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方面，传教士马若瑟最早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由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入了这个译著，同时还收进了四回《今古奇观》和《诗经》中的十几首诗。《赵氏孤儿》传到欧洲后，在欧洲文艺界引起广泛反响。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一代文豪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的译本，写出了《中国孤儿》剧本，1755年在巴黎上演。法文版《赵氏孤儿》出版后，五六年内就有了两个英文译本。英国剧作家经过加工和再创作，编出了四五个改编的剧本。伏尔泰改写的《赵氏孤儿》在巴黎上演后，英国剧作家再将伏尔泰的剧本改写，于1759年在伦敦上演。由当时极负盛名的剧作家和演员加立克主演，布景和服装也极富东方情调，因而获得了成功和赞誉。另一位英国名作家汤玛斯·帕西也对中国文化发生浓厚兴趣。他曾从葡萄牙译本转译了中国小说《好逑传》，并编写了一部《中国诗文杂著》，于1762年出版。其中也收入了《赵氏孤儿》。在德国，18世纪40年代出版了《赵氏孤儿》的德文译本。此外，德国人还把小说《好逑传》从英文转译成德文。近代德国的两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曾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席勒想改作《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多》，受到歌德的喝彩。歌德在他的日记与书信中曾多次提到《赵氏孤儿》对他的启示。正是在《赵氏孤儿》这样一些中国故事的影响下，歌德创作了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培诺尔》。
在史学方面，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是第一位用外文撰写有系统的、严肃的中国历史的作家。他的《中国史十卷》记载了上起盘古开天辟地，下迄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而他的《鞑靼战纪》是一部闻见录性质的历史著作，对满清入关前后的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法国传教士冯秉正在1777—1783年编译出版了13卷本的《中国通史》。这部书主要根据我国朱熹的《通鉴纲目》的满文本摘译成书，并且补充了明清部分。尽管译文不很精确，但毕竟是首次向西方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知识。有趣的是，现在还保存着当时订购这部通史的530人的名单，从中可以了解此书在法国流传的地域及社会阶层的情况。另一位博学多识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撰写了《唐代史》。宋君荣还对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甚感兴趣，在1739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史》。不过，传教士们了解历史，还是为了当时的宗教活动服务。因此他们更重视当代史的研究。1688年，奥尔良发表了《吞并中国的两位满洲征服者的历史》，记述了清王朝的建国史。1697年，白晋又出版了康熙大帝的传记《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这部书将康熙皇帝和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作了比较，对两者都推崇备至，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被介绍到欧洲以后，对欧洲史学家的开阔视野与理论概括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英国大史学家、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就在自己的著述中谈到鞑靼人对中国的征服，并认为中国的史书可以用来解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此外，他还在自己的书中不时引用一些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如苏武在北海牧羊，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书，耶律楚材如何劝导蒙古入侵者，以及明朝建文帝之死，等等。在德国，冯秉正编译的《中国通史》，在给读者以中国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自公元前10世纪起直到清朝没有什么根本变化。黑格尔和另一个著名的德国史学家朗克等人受了这种影响，得出了“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等消极、谬误的结论。这些情况，说明了两种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复杂的、甚至曲折的历程。
比起文学和史学来，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与精粹——经学，对于欧洲人来说，难度就大得多了。不过，由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大都有着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加上他们又都以过人的热情和勤奋对中国经学进行刻苦的钻研，因而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深的心得与造诣。利玛窦，就是研究并向西方介绍儒学的第一位欧洲人士。继利玛窦之后，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除金尼阁外，宋君荣译出了《书经》、马若瑟和孙璋曾译《诗经》。难度最大的《易经》，也由法国传教士雷孝思译出。清初时，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等将《大学》译成拉丁文，取名《中国的智慧》。后来，殷铎泽又把《中庸》翻译出来，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康熙时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研究《易经》多年，白晋深得康熙皇帝的信用，康熙皇帝对他研究《易经》十分鼓励，曾多次进行督促。后来，白晋终于用拉丁文写出了《易经要旨》。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经过传教士们不甚准确的吸收和消化后介绍到欧洲，被欧洲各国的思想文化界根据自己的国情加以吸收。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定影响。
