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29日，威廉·奥斯勒爵士开始咳嗽。作为那幅著名的霍普金斯医学院元老群像——画上之人均是美国新医学科学的领军人物——中的创始“四医师”之一，过去乃至现在，他一直被视作历史上最伟大的临床医生之一。奥斯勒兴趣广泛，同惠特曼（Walt Whitman）是朋友，他撰写的教科书曾引导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创立，那时他人在牛津。
因战争而失去独子的奥斯勒已经痛不欲生。如今，他又得承受着呼吸道感染（他自诊为流感）造成的痛苦。那年秋天，牛津的校董因为流感势头太猛而不得不考虑推迟开学时间。奥斯勒在写给嫂子的信中说到，“这两天来，我感到非常不舒服而且疲惫，元凶就是突发”的咳嗽。他似乎有所好转，但到10月13日，体温又升到了39.2℃。他写信给一个朋友，称自己得的是“流感后极为常见的支气管肺炎中的一种”。他支撑病体为一次有关惠特曼的讲演作准备，并写信给韦尔奇和小洛克菲勒，商谈赞助母校麦吉尔大学的事宜。然而11月7日那天，他感觉身体右侧有“如锥刺而后火灼”般的痛感。12小时后，他再度开始咳嗽，“每一回咳嗽，像是要把五脏六腑全给撕裂，疼痛也随之而来。”
三周后，他的医生们停用了吗啡，换用阿托品，并说会有所改善。12月5日，他接受了局部麻醉，并从肺中插针引流了400毫升的脓液。奥斯勒放弃了有关惠特曼演讲的准备，切身感到了大限将至，他解嘲道：“两个月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病例，但遗憾的是，我看不到尸检报告了。”
他的妻子不欣赏这个玩笑。奥斯勒的悲观主义一直折磨着她。“他说的话总会一语成谶——因此，他难逃一死，我又能作何奢望呢？”当疾病尚能拖延的时候，她还是竭力保持乐观。但某一天，她发现他正在背诵丁尼生（Tennyson）的诗：“有权一死快乐的人啊，/荒冢草下更幸福的灵魂。/放我归去，让我重返大地……”
7月，奥斯勒70寿辰。而给他的生日贺礼——一卷纪念文集——在12月7日才姗姗来迟，这是一册向他致敬的科学论文汇编，题作《对医学和生物研究的贡献——献给威廉·奥斯勒爵士》（Contribution to Medical and Biological Research, Dedicated to Sir William Osler）。出版之所以延迟是因为主编为韦尔奇——他做事可从不准时。
最近一本奥斯勒传记的作者认为，假如他当时能去霍普金斯医院就诊，就能得到更好的护理。医生们可以用X射线照相、心电图及早期的外科手术来引流积脓（肺部的脓肿）。他们可能会救他一命。
奥斯勒于1919年12月29日与世长辞，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昂起我的头。”
他一生中始终高昂着头。
即便流感看似终于过去，那也只是表面现象。1919年9月，奥斯勒临终前，布卢预测流感会卷土重来：“社会现在就应制定方案来应对流感的再次爆发。对付潜在复发的最佳方式总结起来就是一个词——‘准备’。而现在就该准备起来了。”
1919年9月20日，众多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汇聚一堂，努力想在疾病病因或治疗方式上达成共识。他们未能做到，但《纽约时报》这样评论道：此次会议标志着联邦、州和市政府共同努力预防疾病复发的开端。两天后，红十字会在内部开始实行它的秘密行动计划：“潜在流感突发时人员组织的提名/绝密/注：该报告不得外泄，除非……出现流感以流行病形式复发的迹象，但不到这等关头，红十字会分会或分部不应公开发表声明。”
1920年2月7日前，流感回潮已相当猛烈了，以至于红十字会不得不宣布：“鉴于流感的迅速传播，国家的安全正迫切需要所有有空的护士或是有护理经验的人履行爱国义务，可与就近的红十字会分会或本地流行病特别委员会联系，提供帮助。”
1920年最初8周内，仅芝加哥和纽约就有11 000例与流感相关的死亡，而纽约单日上报的病例数比1918年的任何一天都多。芝加哥卫生委员会委员罗伯逊在1918年时就特别关心士气问题，他将3000名最专业的护士编组成区域分队，这样就能覆盖全市了。一旦出现流感病例，病患所在的家庭就会被做上标记。
1920这一年将见证20世纪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发源不同）流感及肺炎导致的最大规模死亡。流感还在零零散散地侵袭着城市。直到1922年1月，华盛顿卫生局长保罗·特纳（Paul Turner）博士在拒绝承认流感回潮的同时，还宣称：“我们会将此时正在全州流行的严重呼吸道感染视为流感处理……强制执行绝对的隔离。”
此后仅数年，流感在美国和全世界终于逐渐消退。它还没有消失。它还在继续攻击，不过毒力已经弱了许多，部分是因为病毒进一步向温和型——这也是大多数流感病毒的行为——突变；部分也可能因为人类免疫系统已经适应。但是，它还是留下了一道伏笔。
据纽约市卫生委员会委员科普兰估计，在这场时疫结束之前，该市就有21 000名儿童因此成了孤儿。而那些只失去单亲的孩子都未计入。据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称，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柏林小镇，有24名未被计算在以上结果内的孤儿。一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称，“一条街上就有16个孩子失去了母亲”。在俄亥俄州有13 000人的文顿郡，有100个孩子因为流感成了孤儿。宾夕法尼亚州的麦诺斯维尔位于产煤区，拥有6000人口，流感病毒令那里的200名儿童变成孤儿。
1919年3月，红十字会的一名高级官员建议地区官员，只要某处有可能发生紧急情况，就一定要提供帮助，因为“大流感不仅导致了大约60万人的死亡，而且贻害匪浅……精神崩溃，以及其他后遗症，成千上万人正受此威胁。一些人变成了寡妇、孤儿或孤老。它使许多人家破人亡，陷入困境。这场浩劫横扫了美国各个角落和所有阶层的人”。
