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来自波士顿的300名水手抵达费城海军码头。自此之后，费城所发生的一切常常被当做其他地方类似情况的一个范例。
费城在战时所经历的一切都很典型。当时，每个城市都有大量人口涌入。在费城，仅造船业就新增了几万名工人。大片沼泽在数月内被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船坞——霍格岛造船厂，与熔炉、钢铁和机器为伴的工人有35 000名，而附近的纽约造船厂的码头上有11 500名工人，其他十几个造船厂的工人数量低则300，高有5000。一些大型工厂也导致城市人口稠密：几家军需品工厂集中在一处，每家都雇佣了几千人；每小时就生产一辆电车的布里尔公司有4000名工人；米德维尔钢铁厂有10 000人；而鲍德温机车厂有20 000人。
战前的费城已是一个过度拥挤的城市，大量的工作机会又吸引了更多劳工来到这里，城市人口增长到了175万，可谓人满为患。1918年，一份面向社会工作者的全国性刊物评价了费城贫民窟的生活条件：大部分居民仍是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比纽约下东区的恶劣条件有过之而无不及。黑人所处环境则更加恶劣，况且费城的非洲裔美国人比任何一个北部城市（包括纽约和芝加哥）的都要多。
由于住房供给非常紧张，童子军甚至要对该地区实行地毯式搜索，以便为刚到此处从事战争相关工作的妇女找到房子。两三个甚至四个大家庭挤在一套两室或三室的公寓里，大大小小的孩子睡在一张床上。住在公寓里的工人们不仅要共用房间，还要共用床铺，常常像换班工作一样换班睡觉。费城的卫生部门坦言，在1917年与1918年交接之冬，“死亡率……因生活费过高和煤炭匮乏而有所增长。”
费城为穷人提供的社会福利就是费城医院，曾以“布鲁克利”著称，算是救济院兼作收容所。除此无他，甚至连一个孤儿院也没有。的确有社会贤达与改革派多多少少开展了一些慈善活动，但哪怕是常规服务设施（如学校）也是僧多粥少。费城是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功成名就之处，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在地，但其教育经费在全美20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整个费城南部居住着几十万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但直到1934年，那里才有了第一所高中。
所有这些都使得费城成为了流行病滋生的沃土，当然还由于费城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无能。新闻记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称费城是“美国管理最混乱的城市”，此言不虚。
1916年，主张改革的当权者任期结束，费城领导集团又重掌政权，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即便是纽约的坦慕尼协会也相形见绌。费城管理者是共和党的州参议员埃德温·瓦雷（Edwin Vare）。对自认高他一筹而看轻他的沃顿（Wharton）、比德尔（Biddle）和沃纳梅克（Wanamaker）等人，他都予以重击和嘲弄。瓦雷身材矮小粗壮、大腹便便，绰号叫“小家伙”。他出生于费城南部并在那里长大，当时尚未有移民涌入那个地方。他的家在一个养猪场内，那块地方当时是乡下，被称为“颈弯”。发迹后他仍旧住在那里。他的财产来源与其政治活动密不可分。
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将一部分薪水交给瓦雷集团。为确保无人漏网，政府工作人员领薪既不在工作的地方，也不在市政厅（一座非常华丽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弧形的塔肩，窗外掩映着垂柳），而是在市政厅街对面的共和党总部。市长本人也要从工资里交出1000美元。
