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身患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的人相当常见，或许我们的亲朋好友中就有人罹患过这种疾病，并因此留下了一定程度的残疾。随着时代的发展，脊髓灰质炎患者越来越少见了。你知道人类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才把它控制住并接近消灭的吗？
脊髓灰质炎在世界绝迹了吗？
2000年8月16日—10月17日，非洲佛得角报告了33起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其中7人死亡（约21%）。第一名患者是来自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2岁儿童，该患者于8月16日出现麻痹症状。其他患者的年龄，从3月龄到38岁不等。
除了麻痹，受影响的人还会出现颈部僵硬、流感样症状和腹泻。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鉴定，病原体正是脊髓灰质炎病毒。
1988年，全世界共报告了35万例脊髓灰质炎病例，涉及128个国家；到2000年，新发病例数降至791例，仅12个国家报告有病例出现。可以说，人类距离征服脊髓灰质炎只有一步之遥。
有了彻底消灭天花在前，人们自然十分期待下一个巨大成功，而脊髓灰质炎无疑是最接近成功的那个。所以世卫组织立下誓言：要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脊髓灰质炎。
从史前时代起，小儿麻痹症就在不时地袭扰人类。在古埃及的壁画和雕刻中，经常能看到四肢肌肉萎缩的人，还有拄着拐杖走路的孩子。
最早有翔实记录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来自沃尔特·斯科特爵士。不过，当时这种病还不叫这个名字。1773年，斯科特爵士患上了严重的“出牙热”，并被“剥夺了他右腿的力量”，那时的医学界对脊髓灰质炎还不了解，因此也谈不上有效治疗。不过，斯科特对自己的病情做了详细的记录，这段经历也对他的生活和文字创作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0年，瑞典学者卡尔·奥斯卡·梅丁（Karl Oskar Medin）成为第一个凭经验研究脊髓灰质炎流行病的人。因为梅丁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及海涅先前的分类工作，该疾病被称为“海涅-梅丁病”。后来，因为这种病容易影响儿童，人们又把它称为“小儿麻痹”。
图2-7 埃及的绘画和雕刻描绘了健康的四肢肌肉萎缩的人，以及带着拐杖走路的孩子
但是，疾病并没有眷顾医生们的努力，反而因为人类的流动与聚集，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疫情。
1841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脊髓灰质炎大规模暴发；时隔50多年后，波士顿地区暴发疫情，出现26起病例；1894年，美国佛蒙特州脊髓灰质炎暴发，共有132例确诊病例（18例死亡），其中包括几例成人病例。
此后，美国各地开始出现大量不同程度的病例。截至1907年，纽约市报告了大约2500起脊髓灰质炎病例。
1916年，美国脊髓灰质炎感染超过27000例，超过6000人死亡，仅纽约就有2000多人死亡。报纸每天都会公布脊髓灰质炎确诊病例的姓名和地址，患者的房屋被打上标记，患者的家人被隔离。1916年的暴发流行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当时的民众还知道敬畏疾病，有成千上万人逃往附近的山区度假胜地；电影院关闭，会议取消，公众聚会几乎不存在。儿童被警告不要从饮水机喝水，要远离游乐园、游泳池和海滩。
从1916年起，美国每年夏天至少有一个地区会出现脊髓灰质炎疫情。其中最严重的疫情，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1949年的疫情中，美国报告病例共42173例，有2720例死亡，相当于不到20人中，就有1人死亡。在儿童中，1000例感染者中就有1例发生脊髓灰质炎麻痹，而成人则是每75例感染者中就有1例。
为了治疗脊髓灰质炎，人们想出了许多“脑洞大开”的方法：神经移植、肌腱延长、肌腱转移、肢体延长或缩短。有残留麻痹症状的患者会使用支具进行治疗，用拐杖或轮椅等器具代替机体失去的功能，也有患者会使用诸如刚性支架和身体模型之类的装置，比如在电影《阿甘正传》中，男主人公幼年佩戴像人体外骨骼似的支具，就是当时的治疗方法之一。但这些方法往往会限制佩戴者的运动，反而更容易引起肌肉萎缩。除了支具，一些传统的、温和的按摩和被动运动，也被用于治疗脊髓灰质炎患者。
尽管大多数治疗方法效果不大，但还是有一些治疗方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比如“铁肺”和抗脊髓灰质炎的抗体血清疗法。这些方法也对后来医疗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第一款用于治疗脊髓灰质炎患者的“铁肺”，是由哈佛大学的菲利普·德林克（Philip Drinker）、路易斯·阿加西·肖（Louis Agassiz Shaw）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发明的。这款“铁肺”于1928年10月12日在波士顿儿童医院进行了测试，取得了成功。
