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第九节 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民国建立后,随着西方科学教育的传入,社会面貌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封建经济逐步解体的情况下,旧日的许多身为官僚、富商和地主大户的藏书家,在战争中濒于破产,已无力维持自己的藏书楼。正如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所述的那样:许多人由于“家道中落,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宦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折求盘缠,造成藏书散出”。其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公共图书馆的出现,私人藏书已经失去原来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民国以来的私人藏书日益萎缩。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藏书楼毁于日寇炮火之中。抗战之后,著名的藏书家已大大减少。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的几十年中,中国也出现过一些颇有名望的藏书家,他们为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主要藏书家和藏书楼有缪荃孙(公元1844—1919年)和他的艺风堂、李盛铎(公元1859—1935年)和他的木犀轩、傅增湘(公元1872—1949年)和他的藏园、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和他的饮冰室、莫伯骙(公元1878—1958年)和他的五十万卷楼、刘承幹(公元1882—1963年)和他的嘉业堂、周叔弢(公元1891—1984年)和他的寒在堂、郑振铎(公元1898—1958年)和他的西谛书库等。在上述藏书家中,以李盛铎、傅增湘和郑振铎最具代表性。

李盛铎及其木犀轩

李盛铎,字嶬〔xi西〕樵(椒微),号木斋,原籍江西九江,生于北京。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系道光年间贡士,在九江建木犀轩,收藏图书10万卷。祖父李文(氵昱)〔yu育〕为奎文阁典籍,专司宫廷图书管理。父李明墀〔chi池〕为户部员外郎,先后任过湘闽两省巡抚,生平好聚书。李盛铎为光绪时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和京师大学堂总办,后出使日本、比利时等国。曾任过山西巡抚。民国后任过参议院院长、农商总长等职务。李盛铎从小遍读经史,酷好目录、校雠之学,染上嗜书之癖。李氏木犀轩原来藏书质精量富,后在湖南收购了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的大部分藏书。在出使日本时,因日本明治维新后,旧籍废弃,得日本岛田翰和岸田吟帮助,购得很多国内少见或久佚之书。任学部大臣时,敦煌劫余卷子运至北京,他挑选许多精品收藏。基于以上原因,李氏木犀轩所藏宋元善本有近300种,其中有南宋初建阳刻本《史记集解》、《汉书》,建安黄善夫刊本《后汉书》、《通典》、《说苑》、《论语》等一大批宋元刻本,多为海内外孤本;木犀轩另一突出特点是所藏不少为明清抄本,抄字规整,不少抄本保留了宋刻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名人抄本如汲古阁影宋本《谢宣城集》、钱曾述古堂影宋本《才调集》等,都是稀世之书;李氏还收藏许多稿本和名人校本。收有戴震、翁方纲、焦循、丁晏、缪荃孙等人的手稿。藏有钱谦益、黄丕烈、顾广圻、周锡瓒、李文田等人的校本。这些都是别的藏书家不能比拟的。

李盛铎斋号甚多,依照不同类型的书籍而分斋收藏;建初堂收藏李氏先人遗书;甘露簃〔yi移〕收藏钦定图籍;庐山李氏山房收藏家乡图书;古欣阁和延昌书库专藏金石;俪青阁专收墨宝;麐〔lin淋〕嘉馆是其在京师的藏书处;凡将阁为保存本人著作之处。木犀轩是李氏藏书的总名称。记录李盛铎的藏书目录大约有十一二种,其中以赵万里、常芝英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最为有名,它记载李氏藏书9087种58385册,基本反映了李盛铎藏书的面貌。李氏木犀轩藏书大约有一万多种,在李盛铎晚年,其妾以“木斋遗弃伤害罪”诉于天津地方法院,索赔金5万,李氏曾与北京图书馆协商转让藏书,时因北图经费紧张未果。1935年李盛铎辞世,1939年其子将木犀轩藏书全部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傅增湘及其双鉴楼和藏园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沪州江安县(今属宜宾地区)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戊戌变法,他与维新派刘光第、杨锐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后参政,创办女子师范学堂,曾任王世珍内阁教育部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罢免蔡元培的命令,被免职。此后傅氏便专心从事收藏图书与校勘的工作,并进行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他随唐绍仪南北议和团去南京时,生平第一次买到一部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此书为四库进呈本,曾被人窜易删落,十分可惜,遂激发他奋力购书。他家祖辈原有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购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浙本《资治通鉴》,他把两部宋元本《资治通鉴》合称双鉴,并将自己藏书楼起名为“双鉴楼”。后来傅氏购得清朝宗室盛昱〔yu玉〕所藏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南宋宫廷唯一的最完整的写本,一直在内府保存,民初才流落民间,确系稀世珍宝。他在盛家见到此书的时间是在1917年。1928年初春,书商定高价出售,傅氏毅然将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去,购得此书。1934年傅增湘又以一万余元的空前的高价购得宋本《周易本义》一书。二三十年代双鉴楼每年平均买进宋本书大约有10部左右。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元善本约有180种左右。因而傅增湘成了京津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宋元刻本之多是双鉴楼的特点之一。

