挖出的土堆在田面上形成一条条长垄，就叫作“亩”，庄稼就种在亩上。“畎亩”是当时农田的基本形式，故成为农田代称。这是一种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而不是灌溉农业。
农田沟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当时农业技术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例如，我国古代很重视中耕(包括作物生长期间在行间间苗、除草、松土和培壅〔yong 拥〕等工作)，外国人有称我国农业为“中耕农业”的。中耕，甲骨文中已有反映，周代记载更多，周王每年要在籍田中举行“耨(除草)礼”，还出现了专用的中耕农具“钱”和“镈”。中耕是以条播为前提的。根据《诗经》记载，条播可追溯到周族始祖“弃”生活的虞夏之际。而中耕和条播都是以农田的畎亩结构为基础的。因为作物种在“亩”(长垄)上，为条播和中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人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修建了农田沟洫，自然不会轻易抛荒，这就促进了休闲制代替撂荒制。《周礼》中有“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即种一年休一年和种一年休两年的田。《诗经》等文献中有“菑〔zi资〕”、“新”、“畲”〔yu余〕的农田名称，菑是休闲田，新和畲分别是开种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田；三年一循环，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三田制。
耦耕是我国上古普遍实行的农业劳动方式，是以两人为一组实行简单的协作，其起源亦与农田沟洫制度有关。当时的主要耕具，无论是尖锥式的耒，还是刃部较窄的平刃式的耜，由于手足并用，入土较易，但要单独翻起较大土块却有困难。解决的办法是两人以上多耜(耒)并耕。不过在挖掘沟畎时，人多了又相互挤碰，而两人合作最合适，由此形成耦耕的习惯，又与农村公社原始互助习俗相结合而固定化，逐步推广到其他各种农活儿中去。
可以说，从虞夏到春秋，我国黄河流域农业体系是以沟洫制为主要标志的，我们称之为沟洫农业。在沟洫农业的形式下，耕地整治、土壤改良、作物布局、良种选育、农时掌握、除虫除草等技术都有初步发展，精耕细作技术已经萌芽于其中了。
沟洫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约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那时，私有制已经产生，但是兴修农田沟洫系统不是分散的个体家庭所能为的，它要依靠集体力量进行，保持和加强土地公有制因之成为必要。这就使以土地公有私耕为根本特征的农村公社得以产生并在阶级社会中延续下去。所谓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及其变体。井田制和沟洫制是互为表里的。耒耜、沟洫、井田三位一体，是我国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也是我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
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体，在种植业中又以谷物生产为中心，畜牧业也相当发达，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蚕桑生产获得发展，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
在农业发生之初，人们广泛进行栽培试验，往往多种作物混种在一起，故有“百谷百蔬”之称。以后，逐步淘汰了产量较低、品质较劣的作物，相对集中地种植若干种产量较高、质量较优的作物，于是形成了“五谷”、“九谷”等概念。“五谷”一称，始见于春秋末年；它的所指，汉人已有不同解释，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差别，但大同而小异。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对照可以看到，我国先秦时代主要粮食作物是粟(亦称稷)、黍、大豆(古称菽〔shu 书〕)、小麦、大麦、水稻和大麻(古称麻)。以后历朝的粮食种类和构成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变化的。
从原始时代到商周，粟黍是黄河流域、从而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它们是华夏族先民从当地的狗尾草和野生黍驯化而来的。它们抗旱力强，生长期短，播种适期长，耐高温，对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夏热冬寒的自然条件有天然的适应性，它们被当地居民首先种植不是偶然的。上述特点黍更为突出，最适合作新开荒地的先锋作物，又是酿酒的好原料。在甲骨文和《诗经》中，黍出现次数很多。春秋战国后，生荒地减少，黍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北部、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要植物性粮食。粟，俗称谷子，脱了壳的叫小米。粟中黏的叫秫〔shu熟〕，可以酿酒。粱是粟中品质好的，贵族富豪食用的高级粮食。粟营养价值高，有坚硬外壳，防虫防潮，可储藏几十年而不坏。唐代大诗人李白说：“家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从原始农业时代中期起，粟就居于粮作的首位，北方人民最大众化的粮食。粟的别名稷，用以称呼农神和农官，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粟的这种地位延续至唐代。