诗人弗罗斯特从病中“康复”数月以后，他思忖着：“不知是身体中哪些骨头在痛苦地相互摩擦？这给我已极端虚弱的身体造成了更多苦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力气写一个字。”
这场时疫结束后差不多一年，辛辛那提卫生委员会的彼得斯（William H. Peters）博士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会议上说道：“类似‘我感觉不是很好’，‘我的精力不如从前’，‘自从染上流感，我就没有好过’这样的话已司空见惯。”流感结束后，辛辛那提公共卫生机构对7058名流感受害者进行了检查，发现有5264人需要医疗救治；643人有心脏问题，并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居民1919年初突然死去。尽管这次取样并不很科学，但彼得斯仍然认为几乎没有人能幸免于难而不发生病变。
全球范围内，也有类似的现象记录在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种被称为“脑炎性昏睡”的疾病几乎遍及西方。尽管从未分离出病原体，这种疾病也就此消失再无踪影——事实上，从明确定义的科学角度而言，并无确凿证据表明这种疾病曾经存在过，但当时的医生们却坚信这种病的存在，而且一致认为它是流感造成的。
流感造成的余悸无法估量，还有丧亲或者丧偶之后的怅然愁绪。战争部长牛顿·贝克——威尔逊任命他的时候，他还被批评是个和平主义者——对战争部的政策尤为不满，认为这些政策无疑是让年轻人去送死。有好几次，当德文斯军营的士兵被调去某个驻地时，驻地指挥官都因流感而强烈抗议。但抗议是徒劳的，军队照样进驻，流感也接踵而至。被殃及的军营中一个死去男孩的父亲写信给贝克说：“我认为战争部的领导者责无旁贷。”贝克则在长达7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回信中，表达了他自己的痛苦。
世界仍旧受疾病所困，病入膏肓。战争本身……除此之外，还有国内毫无意义的死亡……威尔逊在凡尔赛宫对理想的背叛，刺透灵魂的背叛……科学——现代人类的最伟大的成就，在这种疾病面前全线溃败……
1923年1月，杜威在《新共和》（New Repulic）中写道：“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是否曾像今天一样广泛普及，这点值得怀疑……对于特效药和救世主的关注就证明了这个世界病重到何等程度。”他是在表达一种超越身体疾病的意识，但身体疾病却与之成为一体。他是在表达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宣称的：“众神已死，诸战皆休，所有的信念被动摇。”
与文献记载相比，这场瘟疫更多地残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可大流感时代的成年人如今几乎都已过世。现在，这些回忆仅留存于那些只是听过这些故事的人心中，他们只是听母亲说过她是如何失去了父亲，而舅舅又如何变成了孤儿，或者听姨妈说：“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泣。”斯人已逝，记忆也随之埋于尘土。
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对它也鲜有描述。
1918年10月30日，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西雅图登上火车，同行的是她的三个兄弟姐妹、姨妈、姨父及她的父母。三天后他们到达明尼阿波利斯时，全都病倒了——当列车员试图将他们赶下车时，她父亲拔出了枪，而来接车的祖父母也戴着口罩。所有医院都已满员，他们只好回家。她的姨妈和姨父康复了，然而她38岁的父亲罗伊（Roy）却在11月6日病故了，次日，她29岁的母亲苔丝（Tess）也随他而去。她在《一个天主教少女的回忆》（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提到，变成孤儿对自己的影响如此深远，使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出人头地。她对火车穿越了2/3的国土记忆犹新，但对流感却几乎只字未提。
帕索斯（John Dos Passos）那时刚二十出头，患上了严重的流感，可是在他的小说中也几乎没有提及这场疾病。海明威、福克纳（Faulkner）、菲茨杰拉德对它也就是一笔带过。《纽约客》撰稿人兼小说家威廉·麦克斯韦尔在流感中失去了母亲，她的死使威廉及其父亲、兄长都变得有些自闭。他回忆道：“我一定要去揣摩我哥哥在想些什么。那并不是些他愿同我分享的想法。倘若揣摩不出，我就会觉得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碍于自尊他又难以启齿……”对他自己而言，“也许是因为与父亲一同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的缘故，我仿佛在不经意间迈入了一扇我本不应穿过的门，而且我再也无法回到那个我恋恋不舍的地方了——这些念头在我心中不断重现。”关于他的父亲，他说：“他悲伤、坚忍而又绝望。”而自己，“母亲的去世……促使我写出四本书。”
安妮·波特当时已病重，她的讣告都已排好版了，她挺了过来，而她的未婚夫却没那么幸运。数年后，她就那场疾病和那个年代写成的中篇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描绘疾病期间人们生活情形的最好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她在丹佛挺过了这场疾病，而丹佛与那些东部城市相比，所受创伤微乎其微。
