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织品的西传，在元代又出现了一个热潮。早在蒙古西征时期，就把一些中国织匠带到穆斯林世界。中国的凤凰、龙、麒麟等图纹花样被引入了穆斯林的丝织花样之中，一直远传到蒙古人未曾到过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地区。同时，一度几乎绝迹于西欧的中国丝绸等产品又开始源源来到这一地区。从13世纪末以后，中国的丝绸锦缎又成为意大利各地显贵及罗马教廷的时兴服饰。当时的绘画与考古的实物发掘都反映和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画家西蒙尼·马尔蒂尼在1317年所画的《图鲁斯的圣路易为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加冕图》，画中圣路易的主教冠带和教袍缎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中国丝织品。与罗伯特同时期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统治者甘格朗德，他的墓地经过考古发掘、整理，发现棺中遗体遍体都缠着中国丝绸。与丝绸一道，元代的陶瓷输出仍保持着宋代以来的势头。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各地，都发掘到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残片。伊本·巴图塔在他的游记中还提到，中国的瓷器一直远销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中国纸币流通的情况，也在蒙元时期被介绍到西方。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卢布鲁克就介绍了中国的纸币。他说：“契丹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左右。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大汗印玺上的条纹相同。”我国的纸币，最早出现在北宋仁宗时期。蒙哥大汗时期流通于蒙古诸部的纸币，显然是受了中原的影响。到了元朝时期，中国纸币流通的情形又被介绍到穆斯林世界。例如，1338年在开罗去世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合玛·昔拔不丁曾记载说：“中国人把桑树纤维所制成的长方形纸片当作钱币，上面印着皇帝的名字。使用这些纸币的时候，把它拿到官吏那里，打些折扣，取得另一票子，犹如在我们的造印厂以金银块变换铸造的硬币。”伊本·巴图塔也介绍说：“所有到了这个国家(指中国)的金银都熔化成块。正如我刚才所说，买卖都用纸币，大如手掌，上面印着皇帝的御玺。”
此外，中国的驿传制度也传入埃及。埃及采用驿传制度以后，同叙利亚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当时，从大马士革若有急事到开罗，只需要四天就可抵达。
最值得注意的是火药的西传。
中国不但是火药的发明国，而且是最早制造各类火器、包括铜制火炮的国家。早在公元七八世纪，孙思邈等人就已善于用硝和硫磺作为炼丹时借以发火的药料。火药发明后，很快就被应用于军事上，成为杀伤力很强的火攻武器。10世纪初，我国用于城市攻坚战中的“飞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北宋时期，由国家建立了大规模的火器和火药工场。11世纪初，创制了一种改良型的火药包，名叫“手炮”。接着，又发明了霹雳炮与类似于现代地雷的铁火炮。到了南宋时期，开始使用管型火器，如竹制火枪，以及能发射火焰的飞火枪和火筒。1259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出现的突火枪，用巨竹作筒身，用火药的爆炸力发射子窠〔ke科〕，射程达150步，实在是近代射击型火器之鼻祖。
元代继承了宋代的技术，进一步研制、发展，终于制造出最早的火铳〔chong冲〕。1970年在黑龙江阿城出土的忽必烈平叛时(公元1287年)使用的铜铳，长34厘米，重3.55公斤。当时中国专门使用这种火器的“铳卒”，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火枪手。
火药和火器在中国发明后，又迅速西传。火药的制造，首先是硝传入伊斯兰教诸国。时间早在八九世纪。波斯人称之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南宋偏安，首都临安(杭州)盛行“流星”、“花火”。侨居该地的许多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人士对这种腾空四溅的烟花印象深刻，很快将其介绍到自己的故乡。据记载，1249年，埃及阿尤布王朝国务大臣奥姆莱亲自主持首次在伊斯兰国家使用火药的试验。这次试验所使用的火药配方，很可能就是半个世纪后记载于一部阿拉伯兵书中所列举的“契丹花”的处方。
蒙古人在南下中原地区时，掌握了这一科技成果，并挟之以西征。1260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素丹拜伯尔斯在大马士革一战击败了蒙古西征军，俘虏了一些制造火药的匠师，缴获了大量火器。从此，中国的火药与火器技术更直接大规模地西传。14世纪，埃及马木路克王朝时开始仿造中国火器，可以用火枪发射火箭。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又研制成功发射铁丸的火器，后来发展成火枪。14世纪70年代，埃及还制造出能发射大炮弹、射程极远的铜炮。
火器从埃及向西流传，很快就传到摩洛哥。摩洛哥于是成为仅次于埃及的火药与火器制造中心。1590年，摩洛哥素丹艾哈迈德·曼苏尔派兵远征撒哈拉以南的桑海帝国，其中就有2000名火枪手。正是靠着这一新式火器的优势，摩洛哥人毁灭了西苏丹地区最后一个庞大的帝国。摩洛哥人还用火器对抗葡萄牙人从北方的入侵。1342年，摩洛哥人在保卫阿尔吉西拉斯的战役中，使用火炮抗击葡王阿方索十世的军队。英国的德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参加了此次战役，从摩洛哥人那里学会了火炮的使用。三年后，在1345年的克莱西战役中，英国人初次使用了火炮。接着葡萄牙人也学会了使用与制造火炮、火枪。从此，近代火器技术迅速传遍欧洲。到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初次来到中国时，使他们耀武扬威于中国人面前的已是“铳声如雷”、“炮声殷地”的新式火器了。