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书肆,也常涉足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甚至赴东瀛日本访书。每知善本出售,必求一得;倘若财力不及,必求一见。往往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常常绌于资金,被迫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他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盛昱、张元济、董康、章钰、叶德辉、袁克文、陶湘、周叔弢、缪荃孙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代为访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记载了二人论述访书、收书、印书、借书之事,表达了他们高深的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及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堪称文苑嘉话。

傅增湘还有校书之好。去职之后,定居北京。新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命名藏园。正如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所说:“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ku枯〕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由于傅增湘是专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他规定每天校书30页,昼不敷则夜补上。从1943年开始,他对长达1000卷的《文苑英华》进行校勘,这时他已年过七○,天天伏案校书,无论盛暑严冬,从不间断,不知老之将至。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赞他: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傅增湘为了宣扬传统文化,还做了许多传布典籍的工作。他用自己所藏善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精本加以校雠后,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全书》及《资治通鉴》、《周易正义》等书。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提供古籍善本30多种。《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时,有相当多的底本取自双鉴楼,使这些善本广为流传。

傅增湘是现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他每得一书,就撰一题跋;每见善本,必在所写书录中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伪误,集刻工之姓名,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傅增湘的目录学著作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580篇;《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著录1929年前所收善本1287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1930年所收图书51种;《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稿本),著录1931年后所收图书280种。还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名贵善本169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3年出版的《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记录了作者几十年来访书、购书、读书中所见之珍贵藏书,计4500余种,上百万字,是目录学的一本巨著。

傅增湘一生爱书、购书、藏书、读书,但不以珍贵善本奇货可居而秘不示人。他认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应由国家保存,1947年傅增湘将其藏书373部约4300册,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氏病重时,嘱其家人将其所藏宋、金、元、明、清精刻、名抄、名校及傅氏本人校本均捐给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捐给家乡的四川大学。1950年傅氏长子傅忠谟将藏书480部,约3500册图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

郑振铎及其西谛藏书

郑振铎号西谛,常署名纫〔niu扭〕秋,幽芳居士,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与耿济之、许地山等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主编《小说月报》等,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中留居上海,从事抢救文献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郑振铎自幼喜欢藏书,每见同学买到好书,便借来抄写,视藏书为人生一乐。成年工作之后,十分注意购书藏书,他洋书古书都藏,无论何地出书,只要他欲得者,“典衣节食不顾也”。至1932年他34岁时,藏书已有二万余册。他将大部藏书寄存于上海开明书店图书馆内。“一二八事变”,寄存于开明书店的藏书毁于战火。目睹国家千年文献或毁于战火,或被当成废纸付之熔炉,或被外人买走,郑振铎强烈的爱国心被触动了。于是他隐名埋姓,蛰居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做收集与保护祖国文献的工作。头四年是以个人之力与敌周旋,后四年他参加了蒋复璁、叶恭绰等人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集图书工作。敌人四处搜捕他,而他毫无惧色,却大义凛然地说:“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求书目录》)。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70多捆古书,共有5000多册,被当作废纸卖给纸商时,他用自己仅有的6000元买下这批图书,“竟以一家十口数月粮款,作此一掷之豪举。”头四年,以他的名声和力量吸引南北书贾,保全了不少山西、平津、广东和汉口的古书和文献。他说:“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求书目录》)

郑振铎在八年抗战中为民族搜集图书,的确买到不少珍贵的善本,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其书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种元明杂剧,曾为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顾珊、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著名藏书家相继收藏过。1937年苏州沦陷,该书散出,书商限三日出万金成交,他四处借款,终于购得该书。

郑振铎就是以这种精神来收集中国古籍善本的。郑氏藏书,包括中外文在内,共计17000种,近10万册,其中古籍达7500种。

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其夫人高君箴及其子郑尔康将全部西谛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正好体现了郑振铎生前为祖国保存文献的伟大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