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城自由公债游行两天之后，克鲁森发布了一则严峻声明：市民中发生的流行病“可能与海军基地和军营中发现的类型相同”。
流感的确在这座城市爆发了。游行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里的病床全部爆满，开始有患者死亡。在没有任何医生或警察指令的情况下，医院开始拒收病人——给护士塞100美元的红包也会被拒绝。然而，人们还是排长队等待入院。一名妇女回想当年，她的邻居们“赶到离第五大街和伦伯德大街路口最近的费城医院时，门外一排长龙，医生们都在忙，药品也已短缺，所以这些身体还算强壮的人只好回家了”。
医疗措施也无济于事，乔治·图利奇（George Tullidge）医生的女儿玛丽·图利奇（Mary Tullidge）在病症甫现后24小时内病亡。西奈山医院的实习护士艾丽丝·沃洛维茨（Alice Wolowitz）早上当班时感觉到不舒服，12小时后就死了。
10月1日是游行后第三天，仅这一天内死于流感的人数就超过了100——共117人死亡。这个数字后来增长到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不久，每日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了费城平均每周所有其他原因（包括各种疾病、事故及犯罪等）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
10月3日，克鲁森批准游行后不过5天，他禁止了费城所有的公共集会（包括进一步的自由公债集会），关闭了所有教堂、学校和剧院，甚至连公共葬礼也不允许举行。唯一继续开放的公共集会场所是瓦雷集团的重要赞助商沙龙。第二天州卫生专员将这些场所也关闭了。
第一个收纳病患的临时设施是城内的救济院赫梅斯堡。它被称为“一号急诊医疗站”，卫生委员会知道更多的医疗站将紧随其后。一天之内，医疗站的500张病床就被占满了。最后，一共开设了12家相似的大型医疗站以满足全市需求，其中三家在经改造的南费城共和党俱乐部里。医疗站是人们经常跑去寻求帮助的地方。
10天之内——仅仅10天！——流行病就从每天有几百个平民患病、仅死亡一两例，发展成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患病、几百人死亡。
联邦、市政府还有州立法庭都关闭了，满街都是巨幅布告，警告公众避免公共集会，告知人们打喷嚏、咳嗽时要用手帕掩口。还有一些布告上写着：“吐痰等于死亡。”一天之内，就有60人因在街上吐痰而遭逮捕，报纸报道了这些逮捕行动——但仍在将病情最小化处理。医生自己也在劫难逃，一天有三人病亡，再一天有两人，第三天有四人。报纸报道了这些死亡——连同其他讣告一同刊登在内页。即便是这种时候，报纸仍在将病情最小化处理。医疗工作者和市政府工作人员一直戴着口罩。
我该怎么办？人们惴惴不安，心存恐惧。还会持续多久？每天人们都会发现一周，甚至一天前还好好的朋友和邻居，第二天就不在人世了。
费城当局和报纸还在对危险遮遮掩掩，《大众纪事报》（Public Ledger）竟荒谬地声称克鲁森有关公共集会的禁令不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并重申“没有任何惊乱或恐慌的理由”。
10月5日，医生们报告当天死于此次流行病的有254人，于是报纸援引公共卫生局的话说“流感已达最高峰”。而当第二天费城又有289人死亡时，报纸又说：“卫生官员们信心十足，确信流感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每天死亡人数都在300以上。克鲁森再次宣布：“死者人数已经达到了这场天灾的最高位，我们有理由认为，从现在起到流感结束，死亡率将会不断下降。”
结果第二天有428人死亡，每日死亡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攀升——在如此巨大的基础上几乎还要翻一番。
克鲁森说：“不要受夸大报道的影响而恐惧害怕。”
但克鲁森的保证再也不能让人们安心了。
但凡听过刘易斯对某个问题发表观点的人，一定能体会到他的丰富学识以及领会问题、设想可能的解答与洞悉其后果的能力。费城的科学家虽没有顺从他的意见，但关注着他的动态。
刘易斯致力于流感问题的研究已逾三周，他呆在实验室，几乎寸步不离，他的助手只要没有病倒也都在坚持工作。费城的每一位科学家都在实验室里争分夺秒地工作着。
与家相比，实验室绝对是刘易斯更喜爱的地方。通常，他工作中的一切能令他感到安宁。实验室带给他安宁，包括他热衷的神秘事物。他让自己习惯于这种环境，就像一个竭力穿破海上浓雾的人，那浓雾让人觉得自己伶仃一人，但仍是世界的一部分。
但这回的工作没有给他安宁，说是由压力造成的并不确切，是压力打乱了他原来的节奏，迫使他不能再以科学的方式推进。他建立了一种假说并致力于此，但这种仓促建立假说的过程令他忧心忡忡。
死亡的消息同样令他不得安宁。青春、活力和憧憬，都随着年轻的死者长埋于地下，这怎不叫人震惊。他担心自己辜负人们的期望，于是他更加勤奋地工作。
艾辛格（Arthur Eissinger）去世了，他是宾大1918级的学生会主席和优等生。斯瓦斯莫学院的橄榄球明星珀金斯（Dudley Perkins）也死了。几乎2/3的死者年龄都在40岁以下。
