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结束了唐以后五代十国的纷争，却始终难以摆脱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同北宋政权鼎足而立的，是辽和西夏。此外，回鹘(即回纥，维吾尔族的古称，元明时期称畏兀儿)在西域以高昌、龟兹、于阗为中心，建有三个政权。辽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控制范围有今天的内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和华北部分地区。我国另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则管辖着黄河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控制了通往中亚的通道。而当时横跨在葱岭东西的还有一个哈拉汗国，即黑汗王朝，是一个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待到北方女真族兴起后，它所建立的金朝灭亡了辽和北宋，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形成宋金对峙的局面。
北宋时期，哈拉汗国和回鹘民族对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维持与某种程度的振兴起过积极作用。于阗一道曾经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路。高昌回鹘是哈拉汗国和内地宋朝商品往来的桥梁。而龟兹回鹘和高昌回鹘又同为契丹与中亚、波斯往来的中介。于阗、高昌、龟兹、回鹘都曾与北宋互派使臣通好。回鹘商人的足迹常到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和辽国的上京临潢府(今辽宁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辽国和中亚国家也有定期商队往还，在上京设立榷场，进行贸易。在辽国上京遗址曾发现十字链饰，显然是基督教遗物。可见通过回鹘，景教也流传到辽国都城。辽国西迁后，曾击败塞尔柱突厥，建立了在中亚的统治，成为一个地跨葱岭、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咸海以北，北到巴尔喀什湖、南界阿姆河的大国。它信奉佛教，兼容景教，威名曾传到欧洲十字军骑士团。连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曾致书西辽国王请求援助。因此，契丹这个名字成为中亚各族称呼中国的名称，再向西传到欧洲，欧洲人也有将中国称为契丹的。西辽统治持续了一个世纪，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重要媒介。
北宋初年，曾派出一个157人组成的西行求法团去印度取经。应诏率团前往的是僧人行勤。行勤等人自阶州(今甘肃武都县)出塞西行，经敦煌一带，入伊吾、高昌、焉耆、于阗、疏勒等地。然后渡过雪岭，到达印度。回国前还曾到过尼泊尔。行勤等人西行时，带有宋朝皇帝给大食国王的书信。
行勤使团的使命，除了求法之外，大约还含着大宋王朝初期探索陆路丝道的雄心。但北宋王朝时期的外部环境，毕竟太困难了。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时期，宋朝与西域的陆路交通曾一度中断过。宋神宗时虽然得到恢复，却须绕道青海北部，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入境。这以后由于形势的剧变，陆路交通遂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业了。
在这种情势下，海路交通便日益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途径。同时，中外经济交流的发展与频繁，也自然使海上交通逐渐取代陆上交通。宋代以后，中国瓷器出口越来越占重要地位，而沉重易碎的瓷器经陆路运输极易颠簸坏损。中亚诸邦形势很不稳定，旅途安全也成问题，陆道运输量也受限制，不利于国际间贸易的扩大。据估计，一支30匹骆驼组成的商队仅能驮9000公斤货物，而一艘海船货运量可达60—70万公斤，相当于2000多匹骆驼。
宋代，特别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971年，宋太祖就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后宋朝政府又在泉州、杭州、明州、温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密州(今山东诸城)等沿海各地陆续设置市舶司。宋太宗时，还派人携带诏书和丝织品出海招徕外国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后来，许多“蕃商”(外国商人)定居中国，被称作“蕃客”。这些外商中，以阿拉伯人为最多。宋政府在广州还划定地段，设立“蕃坊”，专供外商、外侨居住。并设有“蕃长”职务，由外商或外侨担任。
阿拉伯商人来东方和中国贸易，或合伙、或自备船舶和船货独资经营。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于961年在巴士拉遇见了一位名叫阿卜·贝克尔·阿赫迈德·西拉菲的富商，常常从自己的船队中装备一艘驶往印度或中国的货船。他把全部船货交给合伙人，从不索要报偿。在宋代中国记载中，阿拉伯的一些船主也是财大气粗，经常代表国王向宋朝馈赠象牙、犀角、香料和珠宝。宋太祖、太宗时期(公元960-997年)，阿拉伯商人、船主蒲希密·蒲押陁〔yi椅〕黎父子几度贡献礼物，其中有象牙、乳香、镔铁、吉贝、蕃锦，等等。11世纪中叶，广州有一位在中国居留数十年的阿曼人辛押陀罗，积家资数百万缗〔min民〕。他身为蕃长，被宋朝封为怀化将军，在广州起着“开导种落，岁致梯航”的重要作用。他还曾捐资卖田，大力协助复兴郡学。南宋高宗(公元1127—1162年在位)时，阿拉伯商人蒲里亚进贡大象牙209株，大犀角35株。另一位阿拉伯商人蒲罗辛则造船一只，运乳香到泉州，价30万缗。总之，从968年到1168年的200年间，以哈里发名义来华进贡的阿拉伯商人有49人次之多。许多阿拉伯人因到过中国、通晓中国事务，而在自己的名字之后获得了“中国”(Sini)这一附名。如库法人伊卜拉辛·本·伊斯哈克由于长期在中国经商而得到“中国”的附名；出生在西班牙的宗教人士阿卜杜勒·哈桑·萨阿德·哈伊尔·安萨里从马格里布前往中国，也得到“中国”的附名；著名的圣训学家阿布·阿穆尔·哈米德则被称为“中国的哈米德”。大批阿拉伯富商、学人和宗教人士来华，对于穆斯林文明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他们在广州、泉州、扬州修建的清真寺就成为传播穆斯林文明的重要中心。
官营贸易之外，民间海外贸易也逐步发展起来。到了南宋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与南宋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中国商人去海外贸易的国家也有20多个。海上丝绸之道沟通了亚非欧三大洲。
在不断扩大的对外交往中，中国对西方诸国，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了解也更加精详。宋代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著《诸蕃志》在前人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来自海外商家、海员及有关著述的信息，在这方面又有很大的进步。例如，对于中西交通与贸易的重要国家埃及，《诸蕃志》在有关勿斯里国的介绍中就有相当详尽的记载：
“国人惟食肉饼，不食饭，其国多旱。管下一十六州，周四六十余程。有雨则人民耕种反为之漂坏。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惟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借以耕种，岁率如此。”
我们知道，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摇篮。尼罗河的周期泛滥与三角洲农耕的富庶，在这里得到了清楚地叙述。
赵汝适又指出，“又有州名憩野，傍近此江”。“憩野”一名，是阿拉伯语开罗的对音译名。973年，法蒂玛人从北非征服埃及后，建设了新都开罗(意为“凯旋城”)。到了萨拉丁创立阿尤布王朝之后，埃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声望，由于抗击欧洲十字军而蒸蒸日上。埃及作为印度洋和大西洋、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作用日益突出。开罗的名声已凌驾于巴格达之上。《诸蕃志》对此也有反映：
其国雄壮，其地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天气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贵毡毯。国都号蜜徐篱。据诸蕃冲要。
书中还记载说：
市肆喧哗，金银绫锦之类种种萃聚。工匠技术咸精其能。
赵汝适在书中还收集了阿拉伯的传说。例如，在遏根陀国条目中，记述了亚历山大著名的法鲁斯岛上的灯塔，说这座塔上下可容二万人，塔顶有镜，外国兵船入侵，很远即可照见，预作准备。“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这则故事曾有许多阿拉伯作家予以记述，13世纪学者拉泰夫将其收入自己的《埃及记闻》，广为流传，赵汝适的记述可能即以此为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