瓦雷也是城里最大的承包商，他最大的承包项目是清扫街道，签下了差不多20年的合同。在那个3000美元就够一个家庭惬意生活一年的时代，瓦雷仅1917年一年在这项生意上的收入就超过了500万美元。这倒不是说所有的钱都进了瓦雷的口袋，但即使是留下来的部分也要由他经手并征税。然而，费城街道的肮脏程度却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在城南——那里是最需要打扫的地方。比如水沟，说是水沟，却塞满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污水根本无法排放，有时污水就淤积于内。瓦雷的势力在那里最为根深蒂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城市公共设施的极度匮乏反而加固了瓦雷集团的势力，因为他们能提供这个城市所不能提供的东西：穷人的食物供给、工作机会和援助，甚至能动用警力来提供帮助——警长和许多治安长官都在瓦雷的掌控之中。人们用投票来报答这些恩惠，瓦雷就如同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一般，点票成金。
瓦雷集团中饱私囊，于是埃德温·瓦雷和他的兄弟［众议院议员威廉·瓦雷（William Vare）］摇身一变成了慈善家，他们给位于莫亚门斯大街和莫里斯街交汇处的教堂捐了一大笔钱，教堂便以他们母亲的名字重新命名成了阿比盖尔·瓦雷（Abigail Vare）卫理公会纪念教堂。以普通人命名的教堂为数不多，这是其中之一。
然而，瓦雷集团和圣洁二字毫不沾边。1917年的大选初选日，瓦雷的几个手下乱棒攻击某对立派的两位领导人，然后又将一名干预此事的警察殴打致死。这一事件在费城引起了轩然大波。1918年，瓦雷的首席助理是托马斯·B·史密斯（Thomas B. Smith）市长。在其首任任期内，他因三次互不相干的控告被起诉，次次都无罪释放，其中包括谋杀那个警察的同谋罪。但就是这次大选使得瓦雷完全控制了市议会（市立法机构），并对州立法机构施加了很大影响。
克鲁森（Wilmer Krusen）博士是费城公共卫生和慈善部门的领导人，这是个政务官性质的职位，根据市长的喜好而委任，其任期随市长卸任而自动结束。克鲁森的职务实际上就相当于由瓦雷集团指定。他是一个正派人，其子后来成为梅约医学中心的外科医生，但他并无公共卫生方面的背景，也缺乏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奉献精神。换言之，他对公共卫生问题一窍不通。况且他生来就是那种认为大部分问题都会自行消失的人，从不贸然行事。
他当然不会向集团施加哪怕一丁点压力以改善公共卫生状况。身为妇科医生，他在大规模的全国反卖淫运动中却拒绝助军方一臂之力。即使是卖淫合法化的新奥尔良都迫于压力关闭了红灯区斯托里维尔，费城依旧岿然不动。尽管卖淫在费城是非法的，但没有什么能阻碍当地肉体产业的发展。因此，据一份军方报告称，海军在军事基地外“实质上也全盘控制了警方事务”。
这座城市的政府正在被腐败拖垮，而且瓦雷（选区负责人和企业家双重角色）和市长之间还存在权力分化。市府不愿有所行动，而且即便它想做也力不从心。
波士顿来的水手抵达海军码头四天后，19名水手被报告出现流感症状。
费城海军辖区的首席卫生官普卢默（R. W. Plummer）少校也是个医生，他对流行病在联邦码头和德文斯的猖獗及其在马萨诸塞州平民间的传播情况很了解。他决心控制疾病的爆发，于是下令立即对这些水手兵舍实行隔离，并对他们接触过的东西进行彻底消毒。
可是，事实上病毒已经逃逸了，而且并不仅仅是逃进了城市。一天前，334名水手已经离开费城前往普吉特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那里时就已病入膏肓。
普卢默立即召来了刘易斯。
刘易斯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个电话。
他热爱实验室胜过一切，并且深得韦尔奇、西奥博尔德·史密斯和弗莱克斯纳的信任。刘易斯作为一名青年科学家曾先后在他们手下工作过，他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成就卓著，前途不可限量。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增添的压力，但并不为此沾沾自喜，而是感到责任重大，在前途和雄心壮志上都是如此。是请他来创办并掌管新的菲普斯研究所——菲普斯与合伙人卡耐基一起藉美国钢铁业发展成了百万富翁，也和卡耐基一样成了著名的慈善家——的一个邀请，让刘易斯从洛克菲勒研究所来到了费城。新研究所附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刘易斯以洛克菲勒研究所为模板来建设菲普斯研究所，不过菲普斯研究所将更专注于研究肺病，尤其是肺结核。
