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随着西方科学教育的传入，社会面貌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封建经济逐步解体的情况下，旧日的许多身为官僚、富商和地主大户的藏书家，在战争中濒于破产，已无力维持自己的藏书楼。正如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所述的那样：许多人由于“家道中落，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宦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折求盘缠，造成藏书散出”。其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公共图书馆的出现，私人藏书已经失去原来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民国以来的私人藏书日益萎缩。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藏书楼毁于日寇炮火之中。抗战之后，著名的藏书家已大大减少。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的几十年中，中国也出现过一些颇有名望的藏书家，他们为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主要藏书家和藏书楼有缪荃孙(公元1844—1919年)和他的艺风堂、李盛铎(公元1859—1935年)和他的木犀轩、傅增湘(公元1872—1949年)和他的藏园、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和他的饮冰室、莫伯骙(公元1878—1958年)和他的五十万卷楼、刘承幹(公元1882—1963年)和他的嘉业堂、周叔弢(公元1891—1984年)和他的寒在堂、郑振铎(公元1898—1958年)和他的西谛书库等。在上述藏书家中，以李盛铎、傅增湘和郑振铎最具代表性。
李盛铎，字嶬〔xi西〕樵(椒微)，号木斋，原籍江西九江，生于北京。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系道光年间贡士，在九江建木犀轩，收藏图书10万卷。祖父李文(氵昱)〔yu育〕为奎文阁典籍，专司宫廷图书管理。父李明墀〔chi池〕为户部员外郎，先后任过湘闽两省巡抚，生平好聚书。李盛铎为光绪时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和京师大学堂总办，后出使日本、比利时等国。曾任过山西巡抚。民国后任过参议院院长、农商总长等职务。李盛铎从小遍读经史，酷好目录、校雠之学，染上嗜书之癖。李氏木犀轩原来藏书质精量富，后在湖南收购了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的大部分藏书。在出使日本时，因日本明治维新后，旧籍废弃，得日本岛田翰和岸田吟帮助，购得很多国内少见或久佚之书。任学部大臣时，敦煌劫余卷子运至北京，他挑选许多精品收藏。基于以上原因，李氏木犀轩所藏宋元善本有近300种，其中有南宋初建阳刻本《史记集解》、《汉书》，建安黄善夫刊本《后汉书》、《通典》、《说苑》、《论语》等一大批宋元刻本，多为海内外孤本；木犀轩另一突出特点是所藏不少为明清抄本，抄字规整，不少抄本保留了宋刻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名人抄本如汲古阁影宋本《谢宣城集》、钱曾述古堂影宋本《才调集》等，都是稀世之书；李氏还收藏许多稿本和名人校本。收有戴震、翁方纲、焦循、丁晏、缪荃孙等人的手稿。藏有钱谦益、黄丕烈、顾广圻、周锡瓒、李文田等人的校本。这些都是别的藏书家不能比拟的。
李盛铎斋号甚多，依照不同类型的书籍而分斋收藏；建初堂收藏李氏先人遗书；甘露簃〔yi移〕收藏钦定图籍；庐山李氏山房收藏家乡图书；古欣阁和延昌书库专藏金石；俪青阁专收墨宝；麐〔lin淋〕嘉馆是其在京师的藏书处；凡将阁为保存本人著作之处。木犀轩是李氏藏书的总名称。记录李盛铎的藏书目录大约有十一二种，其中以赵万里、常芝英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最为有名，它记载李氏藏书9087种58385册，基本反映了李盛铎藏书的面貌。李氏木犀轩藏书大约有一万多种，在李盛铎晚年，其妾以“木斋遗弃伤害罪”诉于天津地方法院，索赔金5万，李氏曾与北京图书馆协商转让藏书，时因北图经费紧张未果。1935年李盛铎辞世，1939年其子将木犀轩藏书全部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沪州江安县(今属宜宾地区)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戊戌变法，他与维新派刘光第、杨锐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后参政，创办女子师范学堂，曾任王世珍内阁教育部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罢免蔡元培的命令，被免职。此后傅氏便专心从事收藏图书与校勘的工作，并进行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他随唐绍仪南北议和团去南京时，生平第一次买到一部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此书为四库进呈本，曾被人窜易删落，十分可惜，遂激发他奋力购书。他家祖辈原有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购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浙本《资治通鉴》，他把两部宋元本《资治通鉴》合称双鉴，并将自己藏书楼起名为“双鉴楼”。后来傅氏购得清朝宗室盛昱〔yu玉〕所藏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南宋宫廷唯一的最完整的写本，一直在内府保存，民初才流落民间，确系稀世珍宝。他在盛家见到此书的时间是在1917年。1928年初春，书商定高价出售，傅氏毅然将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去，购得此书。1934年傅增湘又以一万余元的空前的高价购得宋本《周易本义》一书。二三十年代双鉴楼每年平均买进宋本书大约有10部左右。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元善本约有180种左右。因而傅增湘成了京津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宋元刻本之多是双鉴楼的特点之一。
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书肆，也常涉足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甚至赴东瀛日本访书。每知善本出售，必求一得；倘若财力不及，必求一见。往往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常常绌于资金，被迫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他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盛昱、张元济、董康、章钰、叶德辉、袁克文、陶湘、周叔弢、缪荃孙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代为访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记载了二人论述访书、收书、印书、借书之事，表达了他们高深的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及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堪称文苑嘉话。
