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主要有下列六种说法：
(1)房学嘉的“秦至南朝”说；
(2)吴炳奎的“南朝”说；
(3)罗香林、陈运栋的“五代至宋初”说；
(4)吴福文的“唐末至北宋”说；
(5)李默、张溥祥的“明正德年间以后”说；
(6)刘佐泉的“清朝”说。
判断一个民族或民系的形成，应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等四大要素为其标志。
首先，从共同的居住地域来看，目前客家人主要聚居在赣南、闽西和粤东、粤北地区，这一带集中了全部“纯客住县”，人口约为国内客家人的60%左右。
这一块客家聚居区是在中华民族历次大迁徙中逐步形成的。西晋末年的第一次大迁徙，百万汉人南迁，主要居住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和江西北部，只有一部分进入赣南；迁入闽西的更是少数。据载，直至唐开元年间(公元712—741年)，开发较早、交通较为便利的赣南，已有37600户，而此时闽西、粤东一带，仍是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之地，当时闽西汀州仅有4680户，而粤东梅州的户籍统计尚缺。
唐代末年的第二次大迁徙，大部分南迁汉人进入赣南、闽西定居，后来还有一部分人从赣南进入粤东、粤北。据载，粤东梅州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为1577户，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68—1077年)已增至12390户。同样，元丰年间赣南户数已增至133899户，闽西汀州增至81454户。在北宋时期，在赣南、闽西和粤东一带的客家聚居区已初具规模了。
南宋后期的第三次大迁徙，中原百姓渡江南迁，渐次进入江、浙、赣、闽诸省。而早年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人，则再次南迁。他们有的沿东路从浙江、福建进入粤东梅州地区。也有的沿西路从江西北部进入赣南再迁至粤北和惠州地区。这时，广东的客家人口迅速增长，而且，除了平民百姓还有不少文人墨客和官宦人家，他们带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进文化，提高了客家地区的人口素质。这时，赣南、闽西和粤东、粤北成了客家人口集中的聚居区。换句话说，在南宋后期，以闽、粤、赣交界处为中心的客家人共同地域已经初步形成了。
客家话是客家人的共同语言，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标志。正如前面所述，客家话是操北方汉语的中原汉人，在迁入闽、粤、赣交界地区后，与操古畲语的畲民等，在长期杂居共处中相互吸收、融合，而在南宋时期基本形成的。
在共同经济、文化方面，宋代随着客家聚居区和客家话的形成，在当时这块相对和平安宁的山区里，经过客家人的艰苦奋斗，发展了垦植农业，促进了稻作生产的进步。同时，其他物质生产也有了发展，例如制瓷技艺大大提高了，采矿业发展了，也开始出现了反映这一生产水平和居住文化的赣南方楼、闽西土楼。
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官绅和文人墨客迁入客家住地，他们创办府学、县学和书院，讲学立说，培养人才，大大促进了这里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例如赣南的周敦颐和程颢、程颐以及后来的朱熹，都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史称“程朱学派”，对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形成，深有影响。此后，闽西和粤北、粤东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科举名额大增。例如，广东蕉岭县蓝坊乡是偏僻山乡，但乡人蓝奎在宋代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考取进士，首开梅州地区进士记录，其文章气节，朝野钦崇。他去世后，乡人为纪念他而以其姓为乡名。
在共同心理素质方面，客家人继承了中原儒家文化，崇尚忠孝，崇文重教，追宗念祖等道德礼俗，世代相传。同时，他们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历经艰辛和磨难，逐渐养成了勇往直前、奋发图强、团结互助的精神。当他们在荒僻山区定居后，在创立家园的过程中，以及与南越、畲、瑶等民族的融合中，吸收了他们艰苦奋斗、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等品德。从而形成今天称之为“客家精神”的客家人的共同心理素质。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在赣南、闽西、粤东和粤北这块客家聚居地域内，已初步形成一支同操客家话、有着共同物质文化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独特的汉族民系客家人。
为此，有些客家学者提出，作为中国汉族五大民系之一的客家人的界定，应包括下列四个方面：
(1)他们是历史上从中原地区辗转南迁到赣南、闽西、粤东北交界区，或再从这些地区迁往海内外其他地区的汉族人；
(2)他们能讲客家话；
(3)在衣食住行、人生礼俗、信仰崇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客家文化习俗；
(4)具有勇于开拓、奋发进取、刻苦耐劳、崇文重教、团结互助、思乡念祖等客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