最初的“铁肺”由连接两台真空吸尘器的电动机提供动力，并通过改变机器内部的压力来模拟人体呼吸机能。当压力降低时，胸腔扩张，吸入空气；当压力升高时，胸腔收缩，压出空气。它被叫作“负压呼吸机”，而扩张和收缩的动作，模仿的正是人体正常的呼吸机能。
随后，约翰·海文·爱默生（John Haven Emerson）用直接连到机器上的波纹管改进了“铁肺”的设计，使其生产成本更低。爱默生设计的“铁肺”一直持续生产到1970年。这一时期，还有其他呼吸辅助设备诞生，比如搏动式人工呼吸器，以及给呼吸问题较轻的患者使用的“摇床”。
在脊髓灰质炎流行期间，“铁肺”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但“铁肺”体积庞大，较为笨重，价格也非常昂贵。20世纪30年代，一台“铁肺”的生产成本约为1500美元，而且机器运行成本高得吓人——患者可能要被困在“铁肺”中数月、数年，甚至终身。就算是这样，也不是每个患者都能获得使用“铁肺”的机会。不过，即使用上“铁肺”，延髓型脊髓灰质炎患者的死亡率还是超过了90%。
图2-8 由于胸部肌肉瘫痪，许多脊髓灰质炎患者无法自行呼吸。“铁肺”——一个调节气压的简单、气密的腔室，让患者呼吸，直到痊愈
“铁肺”的种种缺点，促进了更加现代的正压呼吸机，以及使用正压通气的气管造口术的发展。这种模式与“铁肺”正好相反，它直接把空气或者氧气通过气泵压入患者的肺部，帮助患者呼吸。正压呼吸机的推广，将延髓型脊髓灰质炎患者的死亡率从90%以上降低至20%。
1952年，哥本哈根暴发了一次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丹麦麻醉师比约·易卜生在哥本哈根布拉格达医院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帮助最严重的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呼吸中心。这个呼吸中心，就是今天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前身。
尽管“铁肺”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但它只是患者发病之后的治疗手段，最好的方法依然是发病前的预防。人们最早发现的预防手段是将感染恢复期患者的血清输入健康人体内。
1950年，匹兹堡大学的威廉·哈蒙（William Hammon）从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的血液中分离出含有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的血清。哈蒙认为，血清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的传播，减轻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病情。
1951年9月—1952年7月，近55000个儿童参与了抗脊髓灰质炎血清的临床试验。试验结果非常鼓舞人心：约80%的血清能有效阻止麻痹性脊髓灰质炎的发展；如果环境能严格控制，这种保护能够持续5周。此外，血清还可减轻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病情。
但是，大规模使用抗体血清预防和治疗脊髓灰质炎的做法，也有许多缺点，比如：血清提供的免疫力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抗体提供的保护作用不完全；每次疫情暴发期间都需要重新注射。为此，医学界的焦点很快转向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成功地在人体组织中培养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一重大突破最终促成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1954年，恩德斯和他的同事托马斯·韦勒（Thomas Weller）、弗雷德里克·罗宾斯（Frederick Robbins）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今天，世界各地用来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疫苗有两种：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第一种由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研制出来。1948年，时任匹兹堡大学病毒研究所实验室主任的索尔克，得到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现称“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March of Dimes）］的资助，开始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