水稻是南方百越族系先民首先从野生稻驯化的，长期是南方人民主粮，原始社会晚期扩展到黄河、渭水南岸及稍北。相传大禹治水后，曾有组织地在卑湿地区推广种稻。
我国是世界公认的栽培大豆的起源地，现今世界各地的栽培大豆，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进的，这些国家对大豆的称呼，几乎都保留了我国大豆古名“菽”的语音。根据《诗经》等文献记载，我国中原地区原始社会晚期已种大豆，而已知最早的栽培大豆遗存，发现于吉林永吉县距今2500年的大海猛遗址。大豆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被誉为“植物肉”，对肉食较少的农区人民的健康有重大意义。大豆根部有能固氮肥地的根瘤，古人对此早有认识，金文中的“尗”(菽的初文)作“”形，是大豆植株形象，一横表示地面，其上是生长着的豆苗，其下是长满根瘤的根。反映我们的祖先的观察是多么细致和敏锐。
小麦、大麦原产于西亚，对中原来说都是引进作物。我国古代禾谷类作物都从禾旁，唯麦从来旁。来字在甲骨文中作“來”，正是小麦植株的形象，麦穗直挺有芒，加一横似强调其芒。小麦最早就叫“来”，因系引进，故甲骨文中的“来”字已取得表示“行来”的意义；于是在“来”字下加足(麥)作为小麦名称，形成现在的“麦”字。小麦很可能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入中原的(西部民族种麦早于中原)。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遗址，发现了距今3800年的小麦遗存。近年甘肃民乐东灰山出土距今5000余年的麦作遗存。有关文献表明，西方羌族有种麦食麦的传统。周族在其先祖后稷时已种麦，可能出自羌人的传授。但小麦传进中原后却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大麻原产我国华北，目前黄河流域已出土原始社会晚期的大麻籽和大麻布。“麻”字始见于金文。《诗经》等古籍中有不少关于“麻”的记载，并区分其雌雄植株(附带指出，这种对植物性别的认识，在世界上是最早的)：雌麻称苴〔ju居〕，其子称黂〔fen坟〕，可供食用，列于“五谷”；雄麻称枲〔xi喜〕，其表皮充当衣着原料。
我国种植蔬菜至少始于仰韶文化时代，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了油菜(古称芸或芸苔)种籽，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十字花科芸苔属蔬菜种籽，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了莲子，浙江河姆渡遗址则出土了葫芦籽。《诗经》记载的蔬菜种类不少，可确定为人工栽培的有韭、瓜(甜瓜)和瓠〔hu 互〕(葫芦)。稍后见于记载的有葵(冬苋菜)、笋(竹笋)、蒜和分别从北方和南方民族传入的葱和姜。
作为谷物的补充的蔬菜和果树，最初或者和谷物混种在一起，或者种于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商周时代，逐渐出现了不同于大田的园圃。它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囿分化出来。上古，人们把一定范围的土地圈围起来，保护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鸟兽，这就是囿，有点类似现在的自然保护区。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种有某些蔬菜和果树。最初是为了保护草木鸟兽，而后逐渐发展为专门种植。其二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如西周有些耕地春夏种蔬菜，秋收后修筑坚实作晒场。春秋时代形成独立的园圃业，这时园圃经营的内容与后世园艺业相仿，种蔬菜和果树，也往往种一些经济林木。
商周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种植业相当发达。甲骨文中有仓字和廪字，商人嗜酒成癖，周人认为这是他们亡国的重要原因，可见有相当数量剩余粮食可供其挥霍。《诗经》中有不少农业丰收的描述，贵族领主们在公田上收获的粮食堆积如山，“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不过，在当时木石农具与青铜农具并用的条件下，耕地的垦辟、种植业的发展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都邑的周围，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荒野，可以充当牧场，所以畜牧业大有发展地盘。而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还很多，从而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生产部门——虞衡。