毋需任何人向刘易斯解释情况的紧迫性，他知道死于7月初的英国水手们的详细情况，而且很可能尝试过从他们身上提取细菌进行培养来制备血清。在获悉海军码头出现流感后不久，刘易斯就赶到了那里。
刘易斯要负责病原体追踪和血清及疫苗的开发，这通常是一个循序渐进、缜密缓慢的过程。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按照惯常的科学程序来进行工作。
第二天，87名水手患病。到9月15日，刘易斯与助手们在宾大和海军医院进行实验室工作的同时，病毒已经令600名水手和水兵病重入院，而患病人数每过几分钟就有增加。海军医院床位告罄。海军开始把病号送往位于第八街和斯普鲁斯街的宾夕法尼亚医院。
9月17日，平民医院的5位医生和14名护士突如其来地病倒了。没有人预先表现出任何症状，前一秒钟还感觉良好，后一秒钟就痛苦不堪、被抬上病床。
来自波士顿的海军人员还被调派到了其他地方。距芝加哥50多公里的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像费城一样爆发了疫情。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在1905年创办了这个基地，并宣称它将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海军训练基地。从拥有45 000名水手来看，它的规模的确是最大的，并已开始书写光辉历史。“海蜂”海军修建营诞生于此，战争期间，苏泽（John Philip Sousa）上尉在这里组建了14个团的乐队，并不时在罗斯菲尔德举办有1500名演奏者的齐奏，几万人聚集一堂观看他们表演，此景颇为壮观。当病毒横扫基地后，那里不再有那般人群云集的景象了——无论是演奏者或是听众。流感使这个基地的兵营裂解，其破坏力同爆炸相差无几。
刚被征入海军不久，约翰（Robert St. John）便成了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他被安置在一个训练大厅内的一张帆布床上，不久后，那里将要容纳几千名无人照顾的病员——这还只是一个厅的情况。他后来回忆：“从没人给我们量过体温，我连一个医生也没见过。”他交了海军里的第一个朋友——邻床的男孩，他已虚弱到连水都够不着。为了帮他从水壶中喝水，约翰自己也耗尽全力。第二天一早，一个勤务兵拉上毯子盖住了他朋友的脸，两个水手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了出去。当时医疗部门已经报告“海军医疗供给仓库需要33具棺材”。不久后所需要的棺材数量将远超出33具。
曾在五大湖工作过的一个护士日后被噩梦苦苦纠缠。病房只有42张床，担架上的人在地板上等着床上的人死去。每天早晨，救护车抵达，搬运担架的人把病号抬进来，再把尸体抬出去。她还记得在流行病的顶峰时期，护士不止一次把尚未断气的病人包进裹尸布里，并把脚牌挂在这些人左脚的大脚趾上。这样确实节省了时间，而护士们照样累得筋疲力尽。脚牌就是货运标签，上面标着水手的姓名、军衔和籍贯。她记得“停尸房内的尸体像薪柴垛一样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噩梦中她还在思忖：“位于停尸房堆得如薪柴垛的尸堆底部的那个人会是什么感觉。”
流行病以同波士顿不相上下的猛烈程度横扫费城海军基地。但在费城，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对波士顿的消息、五大湖情况以及费城海军码头的事件置若罔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并非所有的费城公共卫生人员都对威胁无动于衷。安德斯（Howard Anders）是一位出色的公共卫生专家，他蔑视并且不信任瓦雷领导集团，在第一个水手患病的次日，安德斯写信询问海军医疗部门负责人布雷斯特德（William Braisted），“海军（联邦）医学方面的权威人士是否可以直接介入，并在流感入侵的威胁下，坚决捍卫他的士兵并且间接地保护所有费城人民……?”（布雷斯特德拒绝了。）
克鲁森公然否认流感会对城市造成任何威胁。他对此似乎深信不疑，因为他没有安排任何应急措施以备不测，没有贮备供给，没有列编应付紧急事件的医务人员名单，即使26%的费城医生是隶属军方的，这个比例在护士中更高。事实上，即使有强大的压力来自刘易斯、安德斯、全城医生以及宾大和杰斐逊医学院（流行病爆发时，该院没有批准6名想去军队当志愿者的医生离开）的教职工，直到9月18日，疾病在城市现身整整一周之后，克鲁森才将与普卢默、刘易斯及其他一些人的会晤排进时间表。