1952年7月，索尔克在43个已经从脊髓灰质炎中康复的儿童身上做了实验，发现这些孩子的血清中都出现了抗体滴度升高的现象。索尔克于是开始在志愿者身上做进一步的实验，志愿者包括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
实验结果令人振奋：志愿者全部获得了免疫力，而且没有任何感染。
1954年，在众多顶级医药公司、医学实验室的通力合作下，一场国家层面上的疫苗人群实验开始了。这场实验总共花费1700万美元，志愿者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共计180万人。实验结果表明，有60%～70%的受试者获得了免疫力。
1955年，索尔克的疫苗获得批准，当年就为400万人接种了。1957年，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推动大规模免疫接种。此后，美国每年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数量从最高近58000例锐减到5600例。
在索尔克取得成功8年后，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使用弱化（减毒）活病毒，研制了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OPV）。这种减毒活疫苗可以在肠道内大量复制，产生抗体，但不会影响神经系统。萨宾疫苗的人体试验于1957年开始，并于1961年获得许可。随着OPV的研制，第二波大规模免疫接种使得病例数量进一步下降：到1961年，仅161起病例在录。
在中国的历史上，脊髓灰质炎一直流行。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疫情定期出现的记录。控制这一可怕疾病，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卫生工作重点之一。
到1963年，每年冬季的大规模免疫接种，已开始使用OPV。
1978年，OPV被纳入新建立的国家扩大免疫规划中。随着疫苗在全国接种活动和常规免疫接种服务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脊髓灰质炎病例数大幅减少。
1994年9月分离的病毒，是最后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野生株病毒（WPV）。
2000年，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宣布：中国为无脊髓灰质炎状态。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对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的研究长达42年，是中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的开拓者之一，被称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他建立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制定了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试制与安全性标准，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制造及检定规程》，指导了中国后来20多年数十亿份疫苗的生产与鉴定。
中国防治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已经能分离脊髓灰质炎病毒，但是要实现量产疫苗，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当时中国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疫情，卫生部决定，派遣专门的工作组，去苏联学习疫苗的全套工艺。带队的正是时年32岁的顾方舟。
当时苏联生产的疫苗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把培养出的病原体通过加热或者化学试剂杀死，只保留病原体信息的疫苗。这种疫苗胜在使用安全，但其接种量大、免疫期短，而且免疫途径单一。
在顾方舟小组学习期间，国际上对脊髓灰质炎疫苗该使用灭活疫苗还是减毒活疫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减毒活疫苗的好处在于使用的是活着的微生物，它可以在人体内存活较长时间，诱导较强的免疫反应，理论上只接种一次就可以，而且价格低。唯一的顾虑是，减毒活疫苗有“毒力返祖”的可能。所谓“毒力返祖”，就是本来没事的人，接种了疫苗，反而得了脊髓灰质炎。那么，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关键时刻，顾方舟站出来拍板：我来负责，去学习研发减毒活疫苗。
顾方舟作为负责人，考虑的已经不只是纯技术问题了：同样的成本，减毒活疫苗的产量是灭活疫苗的100倍；推及接种成本，当时中国的家庭负担得起哪种？灭活疫苗要连打3针（脊髓灰质炎有3种类型，每种疫苗对付一种），中国家庭负担得起吗？国家财政承受得起吗？
时间不等人。顾方舟小组原本的学习计划是半年，截至9月，当时已经是7月了。于是，顾方舟小组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把减毒活疫苗的技术学到手。10月，小组成员满载而归。