在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受到在华传教士们著述的影响，很早就接触到中国的儒学、佛教和道家的思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特别是孔子的著作，1689年，莱布尼兹游历罗马时结识了在华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得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知识。1697年，莱布尼兹编辑出版了重要著作《中国新论》，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和重视。莱布尼兹认为，中国儒家的理论基础同基督教的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把自己所追求的欧洲和平的“大和谐”理想同中国的“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借儒家的“秩序”和“道德”，表达他对当时德国封建的分裂割据、战乱不止和诸侯暴虐的不满。为了切实地促进欧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莱布尼兹还致力于创建柏林科学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华法国传教士白晋同莱布尼兹之间的通信，持续了六年之久，他们对《易经》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有助于莱布尼兹的数学研究，他们发现《易经》卦图和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对于莱布尼兹二进制算术的完善化起了促进作用。大文豪歌德曾经“对中华帝国从事最认真的研究”。他从儒家经典的译文中熟知了中国“务实的哲学家”孔子，赞赏中国哲学同现实政治的密切结合。歌德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认为孔子关于通过修身以促进自身善美发展的见解同自己的见解非常相近；认为中国人举止适度，行事中庸，这方面比欧洲人优越。因此，当时歌德就被人称为“魏玛的孔子”和“魏玛的中国人”。晚年，歌德更多受到儒家的“德”和道家的“道”的影响，从年轻时代对中国艺术“不平静的冲动”，进入对中国伦理的宁静与安定的向往。1827年，歌德作《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4阙，诗中反映出作者心目中的中国，生活如“一池静水”，一切都“比较明朗，比较清晰，比较合乎道德——正是这些严格的节制，才使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得以保存，并将久存下去”。正是在这部诗作中，歌德提出了“视线所窥，永是东方”，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深深的向往之情。
在法国，伏尔泰强调中国儒学虽说是国家宗教，但它博大而无所不容，足以证明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认为中国人敬天，而“天”是天理，不是神，不是崇拜的偶像；中国人尊孔，而孔子并非教主，只是宣扬伦理道德的圣人。这些观点，正是对当时法国“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一部法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世界上并存的许多民族文化之一，反对西欧基督教垄断全部“德行”和“真理”的观点。他还利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述自己关于国家和法的观点，批判法国专制制度。继启蒙主义思想家之后，欧洲思想界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还有重农学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被称作“欧洲的孔子”，他发表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其中寄托了对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重农学派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杜尔果曾经与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高类思、杨德望有过友好交往，在高、杨二人要回国的时候，杜尔果交给他们一份详细了解中国土地、赋税、造纸、纺织等许多方面的清单，总共包括52个问题。高类思和杨德望回国后经过考察，曾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作出汇报，并与法国传教士合作写成《中国古代论》、《中国兵法论》等论文。在法国，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贡献最大。法国传教士主编，在巴黎出版的三部巨著：《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的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界也注意吸收中国文化为自己服务。著名的哲学家贝克莱就曾引用孔子的话来论证欧洲的道德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通过对中国的论述，来论证自己的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新航路开通之后，欧洲同中国之间的贸易打破了奥斯曼帝国的障碍，往还便利，交流日益频繁。大量中国的精美工艺品及其他产品流入欧洲，进入欧洲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丝绸仍是欧洲人最欢迎的商品之一。丝织品不仅在法国销路极广，而且染色技术和染料也从中国传到法国，如栀子(一种豆科植物)产生金黄色，棘树皮产生“中国青”，等等。当时的巴黎，就是欧洲新潮时装的中心，服装模特身披丝绸，从这里前往英国、意大利和德国。法国则不断推陈出新，先后风行手描和印花丝绸。