在市政厅15楼克鲁森的办公室里，他们相互确认了事态的危急性。马萨诸塞州有近千人死亡，几万人染病，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刚刚呼吁邻近地区支援医生和护士。在费城，已有几百名水手入院。尽管还没多少迹象表明疾病已经蔓延到平民中，但刘易斯报告说，目前他的研究同样还未有任何结果。
就算刘易斯成功研制出疫苗，要生产出足够的量还得花上几个星期。因此，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才能防止流感在整个城市中扩散。禁止公众集会、关闭商店和学校、对海军码头和平民病例进行彻底隔离，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明智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三年前，克鲁森的前任（在改革派市长任期内）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爆发时就强制执行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刘易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这种疾病，他当然希望执行隔离。
然而，普卢默是刘易斯的顶头上司。他和克鲁森都持观望态度，担心采取任何类似行动会引起恐慌并对军事行动造成干扰。维持民心稳定是他们的宗旨，在实行有关脊髓灰质炎隔离措施时毕竟国家尚未卷入战事。
这次会议除了继续监控事态发展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克鲁森倒是保证会发起一场针对咳嗽、吐痰和打喷嚏的大规模公开行动，但那样也需要数天去组织，而且克鲁森及海军官员对危险的轻描淡写与此也格格不入。
在华盛顿，戈加斯很可能已经收到了刘易斯的信，对事态的发展深感不满。那时又有两个军营——中间夹着费城的新泽西州迪克斯军营和马里兰州米德军营——爆发了流感。刘易斯与费城肺结核学会保持着密切联系，戈加斯要求该学会印发两万份大型海报，用以警示流感并说明了一种简易的预防措施——它至少能起到一定作用——“当你忍不住要咳嗽或者打喷嚏时，务必用手绢、纸巾或布一类的东西捂住面部。”
与此同时，《费城晚报》（Evening Bulletin）向它的读者们保证，流感不会引发危险，流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伴随着大量瘴气、污浊空气以及虫灾等而来的，但这些从未在费城发生过。普卢默向记者保证，他和克鲁森会“将疾病控制在目前的范围内，而且我们必将成功。海军官兵中还没有人发生不幸。不管是海陆两军的医生还是民间权威人士，都并未对此感到忧心”。
翌日，两名水手死于流感。克鲁森向海军开放了市立传染病医院，普卢默则向大众宣告：“疾病差不多已达到了顶峰。我们相信局势已很好地被控制住了。从今往后疾病将会减少。”
克鲁森向记者强调，那些死者并不是遭到了流行病的毒手。他说他们死于流感，但强调这种流感只是“旧式的流行性感冒或者普通感冒”。次日，又有14名水手死亡。当天在南三十四街派恩路口的费城综合医院，“一名身份未经确认的意大利人”也死了，他是病死的第一位平民。
接下来的一天有二十多名受害者被送进了停尸房。其中一名叫艾玛·斯奈德（Emma Snyder）。她是负责看护第一个因流感住进宾夕法尼亚医院的水手的护士，死时年方23岁。
克鲁森面对公众时仍然镇定自若。他现在承认“平民中出现了一些病例”，卫生检查员正在寻找平民病例以便“将流行病扼杀在摇篮中”，但他并没说要如何为之。
9月21日这个周六，卫生局将流感定为“需要上报”的疾病，要求医生向卫生官员通报他们治疗的所有病例。这可以提供疾病扩散的信息。卫生局在星期六还在工作，这本身就非同寻常。尽管如此，卫生局还是向市民保证，“克鲁森局长发表的关于目前流感还没有在市民中流行的声明是绝对可信的。此外，卫生局坚定地认为，如果民众能认真严格地遵从如何避免感染流感的建议，那么流行疾病就能被成功地预防。”
卫生局的建议是：注意保暖，保持足部干燥及大便通畅，最后一条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传统。它还建议人们避免集会。
