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就使用“里布”作为交易媒介，以布为币材，长二尺，阔二寸，上书币名、年月日、编号、地址、盖发行人印，是最早的信用货币。东周时期，民间习用“牛皮币”和期票性质的“傅别”进行交易，可转让流通。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白鹿皮币”，以鹿皮为币材，值40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朝觐必以皮币荐璧才行，已具备纸币的雏型。从东汉到五代十国，不断兴起的寺庙道观、柜坊、邸店、寄附铺、金银行等等所出的凭条、书契、存放款单证或其他票据，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信用流通工具。唐代飞钱和唐末延续到宋初的便换，从汇票演变到在异地间流通转让，也起到一些货币作用，是交子产生的先导。《宋史·食货志》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说明，宋代纸币的产生，实渊源于此。
纸币创立于北宋，是由下列原因促成的。第一，宋王朝为了稳定政局，开国后就大力发展经济，商品生产及境内外交易扩大很快，商业发达就需要大量轻便的货币。第二，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饶，所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宋初，川蜀经济发展较快，因一向只用铁钱，不用铜钱，货币数量不足。而且铁钱体大值小钱重，一缗重25斤，交易使用和异地运转均困难，故纸币首行于川。第三，自唐末以来，形成若干货币区，不准运钱出境，严防北方强邻套取铜铁钱，用纸币可防止钱币外流。第四，两宋长期财政困难，发行纸币可作弥补开支一大财源。最后，飞钱、便换、柜坊条据等，对人们有较深的影响。
宋初，成都地区的商人，出具收据形式的证券，正背面都有出票人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临时填写金额。式样不一，分散发行。太宗初年，由成都16家富商集资联合兴办交子铺，或称交子户，发行“交子”，系纸币性质，在远近地区当现钱行用。其印刷、版面、图案、花纹都较好，并在外地设分铺。后因富商经营不善，资金被挪用，不能兑现，再加伪造不少，争讼多，官家出面干预。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批准成都府知事薛田等人的建议，设立益州交子务主持其事。二年二月(公元1024年)起发行官交子，基本上仿照商办交子的形制，加盖本州州印，文字不同，用铜板印制，图案精美，三色套印，在世界印刷史、出版史、版画史上，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宋初制订有关交子发行流通的制度，通称“钞法”。规划颇为周密，在货币史上是创举。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所用币制办法，还可以反映它的轨迹。察其主要内容，计有：首先，交子发行权和管理权集中于朝廷，实行高度的中央集中统一。由朝廷制订统一的政策制度、印制措施、发行数额、流通地区。其次，规定三年一界(相当一期)，即每三年换印一次，又叫易界。界满以新钞平价(即一比一)收换旧钞销毁。第三，规定发行限额，每界交子发额为1256340缗，不准超过此限。第四，以36万铁钱存库充“钞本”，即发行交子的保证金，相当于现代银行纸币发行准备金。第五，规定等级，初为一贯至十贯，在交子券面印好，照此金额行用。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改为十贯、五贯两种，十贯八成，五贯二成。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再改为一贯与500文两种，前者六成，后者四成。第六，严禁伪造、涂改、销毁及地方擅自印行。第七，限制流通地区。第八，交子的兑现，以钱为主，也用金银或度牒等。历次兑换的比例、做法，均由朝廷制定并派员监督执行。但这些规定，到下面并不完全遵办。
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没有兑现保证的交子60万贯，购储军用粮草。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潞州另设交子务扩大交子发行。熙宁四年在陕西行交子法。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增造成都路交子。因滥发状况有增无减，于是定一界增造15万缗。是岁交子存额1406340缗，地方仍不断申请增造。元符年间(公元1098—1100年)新钞收换旧钞比价一比五，即官价下跌为原价的1/5，民间下跌尤甚。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行陕西交子，置京西北路交子所，并立伪造法，拟予严管。总之，北宋的财政收支是一代比一代紧，到晚期徽宗时，已是国势垂危，朝不保夕，内忧外患，疮痍满目，已临山穷水尽绝境，滥铸恶钱，也难解困，全赖滥发纸钞。
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改变滥发手法，将交子改名“钱引”，除浙湖闽广之外，在其他诸路发行。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大观三年大量发行钱引，猛增至2000多万缗，为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最高发行限额的20多倍，没有钞本，旧交子不准兑换，等于朝廷赖帐；且更增造不已，致钱引一缗只值数十钱。商民束手无策，一夜之间百万家私成空，怨声载道。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金兵大举侵逼勒索抢劫。钱引币值惨跌，爆发一次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三界并行，达到3780多万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三月，增发钱引500万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竟增发到4100多万缗，30年间猛增30余倍。钞本只有铁钱70贯，不成比例(即十万分之一点几)。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发行钱引4500余贯，打四折使用。宁宗嘉定(公元1208—1224年)末，三界并行，合计已达8000万缗，钱引每缗仅值100文钱。到理宗末年已是一文不值。但钱引印制精良，艺术价值很高。三色套印，每张用六颗印信，四黑一红一蓝，每颗印上饰以花纹，每界不同，钱引面上写明界分、年号，分一贯和500文两种。它不仅是文物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上多色套印的鼻祖。