宋元时期我国几项伟大的古代科技发明西传穆斯林世界，再由那里传入欧洲，这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南针及其应用于航海事业，对于日后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没有指南针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无论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还是麦哲伦环航世界都是难以想像的。造纸与印刷术的西传，使日后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得以在社会上大量、广泛地流传，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而火药的传入欧洲，使欧洲中世纪王公贵族的城堡在掌握了火器武器的资产阶级革命武装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同时使欧洲殖民主义者更容易对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征服和劫掠。总之，在欧洲历史大转折的前夜，这些发明的西传，对于欧洲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起了某种革命性的作用。
当元代中华文化源源西传时，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科技文化成果也传入中国。
在元代，移居中国的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人士，常以色目人的身份出入宫廷，并受到信任和重用。他们在传播阿拉伯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些人在天文、历法、医药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阿拉伯科学技术对元代影响最大的是天文历法。古代埃及亚历山大城学者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传入中国，译名为《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还在即位之前，他就征召穆斯林星象学者，当时就有札马鲁丁等人应召前来。1267年(世祖至元四年)，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同年，札马鲁丁“造西域仪象”。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研究，札马鲁丁携来北京的历书，就是摩洛哥天文学家阿卜·阿里·哈桑·马拉库西编著的历学巨著《开始和终结之书》。在北京，札马鲁丁遇到了我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郭守敬在负责改治新历的工作中，可以肯定已经受到阿拉伯历书的影响。至于札马鲁丁携来或制作的天文仪器，大约应是当时伊儿汗国从阿塞拜疆的马拉加天文台传到中国的仪器，这些传自阿拉伯世界的仪器，有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它们的传入与使用，有力地推动了古代中国天文、历法的进步。我国元代以后天文仪器的巨型化，也受到埃及的影响。
来自叙利亚的爱薛，精通西亚多种语言，擅长星历、医药之学。还在蒙古贵由大汗在位期间，爱薛即于1246年来华，深受信用，在忽必烈藩邸工作，他曾建议设立西域星历和医药专署。忽必烈即位后，便委任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元朝在上都、大都设回回药物院。现存的明初刻印的《回回药方》，当是元代翻译的阿拉伯医书和药书。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回回药方》，尚残存四册。它们是第一册目录卷；第二册中风门；第三册杂症门；第四册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所涉医学有内科、妇科、儿科、外科、正骨、针灸和药剂等分科。《回回药方》用中文写成，附有一些波斯文。它的原本应是流传于穆斯林世界的几部阿拉伯药典。1273年，爱薛创办的大都药物院改名广惠司。爱薛氏子孙多人，继承家学，连续分管宗教、星历、医药等部门。
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两个部门工作，一是回回司天台，一是秘书监。因此，这两个部门汇聚了不少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藏书，具体体现了中阿文化交流的情况。据1272年统计，仅回回司天台就申报该台有经书242部。其中，历学天文书七种96部；数学书四种47部，其中有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阿拉伯文译本；占星占卜学六种若干部；医经一种13部；炼丹、堪舆、哲学、史学、诗学、识宝技术书各一种各若干部。学科门类之多可谓空前。此外，还有天文图、仪器四件。
在建筑方面，元代中国建筑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阿拉伯建筑家也里迭尔曾主持了元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同时，穆斯林世界来华的商人，曾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地修筑清真寺和医院，它们的建筑式样也是根据叙利亚和埃及流行的格式仿建。现存最早的清真寺，是泉州始建于1009年的清净寺，在14世纪又曾整修一新。该寺门楼建筑式样与12世纪到14世纪阿勒颇、开罗的一些寺院、陵墓非常相像。门楼取狭长尖拱，入门穹顶用蛛网状尖拱小室盖石刻拼叠，甬道的建筑风格和式样，也都和阿尤布、马木鲁克时期的伊斯兰建筑如出一辙。
此外，中国古代制糖工艺也受到域外的影响。唐代以前，中国人已知用甘蔗汁熬糖，但方法比较落后。由于公元七八世纪时印度用蔗汁熬糖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而唐太宗时专门派人去学习，结果是“色味愈西域远甚”。到了元代，又有埃及人到中国来传授熬制白砂糖的技术。
除了阿拉伯文明外，欧洲基督教文明在元代也直接传入中国。元朝对基督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包括原来在中国流传的景教和罗马方济各教派传入的天主教。元朝统治者专门设立了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温教事务，同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宣政院、管理道教事务的集贤院一起，成为掌管宗教事务的三大主管机构。元代也里可温教信徒达到三四万人，大都是蒙古和色目人(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的概称)。随着蒙古和色目人的迁移，也里可温教徒遍布全国各地。当时的北京、泉州、大同、扬州、新疆等地都有天主教堂。而随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乐曲也在大都的街巷中流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