1918年，在门上挂一块绸布暗示家里有人去世已约定俗成。费城到处都是绸布。安娜·米拉尼（Anna Milani）回忆说：“如果死者是年轻人，便挂白绸；如果是中年人，就挂黑绸；如果是老人，就挂灰色绸布。那时我们还是孩子，总是兴奋地去找接下来是谁死了。我们盯着门看，原先挂着绸布的是不是挂上了新的，原先没挂的是不是开始挂起绸布。”
总是不断有门口新挂上绸布。“人们像苍蝇一样死掉，”克利福德·亚当斯（Clifford Adams）说，“在春天花园大街上，几乎每隔一所房子就会有一扇门罩着绸布，表示他们家有人死了。”
西奈山医院的安娜·拉文（Anna Lavin）说：“我的叔叔死了……我的婶母先于他去世，他们的儿子才13岁……许多刚结婚的年轻人最先离世。”
然而，流感最可怕的一面乃是不断堆积起来的尸体。殡仪员劳病交加，筋疲力尽。他们找不到地方安置尸体。而掘墓人不是病了，就是拒绝埋葬死于流感的人。费城监狱的主管曾让犯人去挖墓穴，但不久就撤销了这项决定，因为没有健康的警卫来监管犯人。没有掘墓人，尸体便无法埋葬。殡仪员的工作区已堆满了，他们只好在礼堂里、在自己的住所中堆放棺材——许多人就住在自己和死人打交道的地方。
不久，棺材开始短缺。少数还能用的棺材猛然变得无比昂贵。多诺霍（Michael Donohue）家里是开殡仪馆的，“殡仪馆外堆满了棺材，我们不得不派人看守它们，因为人们开始偷棺材……这其实和盗墓没什么两样。”
不久后，就算想偷棺材也没得偷了。阿普奇斯（Louise Apuchase）对棺材的奇缺记忆犹新：“一个七八岁的邻家小男孩死了，人们习以为常地用床单把他卷起来放到推车上。孩子的爸妈尖叫道：‘让我用个通心粉的盒子’［当棺材］——通心粉，那是一种意大利面食，这种盒子能装近9公斤——‘求求你们让我把他放在通心粉盒子里，不要就这样带走他……’”
据克利福德·亚当斯回忆，“成堆的尸体……堆在那儿等候埋葬……人们却没办法埋葬他们。”积压的尸体越堆越多，房内全被堆满，不得不放置到门外走廊上。
费城的太平间通常能停放36具尸体，结果那里塞了200具尸体。骇人的恶臭使人不得不开着门窗通风。那里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尸体了。在家里死掉的人的尸体就停放在家里，他们死时鼻孔或嘴里总是渗出血水来。家人将冰块铺在尸体上，即便如此尸体仍会腐烂并发出恶臭。廉价公寓没有走廊，也很少有安全通道。人们把放尸体的屋子隔离起来，但锁了门并不能使人忘记门后放着什么，也无法抹去人们的恐惧。费城的住房条件比纽约还要紧张，这里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没有可以隔离起来的空间。尸体被裹进床单，推到角落，通常一放就是好几天，恐怖的沉重感与时俱增。人们病重到不能做饭，没法洗漱，也无力将尸体搬下床，只能同尸体躺在同一张床上。死人被放在那里好几天，活人就同死人一起生活，因为这些尸体而感到恐惧。但也许更可怕的是，活人慢慢习惯了和死人在一起。
死者的症状非常可怕，七窍流血。有些死尸的表情极度痛苦，另一些人则是被精神错乱夺走了生命。
通常每家会有两人死掉，一家死了三口的情况也不稀奇，有的家庭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史沃德（David Sword）住在杰克逊大街2802号，10月5日那天他们家有6个人死于流感。同时《北美》（North American）报道说，这个家庭中还在住院的其他三位成员“也可能会死于这场瘟疫”。
瘟疫。大街上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谈论着这个词。这个词有一次不小心在报纸上出现了。“士气”问题、自我检查、编辑们的意图——把每一则新闻都以最积极的内容展示出来，这些都意味着没有任何报纸会再用这个词了。然而，人们根本用不着报纸去谈什么黑死病。有些尸体几乎变成了黑色，人们亲眼目睹后，就再也不轻信报纸的言论了。一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曾被召来治疗过上百名病人，他回忆说：“紫绀达到了我闻所未闻的强烈程度。的确，关于黑死病又回来了的谣言沸沸扬扬。”报刊引用了利奥波德（Raymond Leopold）医生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这种谣言有充分的理由……确实有许多人的身体颜色发黑，并在死后发出强烈的气味。”但他也向人们保证：“关于黑色瘟疫的断言是假的。”
他当然是正确的，但还有多少人相信报纸？即使黑死病并未来到，还是有一场瘟疫降临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惧。
战争已经打到家里来了。
早在夏加多恩自杀之前，早在费城游行者开始沿街游行以前，流感就已经沿着国家的边境种下了病源。
