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山西饶材、竹、榖〔gu谷，木名，即楮〕、(纟卢)〔lu卢，麻缕〕、牦、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铅)、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毡、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大略)也。”战国以来各地自然资源和物产的地域分工与商品化，仍然是汉代贩运贸易发展的基础。“船长十丈，轺车〔轺yao尧，一马驾的轻便车〕百乘，牛车千辆”，行贾郡国，是商人们活动的热点。珍奇货贿的交易仍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史记·货殖列传》，虞为掌管山泽之官)，地区间贩运贸易与“三宝”紧相联系的传统观念仍未改变。当然，时至西汉，待“商而通之”的已不仅是为统治者享用的珍异之物；“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货殖列传》)，涉及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物资也越来越多地在各地进行交流。商业在联系地区经济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强。不过当时与人民生活关系最大的粮食，参加远距离大规模的流转的尚不算多，“千里不贩粜〔tiao跳，售粮〕”的谚语就是实际情况的反映。
东汉时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商品——纸。西汉时虽已有粗制的纸，经过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纸才成为价格较廉易于推广的商品，逐渐代替了简帛，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之相伴，笔墨砚等文具也在市上大量出售。手抄的书籍已进入流通，城市里有书肆；王充少时买不起书就常在书肆里阅览。他过目不忘，以后成为著名的学者。
西汉之初尚使用陶器，后来始有成功的青瓷制作，到孙吴时青瓷器已具有相当规模，“瓷”字使用始于汉代，后世这一大商品由此奠基。瓷器同纸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创造。
南北朝期间，南方水路交通方便，地区间贸易加强。除了粮、布(麻布)、绢、鱼、盐、铁器外，纸张、瓷器以及席、蜡、蜜、漆、竹等都已成了交易的大宗，大船小船，无船不满，为贩运贸易充实了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茶叶已随纸、瓷之后而作为一种新兴商品登市。茶原产蜀中，但其他地方对之很陌生，直到西晋时，蜀妪在洛阳市上出售茶粥，还被少见多怪的市场管理人员取缔，煮茶器具都被砸了。东晋以来茶在南方栽培日广，敬茶逐渐成为一种待客礼仪；北方也在来归的南人影响下，习“茗饮”者日多，隋文帝更是嗜茶。中国历史上的“茶文化”此时已开其端。
唐代手工业发达，同一产品下面品类繁多，各个产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唐后期南方丝织业已凌驾于北方之上，“吴蚕万机”，“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瓷器生产飞跃发展，各地名窑辈出。其他各以质地精良而驰名的手工业品还很多，如襄州的漆器、益州的雕版书籍、湖州的笔、宣州的纸、广州的(上下席)簟〔dian电，竹席〕、扬州的铜镜、织锦等，不胜枚举。被称为“轻货”的手工业品日益增多地参加地区间的交流，这是唐代贩运贸易的一个特点。至于茶叶，在唐代随着“茶道大行”更是大量流转。自江淮至山东、河北、关中，“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封氏闻见记》卷六)。早期的汇兑制度——“飞钱”，即是为便利茶叶贩运商的需要而在唐后期产生的(售茶后不需提取现钱，可凭券到所需的地点取钱，免除了长途运钱的烦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叶商品学著作——《茶经》(陆羽著)也于唐后期问世。
汉唐时地区间贩运、市场上流转的商品，尽管日用消费品的比例在增加，但商业经营仍以给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服务为主，珍奇名贵之物，大利所在，仍为商人们竞相追逐的第一目标。特别是王朝日趋腐朽，统治阶级腐化日深，奢侈日甚之时，本来已占主要地位的奢侈性贸易更是无限膨胀，而一般人民因日趋贫困，购买力低下，以致日用品贸易不断萎缩。如东汉商业总的不如西汉，但奢侈品行业却生意兴隆(当时王符称之为“淫商”)。洛阳的以贵戚为首的富贵人家，衣服、饮食、车舆、装饰、庐舍，无不淫侈。死后棺材要用江南出产的大楠木，从数千里外运来，工匠雕治，“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王符：《潜夫论》)。西晋时奢侈风尚更超过东汉，“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的商业，千方百计为统治者的斗奢争侈效劳。当时麦糖被用来洗锅，蜡被当作柴烧，赤石脂拿来泥墙，精美的紫丝布和蜀锦也只是充作步障的料子而已。真是“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商业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商业的发展是畸形的，其为消费服务的职能被严重扭曲了。唐后期也是奢侈日甚，奢侈性贸易畸形发展，与唐前期比，商业的繁荣也不无虚假的成分。由市之奢俭，可睹国之治乱，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已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