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思想被推崇为正统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孔子和儒家学派的观点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孔子学说微言大义，学者们只能根据经书，予以阐发。这在当时被称作“引经断事”，不仅学术上如此，而且许多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疑难问题，也乞求于儒家经典。因此皇帝对经书的收藏异常重视。据《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叫张延平的男子，到皇宫自称是汉武帝的儿子卫太子，昭帝命丞相、御史等前去辨认。京城长安官民闻讯，数万人前去围观，朝野惊恐。事关重大，京兆尹隽不疑援引《春秋》经文，断然将张延年逮捕，解决了事端。有人问他，真假不辨怎能抓人呢？隽不疑说：《春秋》记载，昔日卫灵公太子蒯聩〔kui愧〕得罪了灵公跑至晋国。后来灵公死了，蒯聩之子辄嗣位，晋国欲立蒯聩为君，聩自行返卫，辄拒而不纳。以《春秋》的论断对照现在：卫太子得罪了先帝(指汉武帝)，逃出而不就死，今天跑回来，是个罪人，故把他送入狱。后来经审讯，张延年确系假冒，结果被处死。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为了讨论《五经》的异同，在国家藏书处石渠阁召开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石渠阁会议。会议搞出《〈五经〉杂议》18篇，《〈书〉议奏》42篇，《〈礼〉议奏》38篇，《〈春秋〉议奏》39篇，《〈论语〉议奏》18篇，统一了对《五经》的解释。会议之后将这些篇籍向全国颁行并由国家藏书馆收藏。这些篇籍现已散佚，只有残篇留世。
东汉为确定标准经文，特意刻写了《熹平石经》。刻石风气在西汉已十分流行，碑、碣、摩崖都很多。《五经》既是国家仕进考试的科目，政治上又多“引经断事”，因此经文的准确性愈显重要。虽经西汉石渠阁会议的统一，《五经》的今古文之争仍旧很激烈。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民间仍有不少人坚持古文，甚至有人用贿赂的办法，要求国家藏书处的兰台修改所藏经文，以符合其私藏经文。特别是刘歆鼓吹的古文经学，成为王莽代汉自立与托古改制的根据，确立标准的今文经本已十分迫切。《熹平石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汉灵帝刘宏在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为确定今文经本，命蔡邕把《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典，用朱笔写在石碑上，让石工雕刻，历时八年完成，矗立于当时鸿都门的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石经刻成后，每天到碑前观看、核抄经文的士人学子的车子常达千辆。《熹平石经》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所写，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因改朝换代，岁月久远，现已完全毁坏，只剩下发掘出来的少量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