但是，大流感对文学作品相对缺乏影响可能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和数世纪前的情况没多大差异。一位研究中世纪文学的学者说过：“虽然有一些叙述生动而可怕的记载留存于世，但关于鼠疫的文学作品如此之少，这点颇为引人注目。除却那些为人熟知的只字片语，有关鼠疫的内容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几乎销声匿迹。”
人们书写着战争，描绘着大屠杀，记述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显然，他们忘记了自然强加给人类的恐惧，在这些恐惧面前人类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大流感正以此相和。当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笔下的柏林就是：“整个城市噤若寒蝉，被恐怖气氛笼罩。这种恐惧就像流感一样，深入骨髓，侵入神经。”
那些调查流行病并分析社会对此作何反应的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掌权者总将自己所受的痛苦归咎于穷人，有时还横加诬蔑、指责并隔离他们。（“伤寒玛丽”就是这种态度的经典实例，这个爱尔兰移民事实上被监禁了25年。）如果她出身另一阶层，那么对待她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学家观察到，掌权者们往往通过发号施令来寻求安全感，这给他们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这个世界仍旧秩序井然的感觉。
1918年，那些被认为是“权贵”的人的做法有时会遵循这样一种模式。例如，丹佛卫生委员会委员沙普利（William Sharpley）将城市的流感危机归咎于“本市的外来定居者”，主要是意大利人。《杜兰奇晚报》（Durange Evening Herald）将某居留地犹特人的高死亡率归咎于他们自己“无视及不遵从他们的监管人和医护人员的建议”。肯塔基州矿区的一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对那里的脏乱极为不满：“我们到了那个简陋棚户，看上去这就是间弃屋……我走了进去，一个女人躺在那儿，腿伸在床外，头歪靠在肮脏的枕头上，身体僵硬，双目圆睁，嘴也大张着，此景令人发指……这个女人的婆婆走进屋来，她住在100米开外的一间破旧不堪的棚屋里……我现在仿佛仍能够闻到那股恶臭，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恶心的景象。对肮脏的惩罚就是死亡。”
然而，除了这些偶见的个别反例外，1918年大流感并没有表现出常见的种族或阶级歧视。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人口密度——自然还有阶层——同死亡率之间存在关联，但无论是谁都难逃流感的魔爪。那些死去的士兵是那么年轻，原本都该有着美好的前途，这令后方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惊怵。这种病涉及面太广，显然同种族或阶级没有什么关系。费城的白人和黑人获得的治疗肯定是差不多的。在全国的矿区，无论是否出于私利，矿主都竭尽全力为他们的工人找医生看病。阿拉斯加的种族主义臭名昭著，但当局还是作出了巨大的援救努力——虽然为时已晚——来救助因纽特人。甚至是前面那位被脏乱环境搞得恶心不已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还是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在这个国家病情最肆虐的地区工作着。
在第二轮流感爆发期间，许多地方政府都无力支撑大局，于是那些真正执掌社会的人——从费城的贵族到凤凰城的市民议会——取而代之。但总的说来，他们行使权力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而不是将其瓜分，是为了广泛分配资源而不是牟取私利。
尽管人们努力着，但无论是市政府还是一些当地的私人组织掌控了权力，他们通常都无法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因为他们隐瞒真相而失却了民心。（旧金山是少之又少的例外，它的领导人对民众开诚布公，而这个城市也毫无畏惧地应对疫病。）他们为了战绩、为了威尔逊创建的宣传机器而撒谎。
我们无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谎言造成的，也无从知晓有多少年轻人是因为军方拒绝听从他们的军医署长的建议而白白送命的。但是，当那些权威人士向人们保证这是流感，只是流感而已，同通常的“感冒”没有什么不同之时，至少有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至少有一部分人因此将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倘若知晓事实，他们一定不会如此轻率。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些已经死去——倘若知晓事实，他们兴许还能活着。恐惧的确会夺人性命，那是因为人们由于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需要看护但求助无门的人，因为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只需要水、食物和休息就可求得生存的人。
要想准确地说出死亡人数也是不可能的。统计数字只是估计而已，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总数实在令人震惊。