回国之后，顾方舟小组就开始了紧张的疫苗研制生产工作。1960年3月，中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的减毒活疫苗试制成功。顾方舟带头让自己刚满月的儿子试用。他后来回忆说：“豁出去了，自己制造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
这项举动，后来成为中国防疫人的传统。
在1962年之前，中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国际上一样，还是液体的。但是，液体疫苗有几个痼疾：口味不好，孩子们拒喝；保存条件苛刻，需要-40～-20℃的低温环境，基层没有条件；玻璃瓶运输不方便。基于此，顾方舟小组在1962年，研制了固体糖丸。糖丸不仅保存期长，而且便于运输，这下连边远山区都能覆盖了。
为了保证口感，研制小组还专门联系了北京糖果厂合作。1963年，厂家一共生产了1000万人份的糖丸；1964年开始向全国铺开，当年共生产6000万人份糖丸；1970年，年产量达到7000万人份；1980年后，年均1亿人份；1985年达到年均1.4亿～1.6亿人份。
从此，中国国内的孩子无论身在何处，都再不会被脊髓灰质炎伤害。
不过，中国防疫人并不满足。因为第一代糖丸都是单价疫苗，也就是每种糖丸只能对付一种类型的脊髓灰质炎，三种类型就需要三种糖丸。于是就产生了复杂的接种流程：出生2个月吃红糖丸，4～6周后再吃绿糖丸，最后吃蓝糖丸。此外，这样的流程需要重复3年，到孩子7岁时再加强一次。这样的“持久战”无论对于防疫站还是父母来说，都很难做到不遗不漏。
经过5年的研究，中国防疫人终于找到3种类型病毒的最佳配比，研制出了三价疫苗。1984年试点成功后，于1985年全面铺开。
1994年9月，湖北襄阳出现最后一例脊髓灰质炎患者后，中国本土再也没有了脊髓灰质炎病例。在率先消灭天花后，中国又取得了一个对抗传染病的彻底胜利。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髓灰质炎传播已经彻底阻断。顾方舟作为证实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中国在报告上签字。
那一年，顾方舟74岁。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1000万～2000万脊髓灰质炎幸存者。这种疾病的患者终身都会受到影响，余生常常离不开轮椅、拐杖、腿托等装置。
脊髓灰质炎不仅改变了幸存者的生活，还深刻地推动着社会文化变革：基层筹款运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医疗慈善事业建设；脊髓灰质炎幸存者中有许多名人，他们一直致力于帮助这一群体，共同刺激了美国现代残疾人权利运动。
1921年，39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享受假期。他仗着自己年富力强，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不料，脊髓灰质炎病毒乘虚而入，在他免疫力下降之际侵入了他的肌体，让他后半生与轮椅为伴。虽然他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包括佐治亚州温泉镇的水疗，但是仍然无法痊愈。不过，此人到底是个硬汉，他坐着轮椅成功竞选州长，之后又成功竞选美国总统，并成为唯一一个四次当选的美国总统。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己的座右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1938年，在罗斯福的帮助下，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成立了，该基金会为麻痹性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康复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提供资金。
基金会改变了原有筹集资金的方式：它并不是从少数富人那里寻求大笔捐款，而是面向数百万人征集小额捐款。筹款活动成功收集了数亿美元——超过当时美国所有慈善机构筹集的善款的总和（不包括红十字会）。截至1955年，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共投资了2550万美元用于研究，这为乔纳斯·索尔克和阿尔伯特·萨宾的疫苗研制提供了资金，也资助了1954—1955年的疫苗临床试验，为数千个儿童提供了免费疫苗。
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离开康复医院回家后，在上学和工作时，常会遇到各种不便和歧视。20世纪初期，在家中或公共场所使用轮椅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没有公共交通系统能够容纳轮椅，大多数公共建筑，包括学校，是残疾人无法进入的。许多因脊髓灰质炎而残疾的儿童，只能去专给“残疾儿童”而设的场所，否则就得丢掉轮椅上下楼梯。
