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收录了《周地图》109卷，唐代的学者往往引述为《周地图记》。如唐李贤为《后汉书·刘焉传》作注时引《周地图记》：“褒谷西北有古阳平关。”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周地图记》：“长安城南为斗形，北为北斗形。”从所引内容看，显然已是以文字叙述为主，而地图反成了次要的内容。《周地图》与《周地图记》应该是一部著作的不同名称，作者不详，从唐初学者广泛引述这一点看，作者大概是北周末年或隋代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或者就是一部官方编纂的地理书。
这类以文字为主、地图为辅的地理书——图经(图志、图记)，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如隋郎蔚之的《诸州图经集》一百卷、虞茂的《区宇图志》等，还有地区性的图经，如《雍州图经》、《洛阳图经》等。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图经”的名称或形式一直被沿用，直到唐朝后期都是如此。如李吉甫成书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著名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但由于编纂者和使用者都越来越重视文字记载，而且为了要与书籍一起流传，地图的比例尺必定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可能相当精确，所以这类地图一般只能起到示意作用。即便如此，在流传过程中地图往往还是难以保存，如《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图”到北宋就已散佚，以至书名也改成《元和郡县志》了。
对各级行政区的图经编纂和地图的绘制，唐朝政府已有明确的规定。以州(府)为单位绘制的地图每三年要上报一次，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起曾改为每五年一次，以后又恢复到三年一次，但如果辖区内有政区的改变调整或发生河流改道等自然环境的变迁，就应随时绘制新图上报。还规定，各州(府)每五年编纂一次图经，如有政区改变或调整也必须随时修订。中央政府的兵部设有专门管理全国地图的官员——职方郎。在藩镇割据或发生战乱的年代，及时上报图经或地图还成为效忠于朝廷的象征。如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义武节度使张茂昭效忠朝廷，随带所属易、定二州的印信、钥匙、地图、户籍等到达首都朝见皇帝。唐朝后期，张义潮等领导河西官民驱逐吐蕃，重归唐朝，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张义潮奉瓜、沙、伊、肃、鄯〔shan善〕、甘、河、西、兰、岷、廓11州(今新疆吐鲁番以东、河西走廊、甘肃中南部)地图于朝廷，标志着唐朝对该地区统治的恢复。
在此基础上，朝廷定期编绘全国性的地图。由于唐朝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开始就分天下为十道，所以这一类地图都称之为“十道图”。见于史籍记载的有《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十道图》13卷、《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十道图》10卷和李吉甫《元和(公元806—820年)十道图》10卷这三种，只是众多“十道图”中最为著名并有幸留下名称的极少数。从长安四年的一种与开元三年的一种仅相隔11年看，这类图应该是定期编绘或修订的，其内容应包括山川、户口、赋税、国界、国内政区界、州(府)县总数、文武官员总数、薪俸等，大部分内容只能用文字来记载，地图的篇幅不可能很大。“十道图”是朝廷查阅全国各地基本状况的重要资料，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政令的根据。
正因为如此，在随后的五代期间(公元907—960年)，尽管统一已不复存在，但各朝仍继续编绘“十道图”，如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曾调整图上各道和都城的次序，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曾修改其中有关官员任用的内容。直到北宋初年，“十道图”还是考定州县等第、官员俸禄、刑法、户口、赋役等的根据之一，到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和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还在重修。但因宋朝已不采用“道”的区划，此后修成的图改称为“九域图”。
以图经为基础的地区性或全国地图主要出于行政需要，内容偏重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对山川形势等自然地理要素往往忽略，不能适应特殊需要，如军事、交通等，因而当时还产生了一些专门地图。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吐蕃占据陇西，朝廷大臣一般都认为关中以西无险可守，而宰相元载了解陇西和河西走廊的地理状况，提出可以分兵把守石门、木峡、陇山的关隘，还可以设置鸣沙县、丰安军作为侧翼，与北部灵武一带的五城相呼应，为此他还将这一地区的地形画成地图献给唐代宗。元和(公元806—820年)初，朝廷正忙于对付割据多年的魏博诸镇，宰相李吉甫专门画了一幅标明“河北险要所在”的地图献给唐宪宗，宪宗将图挂在浴堂的门壁上，经常观察，每次讨论军事形势时都加以对照。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朝廷下诏陇州防御使薛逵移筑故关，薛逵完成移关工程后，将新关周围的形势画成地图上报，皇帝看了地图后，认为新关“得其要害”，非常满意。可见这幅地图对地形的表示是很具体而直观的。
唐代疆域辽阔，中原与边疆地区、唐朝与境外各国间的往来交流极其频繁，因而比较注意地理资料的积累和地图的编绘。凡是“蕃客”(泛指外国人和边疆少数民族)来到首都，负责接待的鸿胪寺官员都要详细了解他们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山川风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然后绘制成地图上报。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唐朝还注意收集邻国或藩属国的地图，如高丽、突厥都曾向唐朝贡献地图，显然是出于唐朝方面的授意。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伽没路国(今地不详)也曾向唐朝进贡地图。有机会到外国的使臣、将领，巡视边疆地区的官员还主动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绘成地图。如王玄策自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起曾三次出使印度，显庆二年至龙朔元年(公元657—661年)第三次出访时到过泥婆罗(今尼泊尔)、罽〔ji继〕宾(今阿富汗东北一带)等地，以实地见闻编成《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卷。许敬宗出使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归来后，献上《西域图记》60卷。贾言忠也曾将辽东的山川地势图上报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