7天后，即9月28日，一场计划销售几百万美元战争公债的大型自由公债游行被安排在那天举行。这次游行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它将是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有几千人参加，而旁观人数将达到几十万。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去看这场全国流行的流感。威尔逊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美国全面打响了战争。
已有200万美军开赴法国，估计至少还需增援200万。国家的每一分子，从农民到小学教师，无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征召参战。对威尔逊而言、对克里尔而言、对整个的行政部门而言，以及对同盟方或敌方而言，控制信息都是至关紧要的。广告业将会作为一个产业出现：汤逊（J. Walter Thompson）——他的广告代理公司已开始为国家服务，而他的代理人也成了克里尔的高级助手——提出理论认为，广告业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战后，广告业声称其具有“左右所有人思想”的能力。赫伯特·胡佛也说“世界靠警句为生”，并称公共关系是“一门精密的科学”。
全面战争总免不了牺牲，而高涨的士气令人们能接受牺牲，也因此使牺牲成为可能。日常生活的不便也算是牺牲之一。为了给战争事业作贡献，全国民众一周要过几次“无肉之日”，还有每天一顿的“无麦之餐”。所有这些牺牲理所当然地都出于自愿，完全自愿——尽管如此，胡佛的食品管理局还是有权利让那些不“自愿”合作的企业关门大吉。“无汽油周日”那天，人们应“自愿地”避免驾车，如果有人选择开车出行，那他一定会被充满敌意的警察拦在路边。
威尔逊政府想让全国上下凝聚一心。威尔逊告诉童子军的首领：卖公债可以为“每个童子军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一个童子军救助一名士兵’的口号指引下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克里尔的15万名“四分钟男人”——这些演讲能手为包括电影、歌舞表演在内的几乎所有公众集会发表开场白——也在鼓动人们要作出贡献。如果靠这些鼓舞还不能奏效的话，就会有其他压力施于大众。
保持士气本身就成了个目标。倘使士气动摇了，其他的一切也可能随之动摇。于是人心惶惶，这种情况比麦卡锡时代、比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比南北战争期间（那时候林肯被反对者辱骂简直是家常便饭）都更为严重——谁都不敢妄论国政了。政府拥有20万名美国保护联盟（APL）的成员，他们监视邻居和同事，并且向隶属司法部、由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的新的国家安全局汇报。克里尔的组织向市民建言：“如果有人说自己知道些‘内幕消息’，就要套他说出来。告诉他，帮助你找到他言论的源头是尽他的爱国义务。如果你在追查中发现了不忠之人，就要把他的名字、地址上报华盛顿的司法部。”
社会主义者、德国侨民，特别是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会员所受待遇则更糟。《纽约时报》宣称：“IWW的煽动者不容小觑，他们也许就是德国间谍。联邦当局应该除掉这些美国的叛国贼。”政府确实也依言行事，在工会大厅进行了搜捕，有近200人在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州进行的大审判中被判有罪，所有反对者也被施加了无情的压力。就在克鲁森与海军官员第一次讨论流感的同一天，费城德语报纸《日报》（Tageblatt）的5名工作人员被投入大牢。
政府不做的，就由义务警员代劳。在亚利桑那州，1200余名IWW成员被锁进货车车厢，扔在了沙漠中的铁路侧轨上。在蒙大拿州的巴特市，IWW成员利特尔（Frank Little）被绑在汽车后面，在街上拖曳至膝盖骨碎裂，之后被吊死在铁路栈桥上。生于德国的普拉格（Robert Prager）曾努力想加入海军，因为他说了些自己祖国的好话，就在圣路易斯市外被一伙人围攻，他们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扒光后绑上美国国旗，最后将他私刑处死。在这伙人的首领被宣告无罪后，有陪审员呐喊道：“我想现在没人敢说我们是不忠诚的了！”同时，《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表社论：“尽管私刑有些过分，但它是国家内部一种大有裨益的觉醒。”