瓷器和丝绸并驾齐驱，同为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易碎的瓷器，历经万水千山辗转贩运到西欧，自然被视为珍品。西欧宫廷贵族之家，莫不竭力搜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乔凡尼·贝利尼的名画《群神宴》，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瓷器之精美。该画现藏美国华盛顿国立画廊，内容是表现古代神话中的众神和仙女聚会林泉之间的情景。图中央盛水果和汤的大钵，都是明代道地的青花瓷器。其一满盛鲜果，置于诸神面前；另外两大瓷钵则分别由一男仙头顶、一仙女手持而来。由于画家将这三只瓷钵置于很突出的地位，描绘又极为认真，因而青花瓷器的特质得以鲜明地表现出来。据考察，这三只青花瓷钵的形制与风格、花纹，都表明确为明朝宣德、成化年间之物。此画作于1514年，而这类瓷器运到威尼斯，应在15世纪末，亦即哥伦布、达·伽马开辟新航路之前。贝利尼将这三只大青花瓷钵作为诸神的用品，也恰恰反映了当时西欧人士对中国瓷器的珍视。到了18世纪时，瓷器已经普及到法国全社会。法国人饮茶也用瓷器。中国瓷器的莹洁光润、轻巧纤美，以及上面彩色的人物花鸟绘图，令人喜爱。1716年，法国有人写了一首诗盛赞中国瓷器的美观。诗中写道：
来啊，观赏这件瓷器，
吸引我的是它的绚丽，
它来自一个新的天地，
从未见过如此优美的艺术。
多么诱人，精致超俗，
来自中华，它的故土。
在输入中国瓷器的同时，欧洲人还开始仿造。早在16世纪，意大利人就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再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则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了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从此名声大噪，生意兴隆。制瓷业因而成为产地所在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漆器也从中国输入欧洲。法国在17世纪已经仿制成功。当时马丹一家制作的漆器，享誉欧洲。他们制作的仿中国的花鸟漆器最受欢迎。伏尔泰专门在自己的诗中称赞说：“马丹兄弟的漆柜，超过了中国的艺术。”精致美丽的漆画还进入欧洲宫廷。法国著名的彭巴杜夫人，就是一位漆画的爱好者。为了装饰她所居住的蓓拉孚宫，彭巴杜夫人订购了大批漆画。此外，德国和法国还兴起了对上漆的轿子的爱好，法国更将轿子进一步发展为轿车。
大量的中国工艺品和绘画等艺术形式的传入欧洲，丰富了欧洲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影响了欧洲人对美的鉴赏与追求的品味。18世纪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艺术发展中出现的“洛可可时代”或“洛可可风尚”，就明显地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洛可可艺术风格的特点是追求轻飘活泼，线条丰富，色调雅淡，重自然雅趣而不重人工雕琢。
在洛可可时代，最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就是园林艺术。1743年，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写信给巴黎的友人，详尽报道了被他称为“园中之园”的圆明园的美景：
这是人间的天堂。人工的河流不像我们那样对称匀称地安排，而是布置得如此自然，仿佛流过田野一样，沿岸两旁镶着一些凸凹的石块，自然而无雕琢。河流的宽窄不等，迂回有致，如同萦绕天然的丘石。两岸种植鲜花，花枝从石缝中挣扎出来，就像天生如此。
后来，王致诚又把中国画家唐岱、沈源所绘的圆明园40景的副本寄往巴黎。圆明园图景在法国和欧洲引起了极大兴趣。从18世纪后期，法国一些贵族开始刻意模仿中国园林，在私人花园里建造亭台、楼阁、宝塔，布置小桥流水、石岛假山。通过法国，洛可可风尚还传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最典型的洛可可风格的建筑，是德累斯顿郊外、易北河畔的庇尔尼茨欢乐宫和波茨坦的桑苏西宫，庇尔尼茨宫建筑采用东方大屋顶的特殊结构，侧面的凉亭都是中国离宫别苑的特色。另外，卡塞尔的领主也仿照中国村落建造“中国村”。村子命名为“木兰”，所有建筑物都是中国式平房，在村落附近的山麓有一条小河，称为“湖江”。至今，这个“中国村”的旧址上还有塔和魔桥仍然保留着。中国园林与园林艺术在欧洲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欧洲学者承认：“中国的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歌德在其《伤感主义的胜利》剧本的第四幕开场白中，用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中国的花园：
我想说的，
就是赏心悦目的游苑，
依依不舍，无法离开。
那里有深谷和高丘……
宝塔、岩洞、草坪、山石和一线天……
处处皆芳草，地地有木樨……
搭起的渔舍和凉亭，
中国——哥特式的洞府，水榭和庭院。
千百年来，在中国同西亚、北非以及欧洲各民族之间，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彼此的了解接触和交往，却一步步在发展和扩大着。双方古代的人民，以水滴石穿的顽强精神，骑在驼峰马背上，驾着风帆舟楫，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奔波在茫茫戈壁、草原、碧海，使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由涓涓细水，发展为蜿蜒的小溪，再汇聚为奔腾的江河；由只鳞片爪的信息，到表面浅层的认识，再到深层文化的探究。由于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因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端，大致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而在西方，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西亚(一定意义上含南亚)、北非和欧洲先后扮演了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主角的角色。双方陆上和海上交通路线也就会随着这种角色的变换而发展，彼此文化交流的内涵也起着变化，并且逐步扩大。直到新航路开辟，伴随着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西之间的交通才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文化交流也逐渐脱离古代的轨道，进入了空前大高涨的时代。不过，这一时期的大高涨，却是以血和火为媒介，以无数侵略与反抗、掠夺和屈辱为代价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