傅增湘还有校书之好。去职之后，定居北京。新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命名藏园。正如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所说：“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ku枯〕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由于傅增湘是专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他规定每天校书30页，昼不敷则夜补上。从1943年开始，他对长达1000卷的《文苑英华》进行校勘，这时他已年过七○，天天伏案校书，无论盛暑严冬，从不间断，不知老之将至。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赞他：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傅增湘为了宣扬传统文化，还做了许多传布典籍的工作。他用自己所藏善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精本加以校雠后，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全书》及《资治通鉴》、《周易正义》等书。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提供古籍善本30多种。《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时，有相当多的底本取自双鉴楼，使这些善本广为流传。
傅增湘是现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他每得一书，就撰一题跋；每见善本，必在所写书录中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伪误，集刻工之姓名，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傅增湘的目录学著作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580篇；《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著录1929年前所收善本1287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1930年所收图书51种；《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稿本)，著录1931年后所收图书280种。还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名贵善本169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3年出版的《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记录了作者几十年来访书、购书、读书中所见之珍贵藏书，计4500余种，上百万字，是目录学的一本巨著。
傅增湘一生爱书、购书、藏书、读书，但不以珍贵善本奇货可居而秘不示人。他认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应由国家保存，1947年傅增湘将其藏书373部约4300册，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氏病重时，嘱其家人将其所藏宋、金、元、明、清精刻、名抄、名校及傅氏本人校本均捐给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捐给家乡的四川大学。1950年傅氏长子傅忠谟将藏书480部，约3500册图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
郑振铎号西谛，常署名纫〔niu扭〕秋，幽芳居士，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与耿济之、许地山等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主编《小说月报》等，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中留居上海，从事抢救文献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郑振铎自幼喜欢藏书，每见同学买到好书，便借来抄写，视藏书为人生一乐。成年工作之后，十分注意购书藏书，他洋书古书都藏，无论何地出书，只要他欲得者，“典衣节食不顾也”。至1932年他34岁时，藏书已有二万余册。他将大部藏书寄存于上海开明书店图书馆内。“一二八事变”，寄存于开明书店的藏书毁于战火。目睹国家千年文献或毁于战火，或被当成废纸付之熔炉，或被外人买走，郑振铎强烈的爱国心被触动了。于是他隐名埋姓，蛰居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做收集与保护祖国文献的工作。头四年是以个人之力与敌周旋，后四年他参加了蒋复璁、叶恭绰等人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集图书工作。敌人四处搜捕他，而他毫无惧色，却大义凛然地说：“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求书目录》)。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70多捆古书，共有5000多册，被当作废纸卖给纸商时，他用自己仅有的6000元买下这批图书，“竟以一家十口数月粮款，作此一掷之豪举。”头四年，以他的名声和力量吸引南北书贾，保全了不少山西、平津、广东和汉口的古书和文献。他说：“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求书目录》)
郑振铎在八年抗战中为民族搜集图书，的确买到不少珍贵的善本，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其书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种元明杂剧，曾为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顾珊、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著名藏书家相继收藏过。1937年苏州沦陷，该书散出，书商限三日出万金成交，他四处借款，终于购得该书。
郑振铎就是以这种精神来收集中国古籍善本的。郑氏藏书，包括中外文在内，共计17000种，近10万册，其中古籍达7500种。
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其夫人高君箴及其子郑尔康将全部西谛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正好体现了郑振铎生前为祖国保存文献的伟大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