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20年代以来，甘地之名在中国很响亮。据统计，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出版有关甘地及其主义的书籍达27种，仅罗曼·罗兰的甘地传记就有三个译本，而甘地的自传则有四个译本。当时的《东方杂志》刊登有关文章不下六七十篇，并一度辟有《甘地与新印度》的专栏；1948年当甘地遭暗杀后，又有纪念文章13篇。
甘地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对友好邻邦印度始终怀有深情。而他对中国也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声援，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举行中国学院成立典礼，甘地得知消息，提前给泰戈尔写信表示祝贺：“愿中国学院作为印中结合的象征。”同时他还给在国际学院工作的谭云山写信：“是的，我们确实需要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你们的努力诚可钦佩。”7月，当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印度时，他说：“中国已经在抵抗日本侵略者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因为真理在你们一边！”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行径，甘地曾在各种场合多次予以谴责。
1920年，印度国大党采纳了甘地的“非暴力”和“不合作”的反英斗争策略。当年12月，“不合作运动”开始。这一运动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密切关注，各报刊连续登载有关消息和评论。自1920年至1926年，仅《东方杂志》发表的有关文章即约30篇。这一时期的文章如《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尼地》，不仅介绍了甘地其人，还刊登了他的头像。文章指出，甘地是印度自治运动的中枢，是不合作运动的首创者；他笃信宗教，主张爱国主义；他蔑视富贵和安乐，一意行善，不畏强暴；他深得印度民众敬佩，使英国当局惧怕。《印度自治运动》一文又说：“甘氏为一急进派。而亦理想家，主张印度不仅自治而且独立。”从1921年开始到1925年，在我国的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甘地和甘地主义的大论争。许多人在《东方杂志》、《向导》、《新建设》、《少年中国》、《前锋》、《中国青年》、《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意见，有些意见是十分尖锐和对立的。这场激烈的论争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派十分关心印度的前途，十分重视印度独立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争论中的各种意见尽管分歧很大，但都希望印度的运动能顺利发展并取得成功。
1929年12月，印度国大党通过了关于开展第二次不合作运动的决定。1934年5月，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失败。对于甘地领导的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东方杂志》亦有强烈反响，自1929—1932年，发表评论、通讯等文章有二三十篇，这一阶段发表的文章具有三个特点：一、鲜明而又理性地支持并赞同印度民族运动。二、研究比较深入，论析接近本质。三、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批判甘地“右派”立场的倾向明显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