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西往来活动的高峰，当推马可·波罗(公元1254—1324年)的访华。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他的父亲尼柯罗和叔父马菲奥曾经到东方经商，随着伊儿汗旭烈兀的使臣到达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忽必烈派他们前往罗马教廷进行联络。尼柯罗兄弟返回欧洲时，恰逢老教皇去世、新教皇未立之时，于是先返回家乡威尼斯。这时的马可·波罗已是15岁的少年。1271年，他跟随父亲和叔父去谒见新教皇格里高里十世。然后，三人与教皇派出的两名使节同行，踏上前往东方的道路。途中，两名使节不耐劳苦，将教皇给忽必烈的信和出使特许状都交给了他们。马可·波罗和父亲、叔父继续前进，沿丝绸古道，经过三年半跋涉，终于在1275年到达开平(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马可·波罗在忽必烈宫廷中甚受信用。他在中国居留17年，经常奉命巡视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1291年，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从泉州出海，经苏门答腊、印度至波斯。然后，他由陆路取道两河流域至高加索，最后乘船经君士坦丁堡返回故乡威尼斯。后来，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在战争中被俘。他在监狱里把自己的东方见闻口述给难友听。以后，难友将马可·波罗的口述整理成书。这就是驰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明珠，而且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所叙述的中国富庶繁荣与文化昌明的情况，在当时处于相对落后的欧洲引起了轰动。书中介绍了元代中国的首都北京，说：
城内以及和十二个城门相对应的十二个近城居民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真非想象能知其梗概。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丝织物和各种丝线，都在这里大量生产。
书中还记载道：
皇宫大殿宏伟壮丽，气势轩昂，能容纳一大群人在这里举行宴会。宫中林立着许多不相连续的建筑物，设计合理，布局相宜，非常美丽，建筑术的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北京以外，《游记》依次介绍了涿州、太原、西安、成都、云南等地，对风景如画，繁花似锦的江南尤为赞赏。书中称杭州大小桥梁有12000座，全城人口共有160万户，中国各大城市中丝绸、胡椒、金银、珠宝皆非常丰富，而全国驿站的完善，纸币的通行，煤炭的使用等更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奇迹。这些信息，虽然已使当时的欧洲人惊为“天外奇谭”，但马可·波罗临终前却告诉同乡说，他还未说出自己见闻的一半。
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意大利人，还有一些曾来中国贸易。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扬州、泉州等地发掘和发现的欧洲人墓葬中，就有元代来华的意大利商人，如扬州南门水关喀德林和安东尼伊利翁尼墓碑，碑主即来自热那亚。佛罗伦萨的皮果罗于1340年前后编撰的《商业手册》，是一本商旅指南。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载，也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准。皮果罗指出：
据商人曾至契丹(按指中国)者言，由塔那(在克里木半岛，是当时通往中亚与中国陆路商道的起点站之一)至契丹，全途皆平安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契丹国内，城市甚多，尤以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此城周围百里，城内比户鳞居，人口甚众。
元代中国与基督教欧洲的联系，是部分地建立在与穆斯林世界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的。14世纪上半叶，中国使节访问埃及，赠给当时埃及素丹纳赛尔700匹织锦，其中有些上面还织着素丹的名字。在元代，大量阿拉伯人在皇帝宫廷供职。来自叙利亚的爱薛，在忽必烈手下掌管天文、医药部门。另一位阿拉伯人瞻思，由于汉文化修养很高，参与编纂重要大型书籍《经世大典》。