脊髓灰质炎瘫痪人群日益壮大后，开始争取参与社会主流运动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经常处在美国残疾人权利运动的最前沿。这些运动推动了立法，如：1973年出台的为保护残疾公民免受歧视的《康复法案》和1990年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案》。脊髓灰质炎幸存者还领导了其他政治运动，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无障碍设计运动（Universal Design）。
从20世纪初，脊髓灰质炎在世界多地出现广泛流行开始，人类和它的斗争已经延续了百年。自从1988年以来，世界已经为歼灭脊髓灰质炎投入了30亿美元。但是，一些国家的脊髓灰质炎仍然在流行，甚至有向邻国蔓延的势头。虽然在这场百年战争中，人类并没有获得全胜，但是疾病促进了血清免疫治疗技术和疫苗研发技术的进步，呼吸和危重症监护学的诞生，以及康复医学的发展。不仅如此，人类与脊髓灰质炎的斗争还改变了慈善事业，改善了残疾人的人权，以及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全人类携起手来，才有可能消灭一种世界流行传染病。这一切都是这场百年战争给全人类留下的宝贵财产。
90%～95%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是无症状的。
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为脊髓灰质炎的主要流行地区，呈流行或散发，夏秋季多见。流行时隐性感染多见，病例数占90%以上。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全球脊髓灰质炎病例数减少了99%以上。我国1995年以来未再发现本土脊髓灰质炎野生株病毒病例，已经达到消灭该病的目标。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这是一种非常小的病毒，具有多面体衣壳和单链，以正链RNA为遗传信息。3种脊髓灰质炎病毒血清型分为1、2和3型。这些血清型的病毒均能引起运动神经元病，不过，在疫苗接种之前的时代，大多数麻痹型疾病由脊髓灰质炎病毒1型所致。
图2-9 脊髓灰质炎病毒
实际上，在疫苗出现之前，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非常常见，多发生于小儿。90%～95%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是无症状的。病毒进入人体后，首先在胃肠道的淋巴组织进行初级复制。病毒随后播散至全身，引发无症状的首次（轻微）一过性病毒血症。少数，即4%～8%的个体会发生第二次病毒血症（严重），导致“轻型病症”（顿挫型脊髓灰质炎）的症状，与常见病毒感染相似，症状包括头痛、咽痛、发热、恶心、呕吐、不适和乏力。部分具有严重病毒血症和顿挫型脊髓灰质炎的患者，通常在数日的无症状间期后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其中一些患者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还会选择性地破坏运动神经元，表现为剧烈的背、颈和肌肉疼痛，以及出现运动无力。在所有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中，只有约0.1%会发生这种麻痹。
1.哪些人群容易得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但如果人群抗体水平低，5岁及以上儿童和成年人也能发病。
只要还有一个国家有脊髓灰质炎病毒传播，那么所有国家的儿童就都有感染该病的危险。受感染的人口只要在流动，就能造成脊髓灰质炎病毒跨地区或跨境传播，在所有未接受免疫接种的人群中迅速蔓延。
2.现在在我国还会感染脊髓灰质炎吗？
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过脊髓灰质炎，而且曾经广泛流行。1960年，中国自行研发成功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推广使用后，脊髓灰质炎的发病和死亡人数急剧下降。1991年，我国政府对世界做出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目标的承诺。经过努力，1994年10月以后，我国没有再发现本土脊髓灰质炎病毒病例。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
2011年，中国新疆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输入性脊髓灰质炎疫情，国家先后8次派出专家组支持防疫工作，开展5轮次儿童、4轮次成人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强化免疫，累计接种4300万人次。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继续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
3.脊髓灰质炎病毒能被消灭吗？
与大多数疾病病毒不同，脊髓灰质炎病毒能够被完全消灭。
脊髓灰质炎野生株病毒有三种，但没有一种能够在人体外长期存活。如果病毒找不到未接受免疫接种的人以形成感染，就会死去。野生2型脊髓灰质炎病毒于1999年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