那时，即使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正常条件下能够进行可靠的死亡统计的地方也无法跟上这种疾病的步伐。在美国，仅有大城市和24个州能为美国公共卫生部保存足够准确而可以纳入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这就是所谓的注册区域。而即使在这些地方，从医生到市公务员的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自救和救治别人，记录保存数据不是当务之急；就算是事后，人们也不会花力气去汇总准确的数字。许多人直到死也没有看到过医生和护士。而发达国家以外的地方，情况则更为严重。在印度的乡村地区、苏联（当时正在进行残酷的内战）、中国、非洲和南美洲，这种疾病通常最为猛烈，但几乎没有什么完好的记录。
首次尝试对死亡人数进行统计是在1927年。一项由美国医学会资助的研究估计，死亡人数约有2100万。现今的媒体在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故事中所提到的“2000余万人”的死亡人数即来自此项调查。
但是自从1927年以来，每一次对死亡人数进行修改时，数字都是只增不减。美国的死亡人数最初被定为55万，现在流行病学专家已将其调整为67. 5万。当时美国的人口为1. 05亿；2004年美国的人口超过2.91亿。
世界范围内，估计的死亡人数和人口数都已经有了很大比例的增长。
20世纪4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伯内特（他科学生涯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于研究流感）估计死亡人数在5000万—1亿之间。
自此，各种研究利用更完善的数据和统计方法所得到的数字逐渐逼近伯内特的估计值。起初的几项研究认为，仅在印度次大陆的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到2000万。而在1998年关于那次流感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另一些新的估计值。2002年，一项流行病学研究重新分析了那些数据，总结出死亡人数在“5000万这个数量级……［但是］即使如此庞大的一个数字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就如伯内特所言，有一亿多人死去。
假设1918年世界总人口约为18亿，那么估计的上限就意味着在两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死亡发生在1918年秋天那恐怖的12周内——全世界有超过5%的人死亡。
今天的世界人口为63亿。为了更好地理解1918年大流感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我们必须对人口进行调整。如果我们使用死亡数的最低估计——2100万这个数字，就表示在今天所对应的死者人数为7300万。使用较高估计则相对应的死亡人数是1.75亿—3.5亿之间。这些数字并非想要骇人听闻——尽管的确让人不寒而栗。医学自1918年来已有所进展，而且已对死亡率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参见《后记》）。那些数字仅仅用来表明倘若身处大流感时代将会如何。
如果说这些数字还不能如实反映那场瘟疫的可怕性的话，那么死者的年龄分布足以令人切身体会到那种可怕。
一场正常的流感爆发时，年龄介于16—40岁的死者为总数的10%或者更少。但在1918年，这个年龄群——生命力最旺盛、最可能活下来、最有前途的那些人——占据了死亡人数的半数以上，该年龄段中死亡率最高的是那些年龄在21—30岁之间的人。
西方世界损失较少，不是因为它的医学有多进步，而是因为城市化令民众接触了多种流感病毒，使得免疫系统对此并非全无防备。美国总人口中约有0.65%死亡，而年轻成年人的死亡率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在发达国家，意大利的情况最为惨重，死者占据了其总人口的大约1%。苏联可能更糟，但没有数据支持。
这种病毒只是蹂躏了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在墨西哥，对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是总人口的2.3%，另有一些较合理的估计认为死亡人数超过4%。这意味着某些地方有5%—9%的年轻人死亡。
尽管永远不会有人给出确切数字，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很有可能有5%（在不发达国家则接近10%）的青年人死于流感病毒。
除了死亡，除了在幸存者中徘徊不去的并发症，除了流感病毒导致的20世纪20年代的困惑、背叛、痛苦和虚无主义之外，1918年的大流感也留下了其他东西。
其中一些是好的方面。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制定了国际卫生合作计划。而这番经验也使得整个美国在公共卫生方面进行了变革：新墨西哥州成立了公共卫生部门；费城重新改写了城市宪章来改组它的公共卫生部门；从康涅狄格州的曼彻斯特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还有其他更多地方，临时的急救医院被改建成了永久性医院。此外，这次大流感还激励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兰斯德尔（Joe Ransdell）着手推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建立。不过，直到1928年间一次小小的流感使国会回想起10年前发生的事情，他才取得了成功。
所有这些都是流感病毒遗赠的一部分，这种疾病将最主要的遗产留给了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