正如马可·波罗访华标志着元代中国与基督教欧洲交往的高峰一样，中世纪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的来华，也标志着当时中国同阿拉伯世界交往的高峰。伊本·巴图塔(公元1304—1377年)是摩洛哥丹吉尔人。1325年，他离开家乡，立志周游世界。伊本·巴图塔经北非地中海诸国到达埃及，再游历麦加圣城、波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一些城邦。1334年，他渡黑海来到钦察汗国。不久，又经察哈台汗国前往印度。1342年，伊本·巴图塔随元朝使臣从印度前来中国，因海上遇难，又辗转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地，后来才从孟加拉经苏门答腊一带航海来到中国，在泉州登岸。他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地，于1347年离开中国，又到过许多地方，如西班牙、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地区，等等。伊本·巴图塔足迹遍及三大洲，行程总计12万公里。他在1354年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口述了30年旅行的经历与见闻，由国王特派的书记官用阿拉伯文记录下来，成为著名的《伊本·巴图塔游记》。
在书内的中国部分，伊本·巴图塔对中国的物产丰饶、技艺超群，印象极深。他指出：中国河流“沿河遍布村庄、田禾、果园和市镇。比较埃及尼罗河人烟更为稠密”。盛产蔗糖、葡萄、李子、西瓜、麦类、黄扁豆、豌豆等等。他介绍了中国的烧瓷、烧炭、排灌和纸币发行的情况，指出：“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等地区，直到我的故乡马格里布。这种瓷器在当世确是首屈一指”；“所有中国人都很看重金银器。那里的丝绸产量极多”。总之，“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有更高超的技巧和艺术才华。这业经世界公认，见于许多人的著作中。他们的绘画精绝人寰，可说得天独厚”。
伊本·巴图塔还记载了中国发达的航运业和严明的法制。巴图塔来华之前，已在印度的科泽科特见到世界各地的帆船云集，中国船就有13艘。他指出，中国大海船常有四层甲板，可载千人。“中国海域全由中国船只航行”。伊本·巴图塔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高度赞扬了中国的社会秩序。他说：“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完美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即使携带大量财物，行程几个月，也尽可放心。”因为每一个驿站都有旅店，有官员率骑兵和步兵负责管理，从广州到北京各站都是如此。
对于中国的城市，伊本·巴图塔作了生动的描述。他指出：刺桐城(即泉州，因唐末以后环城遍植刺桐树而得名)“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出产的锦缎和绸子，也以刺桐命名”。又说：“刺桐港是世界巨港之一，甚至可以称作世界最大的海港。我亲见港中寄碇的大船约有百艘，小船更多得不可胜数。这里大海伸入陆地，成一港湾，港口和大江连接，成为天然良港。城中花园极多，房舍就建在正中，很像我国的赛杰拉马萨城”。赛杰拉马萨城扼摩洛哥南下撒哈拉商路的要冲，同时又是该国著名的花园城市。泉州城里有许多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外商。伊本·巴图塔在那里遇到了来自波斯的商人赛里夫丁等。
伊本·巴图塔称广州为秦克兰或秦尼秦尼。他认为珠江在这里入海。他说，广州“是一大都市，街市优美，最盛的是瓷业。瓷器从这里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他还特别注意在中国各地的阿拉伯穆斯林的情况，如介绍广州蕃坊时说：“城中有一地段，是穆斯林居住的地方。那里有一所大清真寺和一所小清真寺；有市场；有法官和谢赫(伊斯兰教宗教领袖)。”
伊本·巴图塔称杭州为行在。这位曾周游世界，出入印度德里、印度以及埃及开罗宫廷的大旅行家，对杭州城的繁华和宏大使用了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来加以颂扬。他说：“行在城的宏大，须三日才能穿越全城，游览该城需投宿就餐”。伊本·巴图塔将杭州划分为六城，大小相包，实际是居住区域各有分界。其中，第三城住穆斯林，“城区优美，市街布局和伊斯兰地区并无两样”。城中居住着不少穆斯林，其中最有威望的是埃及人奥斯曼·本·阿法的后裔。奥斯曼同族很多，他的“子孙在这里的穆斯林中最负盛名”。
伊本·巴图塔称当时的北京(王城、大都)为汗八里。对可汗的宫殿有专节叙述。他说王宫位于城市中央，建筑多精工雕刻的木结构，布局独具风格，有门七座，其第五门为首相官衙所在，同时有礼部、财部、司法和邮驿四座官衙。第六门是皇帝所住。第七门由青年男仆守卫。守卫者除中国人外，还有印度人和阿比西尼亚人。
元代中西交通的空前畅达，致使中西文化交流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使先进的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当时科技成果的精品，得以西传穆斯林世界，再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同时，先进的阿拉伯文明中的精品也传入中国。甚至欧洲基督教文化也经由阿拉伯世界，直接流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