9月4日，随着波士顿的三个水手——不久后这三人都死了——被送往“哈罗德沃克”号外的医院，流感到达了新奥尔良。9月7日，随着水手们从波士顿迁来，流感抵达了五大湖海军基地。接下来的几天，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海岸——包括纽波特、新伦敦、诺福克、莫比尔和比劳克斯等地的港口和海军基地，也相继报告了这种新流感。1918年9月17日，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的李军营周围报告有“类似流感的疾病大范围流行”。同一天，早些时候从费城出发的数百名水手到达了普吉特海湾，其中11个人是用担架从船上抬到医院的，从而把新的病毒带到了太平洋。
病毒横贯整个国家，在大西洋、墨西哥湾、太平洋、五大湖上建立了据点。它并没有立即以流行病的形式爆发，而是暗暗撒下病源的种子，随后种子开始慢慢发芽，最终怒放出绚烂的花朵。
病毒沿着铁路和河流到达内陆，从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新奥尔良进入整个国家的内部，从西雅图到达东部，从五大湖海军基地到芝加哥，然后沿着铁路向多个方向辐射。病毒从每个源头向外不均匀地延伸，就像四溅的火花，经常从一个较近的地点一下子跳到很远的地方，例如从波士顿传到纽波特，然后退回布洛克顿和普罗维登斯及其中间地带，遍及其间各地。
9月28日，当自由公债游行者走过费城大街小巷时，洛杉矶仅报道有7例患者，旧金山只有两例，但病毒很快就会传播到那里。
与此同时，恐惧降临费城并驻留在那里。死亡随时都可能对任何人下手。走在人行道上的人们尽量避开其他人，避免谈话；如果说话，他们也要把头扭到一边，防止和对方有呼吸接触。人们相互隔离起来，恐怖的气氛愈演愈烈。
得不到支援使隔离变得更困难了，850名费城医生及更多护士还远在军营之中。更多的人生了病，费城总医院有126名护士，尽管严加防范，尽管戴着外科口罩、穿着白大褂，8名医生和54名护士——医护人员总数的43%——自己也需要住院治疗。仅这家医院就有10名护士死亡。卫生委员会恳求退休的护士和医生提供帮助，只要他们还能记得“哪怕一丁点”专业技术。
当护士、医生或者警察真上场的时候，他们戴着那如鬼魅般的外科口罩，人们见到他们扭头就逃。在每个有人病倒的家庭里，人们都会揣测病人是否会死。事实上，每家都有人生病。
费城有5所医学院，统统解散了班级，让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到设在学校和城内各处空楼里的急诊医疗站充当帮手。费城药学院也关闭了，学生们去给药剂师帮忙。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去医院补充人手之前，听了斯滕格尔的一个讲座。斯滕格尔是传染病专家，很久以前治疗过“埃克塞特城市”号船上的人员。斯滕格尔点评了医学期刊上的许多前沿进展，各类消毒的漱口剂、药品、免疫血清、伤寒疫苗、白喉抗毒素等等。然而，斯滕格尔的评语很简洁：这没有用，那也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
“他对治疗的建议太消极了。”斯塔尔（Isaac Starr）回忆说。他是当时宾大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一名国际知名的心脏病专家，“斯滕格尔对任何治疗方法都没有信心。”
斯滕格尔是正确的，他们当时用的东西都无效果。斯塔尔来到位于第十八大街及切瑞大街路口的二号急诊医疗站。他确实从一个多年未行医的老医生那里得到了帮助——如果这算得上是帮助的话，后者让斯塔尔了解到那些所谓救命药最差的一面。斯塔尔没有忘记那些古代的净化术、静脉切开放血术（切开病人静脉的古代医术）。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和其他的学生一样必须靠自己，连护士都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因为护士实在太稀少了。在红十字会提供给10家急诊医疗站的护士里，只有一名有资质的护士还有空监督来做志愿者的妇女。而那些志愿者来做过一次之后，要么因为害怕，要么因为太累，都打了退堂鼓。
斯塔尔负责一家急诊医疗站的一整个楼层，他开始以为他的病人们只是得了“某种轻微的疾病……除了发烧没什么其他症状。不容乐观的是，许多临床特征不久后都开始发生变化”。最惊人的还是紫绀，他的病人有时候全身发黑。“急喘数小时之后，他们变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淡血色泡沫有时会从鼻子和嘴巴涌出，在奋力清除他们气管中的这些泡沫时，许多病人没能挺过来。”
他所在的医院每天要死掉近1/4的病人。如果斯塔尔回家后第二天再来，他会发现医院里1/5—1/4的人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病人。
事实上，费城有数十万人生了病，他们以及亲戚朋友都非常恐惧，无论开始的症状多么轻微，有一种外在力量在驱动着，这是一种激烈的、会散布的传染病，一种活的生物试图接管他们的身体——并可能置他们于死地。他们周围的人恐慌极了，既为这些病人担心，也为自己感到害怕。
整个城市笼罩着恐惧，如死一般的冷寂。斯塔尔住在离医院20公里远的栗子山上，回家的路寂静异常。在冷清的回家路上他开始数经过的车辆。有天夜里，他一辆车也没遇上。斯塔尔想：“这个城市的生命几乎已经停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