关子初办时，其性质和做法类似飞钱便换。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因在婺州屯兵，交通困难，运送现钱不便，就由驻军招商人在婺州出现钱，发给“关子”，持它向临安的榷货务换回现钱或钞引(即特准采购茶叶香货的合法执照)。其中指定专兑现钱的叫“贝钱关子”。实际上商人在兑领钱钞时，榷货务百般刁难，限制兑现额，每天只兑应收现钱数的1/3。各州县政府又借机强迫摊派购买军粮。此法难行。故变换手法，改发交子。绍兴六年在临安设行在交子务，再次试发交子，无钞本，民间拒用，旋罢。改令榷货务储现钱印关子，公私同现钱使用。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印发“公据关子”，面额自十千(一万文)至百千(十万文)共五个等级的大面额纸币，可用二年，许商人银钱中半入纳，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80万缗，淮东公据关子40万缗。这是严重的通货贬值。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奸相贾似道印发“金银见钱关子”，以一等于18界会子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形状。同时，贾还造一种“公田关子”。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发行“内关子”，可行用三年。五年复申严禁关子减价，规定每年印发500万缗。这种内关子是两宋最后一种纸币。
这是两宋四大类纸币中最为庞杂混乱的一种，它集中反映南宋王朝政治经济败坏惨象，也是对这个腐败王朝的催命符。南宋初期，民间流行“便钱会子”，类似飞钱便换。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改为官办。初行于两浙，储现钱于城内外流转。次年二月，始立会子务，发行新造会子；以后又推行于两淮、湖广、京西各路，改会子务隶都茶场。会子面额初以一贯为一会，其后增发500文、300文、200文等三种，由行在会子库发行，系红、蓝、黑三色铜版印刷，长方形，上半部为赏格，写明严禁伪造及重赏告发字样，金额印就，标明发行机关，图案花纹不及钱引精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在湖北造用“直便会子”。这些官办会子，初无发行限额及限期，到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已发行1560余万道(贯)，除收兑外，市面流通980万道。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限额1000万贯。乾道九年，会子每贯只值600文钱，六折。淳熙初年，会子流通额增为2200多万贯，超过限额一倍多。乾道十二年，二三两界会子各展期三年，八九两界也照此展期，会子流通额成倍上涨，其钞值日益低落。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将每界发行额增至3000万贯，钞值进一步下跌。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时值金宋交兵，军费猛升，滥发会子，陡增至11500多万贯，比乾道初猛涨11倍，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以后逐年下落。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三界会子数额太多，11界会子尚有1360余万贯，12、13界尚有10200余万贯，虽采取种种对付贬值措施，收效甚微。开禧(公元1205—1207年)以后，军政各费，全赖发行纸钞维持。理宗年间(公元1225—1264年)，会子折阅不行，置会子库监官，对措置会子不力之官吏严惩。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14、15两界会子增至32900多万贯，65年中猛增33倍。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再增至65000万贯。淳祐七年二月，法定17、18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用。对反对此法之臣僚和民众论罪。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用牌帖。理宗末年和度宗时，蒙古大军压境，宋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还在滥发会子，物价飞涨，市上只见纸钞不见米麦。会子已不值一文钱。18界会子二万贯还买不到一双草鞋，通货膨胀恶化已到了不可收拾地步，人民苦不堪言。
南宋还发行几种限地区行用的地方纸币，除了流通时间长影响大的四川钱引外(简称川引)，还有：“河池银会子”，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在河池发行，有两种，一钱者14万纸，四纸折合钱引一贯。半钱者一万纸。以后每两年印发61万纸，共折合川引15万缗；“铁钱会子”，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始在兴元府发行，限在兴元府金洋州用，分300、200、100文三等，每二年印发240万缗。以上两项，均抵军用，不久均大贬值；“两淮交子”，简称淮交，孝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在淮东淮西地区发行，分200、300、500、一贯四等，年印300万缗，限两淮专用；“湖广会子”，简称湖会，印造500至一贯会子，在湖广地区印发专用。以上几种地方性纸币，都是由朝廷规定在各该地区发行并限当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