在我国，与“五谷”相对应的有“六畜”，为人们所乐道。这个词也是春秋人先说出来的。“六畜”的含义比较明确，指马、牛、羊、猪、狗、鸡。这里的“畜”，犹言家养。这是就黄河流域情形概括的。它们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均已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表示六畜的字已经齐全。据近人研究，六畜的野生祖先绝大多数在我国本土可以找到，说明它们是我国先民独立驯化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猪的国家。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遗骨中，猪占绝对优势。从那时起，猪一直是我国农区的主要家畜；这是和定居农业相适应的。在农区，不论地主农民，几乎家家养猪。汉字的“家”从“宀”从“豕”，豕即猪。羊也是中原农区重要肉畜。而原来居住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羌人，很早就形成以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因而被称为“西戎牧羊人”。人类饲养马和牛起初也是为了吃肉。中原地区牛马转为役用传说在黄帝时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这里的“乘”不是骑，而是驾车。我国大概是最早用马驾车的国家。商周时打仗、行猎、出游都用马车。狗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家畜，最初是作为人类狩猎的助手。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狗除继续用于狩猎和守卫以外，也是人类肉食来源之一。鸡是我国人民最早饲养的家禽。以前人们认为家鸡起源于印度，但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遗骨比印度早得多，家鸡的野生祖先原鸡在我国广泛分布，我国无疑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养鸡最初可能是为了报晓。磁山遗址家鸡多为雄性，甲骨文中的鸡字是雄鸡打鸣时头颈部的特写()。但鸡很快成为常用的供食用的家禽。农民养鸡甚至比养猪更普遍。鸭和鹅是从野鸭(古称凫〔fu服〕)和雁驯化而来的，又称舒凫和舒雁，我国人工饲养的时间不晚于商周。鸡鸭鹅合称三鸟，是我国人民肉蛋主要来源之一。
商周畜牧业很发达。商人祭祀鬼神用牲，少者数头，多者动辄上百上千。周人牧群数量也相当可观。进入春秋后，畜牧业继续在发展，尤其是各国竞相养马，兵车数量迅速增加。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是唯一这样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技术，都是由中国传去的。野蚕本是桑树的害虫。原始人大概是在采食野蚕蛹过程中发现蚕丝是优质纤维，逐渐从采集利用到人工饲养，把野蚕驯化为家蚕。在这前后又开始了桑树的人工栽培。据古史传说，我国养蚕始于黄帝时代，据说黄帝元妃嫘〔lei 雷〕祖教民养蚕，这当然只能理解为原始人群集体创造的一个缩影。距今5000年左右的河北正定南阳庄遗址出土了仿家蚕蛹的陶蚕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则出土了一批相当精致的丝织品——绢片、丝带和丝线。从目前研究看，家蚕驯化很可能是距今5000年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若干地区的原始居民同时或先后完成的。从《诗经》、《左传》等文献看，先秦时代蚕桑生产已遍及黄河中下游。人们不但在宅旁、园圃栽桑，而且栽种成片的桑田和桑林。丝织品种类也很多。在棉花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前，蚕桑是我国最重要衣着原料，蚕丝织物是农牧区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蚕桑成为我国古代农业中仅次于谷物种植业的重要生产项目。
虞、夏、商、西周时代，渔猎采集并没有从农业经济领域消失。甲骨文中有关田猎的卜辞和刻辞记事约占全部甲骨文的1/4。商代的田猎具有开发土地、垦辟农田、保护庄稼、补充部分生活资料和军事训练等多方面作用。当时还有许多“草木畅茂、禽兽逼人”的未开发区，在这些地区开发耕地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焚林而田”，这样就把田猎和农业统一起来了。周代，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蕴藏的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仍然是人们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不可缺少的来源之一，不过取得这些资料的方式已经区别于原始农业时代掠夺式的采集和狩猎了。周代规定了若干保护山林川泽自然资源的禁令，如只准在一定时期内在山林川泽樵采渔猎，禁止在野生动植物孕育萌发和幼小时采猎，禁止竭泽而渔、焚林而狩，等等。甚至还设官管理，负责向利用山林川泽的老百姓收税，或组织奴隶仆役生产。这种官吏，称为虞或衡；而以对山林川泽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为内容和特点的生产活动，也称为虞衡。
以上我们主要介绍了本时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概况。至于这一时期南方(长江、淮河以南)和北方(长城以北)的农业生产概况，将在以后有关章节中予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