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朝建立之前，成吉思汗就曾远征印度(公元1219—1224年)，虽无功而返，但蒙古人在印度留下的历史痕迹却是难以磨灭的。中亚的大片地区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1271年，元朝建立，蒙古人对印度的情况仍记忆犹新。其时，中国与南亚诸国间的陆上交通已无大的人为障碍。故《元史》卷一二五有克什米尔人铁哥的传记，卷二○三《方技传》有尼泊尔人阿尼哥的传记。他们都在元朝为官。
元朝虽然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但在海上交通方面的记载却不少于前代。如《元史·外夷传》记中国与印度交通说：“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比余国最大。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诏谕诸蕃。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余俱蓝诸国未下。”这里，马八儿和俱蓝都在印度半岛南部，是当时南印度的大国。“至元间”指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国时期(公元1271—1294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与印度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之一。根据《元史》的记载，这段时间中印交往可列出一个大体的年表：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遣使诏谕忻都国(指北印度)。
十六年(公元1279年)六月，马八儿国遣使来贡大象、犀牛各一。十二月，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奉旨招讨俱蓝。十七年三月到达。
十七年(公元1280年)八月，马八儿遣使来朝，献宝物、犀牛、大象。十一月，俱蓝、马八儿遣使进表。
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诏讨使杨庭璧等自泉州入海，航行三个月到达锡兰，四月，至马八儿国，以风阻不至俱蓝，遂还。八月，南海诸国来贡犀象方物。
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杨庭璧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九月，俱蓝等国遣使入贡，进宝货、黑猿。
十一月，马八儿国遣使来朝，献金叶书及土物。
二十年(公元1283年)正月，以诏讨杨庭璧为宣慰使，出使俱蓝等国。二月，赐俱蓝国王瓦尼金符。马八儿国遣僧撮及班入朝。
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正月，马八儿国遣使贡珍珠等。
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六月，遣使携带银千锭往马八儿国求奇宝，并赐虎符金符。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正月，马八儿国遣使进铜盾。九月，海外诸蕃国皆来贡。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正月，俱蓝国遣使来朝。二月，马八儿国来贡方物。三月，马八儿国遣使进斑马。
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十一月，马八儿遣使来朝。
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马八儿国进斑马二匹。
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四月，遣使到马八儿国访求方技士。
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八月，马八儿国遣使进花牛二、水牛土彪各一。九月，派遣两批使者先后出使俱蓝和马八儿国。三十年(公元1293年)十月，遣使出使阁蓝(印度半岛西南部)。
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九月，遣使出使阁蓝。
中印政府间这样频繁的往来，在此前的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忽必烈在这中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忽必烈对南洋特别重视，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起初，印度东海岸的马八儿国与元朝建立了关系，为了使西海岸的俱蓝国“臣服”，他不惜一再地派遣杨庭璧出使印度，直到俱蓝国“入贡”。这看起来未免霸道，但自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从背景上看，自成吉思汗西征起，蒙古人在数十年间便控制了中亚、中国等地，势力范围扩展到印度北部边界。成吉思汗的后代分别确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忽必烈统治了中国。以中亚地区的蒙古人势力为策应，他从南边入手，经略南海，对印度形成了很大压力。加上印度当时正处在德里苏丹国时期，南北方不统一，即使南方也是小国林立，互不团结。他利用这一形势，不仅满足了个人称霸的雄心，也确保了海上的经济利益。这要比欧洲人进入这一地区以牟取暴利早300年。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地区由于处在东西方的交汇点上，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忽必烈的行动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印人民相互了解的作用，也在客观上起到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作用。
忽必烈之后，元朝与南印度虽然还有往来，情况已大不如以前，但民间的商业贸易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元代汪大渊曾两度随船至南洋考察，其第一次出海在1330年，四年后返回。第二次是在1337年，两年后返回。他曾到过南亚许多地方，回国后于1349年撰成《岛夷志略》一书。书中对印度各地记载颇详，对了解元朝与印度的海上文化交流极有帮助。他每到一地，都很注意那里的地理、土质、物产、贸易、人种、民俗等。例如，在谈到“朋加剌”(即孟加拉，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时写道：
五岭崔嵬，树木拔萃。民聚而居之。岁以耕殖为业，故野无旷土，田畴极美。一岁凡三收谷，百物皆廉。即古忻都州府也。气候常热，风俗最为淳厚。男女以细布缠头，穿长衫。官税以十分中取其二焉。国铸银钱，名唐加，每个二钱八分重，流通使用……产芘布、高你布、兜罗锦、翠羽。贸易之货，用南北丝、五色绢缎、丁香、豆蔻、青白花器、白缨之属。
从这段记载看，孟加拉国地区的概貌已跃然纸上。然而，汪大渊对经济贸易尤其重视，对农业、收成、市场、税收、货币、特产和贸易用货等，都有说明。由此可见，他写这部书的用意可能主要是为中国商人提供南海诸国的商贸资料。从当地的物产和贸易用货的记录可以探知中国与印度之间物质交流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