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上古的“史”本是一种官职，除记录君王的言行和国家的大事外，还负责起草文书，发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图书档案。《史记·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会见。当时秦国强，赵国弱。宴会之中，秦王要求赵王奏瑟(一种弹拨乐器。赵惠文王善鼓瑟)，然后让秦国的史官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立即上前请秦王表演击缶〔fou否，一种瓦质打击乐器〕，并威胁说：“现在我离大王只有五步远，如果您不肯击缶，恐怕不免要流血了。”秦王没有办法，很不高兴地敲了一下缶。蔺相如马上让赵国的史官也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件事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设置史官，将重大事件随时记录在案，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制度。在实行分封制的古代中国，一个世袭的诸侯国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国史官记录和保存的资料，就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文献了。
当时统治天下的周王室，它所设立的史官和其他官职，出于职务的需要，各自掌握着一批有关诸侯国的文献。“方志”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专门记述周朝官制的著作《周礼》中。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有“外史”，他的任务是“掌四方之志”，并起草周王室下达给四方(各诸侯国)的命令。又有“小史”，掌管“邦国之志”，为的是辨明天子和诸侯的世系，以便执行各种礼法。还有一种官职叫“诵训”，职务是“掌道方志”(图3)；“道”，就是说、讲；他负责给天子讲解四方记录上报的史实。据考证，《周礼》这部书，虽然假托是周公姬旦所作，其实成书于战国时候。它所记的并不全是周朝真正实行过的制度，而是以周朝的官制，参照战国各国的政治制度，将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来反映一种儒家的政治理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至晚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方志”这个名词。
实际上，在另外一些先秦古籍中，也有不止一处提到“志”、“前志”、“故志”，或者引用其中的文句。如《左传·昭公三年》，鲁国的叔孙豹劝说季孙宿(都是鲁国大夫)要好好接待小邾国的穆公，以免对方怀有异心。他引了“志”作论据，说：“‘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迎来者，天所福也。’”《国语·楚语上》记楚国大夫申叔时给楚庄王开了一个书目，供教育太子之用，其中也有“故志”。申叔时还对楚庄王解释说：“用‘故志’来教太子，可以使他了解前代的兴亡，从而有所戒惧。”可见“志”在当时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文献的名称。
图3 “方志”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
这些“志”、“前志”、“故志”，以及《周礼》的“方志”、“四方之志”、“邦国之志”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实物流传下来，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了。根据《周礼》的叙述大体可以断定，它们是各地的基本情况及往事的记录，其内容无疑属于后世地方志的记述范围，体例上却远远还没有形成后世地方志的样子，甚至很可能还没有什么统一的体例，或许是既有经过整理的史书，也有调查报告，也包含未经编辑的原始记录和档案。当时的“方志”，只是用文字记录的地方文献的通称，并不等于现在的地方志。
除外史、小史、诵训以外，《周礼》所记的官职，还有一些同各国文献有关。他们除了要掌握必要的文字记录，还要掌握有关的地图。辅佐周天子安邦定国的大司徒，掌管各诸侯国的“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各种政策法令；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他要了解各地的民力、财力、谷物和牲畜的种类和数量，以便管理四方的朝贡；“司险”要掌握“九州之图”，以了解山林川泽的阻隔，根据地形开通道路，在险要的地方设置树林、沟洫作为屏障，一旦国家有变故，可以马上封锁要道，禁止行人通过，并派人防守；还有“土训”，专门给天子讲解地图，让天子了解各地的山川形势，什么地方适宜种稻，什么地方适宜种麻，等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地方文献已经十分丰富，而当时的中央王朝已很懂得充分利用地方文献来帮助治理天下。
正是从《周礼》的记载中，透出了中国地方志萌芽的最初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