社会主义者德布斯（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将近100万张选票）因反战被判处10年监禁；而在另一起审判中，威斯康星州的众议院议员伯格尔（Victor Berger）因同一原因被判入狱20年。众议院开除了他，并且在他的选民重新选他当议员时，众议院坚决不同意给他席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捍卫美国精神。
费城的上流社会，如比德尔和沃顿家族，其奢华即便是美国上层人士也少有人堪同比拟。但《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还曾以赞许的口吻报道说：在“一次梅因莱恩的宴会上，12个人围坐桌前，在交谈中，他们对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颇有微辞。主人站起来说：‘先生们，你们要谈什么与我无关，但今晚在座人士中有四个特勤局的密探。’圆滑得体地结束了他不感兴趣的话题。”
与此同时，财政部长麦卡杜（William McAdoo）认为，南北战争期间政府没有向民众出售公债是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说：“任何大战都必须是一场全民运动。它是一场圣战，而且像所有圣战一样，借浪漫主义洪流冲掠一切。（林肯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Chase）没有努力去将民众的情感变作资本。而我们要直接走向大众，要走向每一个人——商人、工人、农民、银行家、百万富翁、教师以及劳工。我们要借助爱国主义这种深远的推动力。正是凝聚力将一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它是人类最深厚、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他更进一步地推行他的政策并且声明：“如果谁拒绝捐款或是保持这种态度而影响到别人捐助，他就是亲德派。除了当面告诉他这点，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不能以4%的利率每周借给政府1.25美元的人不配当美国公民。”
自由公债运动仅在费城一处就得筹集几百万美元，这是需要完成的配额，而完成配额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定于9月28日的游行。
一些医生——执业的医师、医学院的公共卫生专家和传染病专家——力劝克鲁森取消这场游行。安德斯想方设法制造舆论压力来阻挠此事，他告诉报纸记者，集会将传播流感并可能致命。没有报纸复述他的警告——毕竟这样的评论会有损士气，于是他强烈要求至少得有编辑刊出警告：集会是聚集“大量现成的易燃物来引发一场熊熊大火”。编辑也拒绝了。
流感是一种会在人群中传播的疾病。“避免人群聚集”是克鲁森和费城卫生局给出的建议。为了防止人群聚集，费城捷运公司还限制了每辆电车的乘客数。
军营已经被流感拖垮了，9月26日，克劳德（Marshal Enoch Crowder）司令取消了下一轮征兵。同一天，马萨诸塞州的地方长官麦考尔（Samuel McCall）正式向联邦政府请求帮助，还希望邻州施以援手，派遣医护人员并提供补给品。
如果说流感对费城的攻击还仅仅是开端的话，事实上它已经怒吼着席卷了海军码头。1400名水手因为感染这种疾病而入院治疗。红十字会将位于第二十二街和沃纳特街交叉处的联合服务中心改建成了一个有500张床位的医院，只供海军使用。克鲁森已看到这些报告，并且收到了那些想要取消游行的人的来信，但他好像并不打算采纳这些意见。他所做的只是禁止城内任何团体或私人开设宴会款待士兵或者水手，但军方人员仍然可以逛商店、乘电车、看歌舞表演以及去电影院。
9月27日是游行的前一天，费城的医院又接收了200名感染流感的病人，其中123人是平民。
克鲁森感受到了人们要求取消游行的与日俱增的强大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医界同行，来自从马萨诸塞州传出的消息，来自军队取消了征兵的事实。是进行还是取消的决定好像全得由他作主。不过，即便他想要征询市长的意见，他也会一无所获。因为一位地方法官刚刚签署了逮捕市长的许可令，市长正在同律师密谈，心烦意乱，不可能见他。早些时候，为了城市的利益和战争事业，瓦雷集团和费城上层人士曾达成了一个权宜的休战协议。爱德华·比德尔（Edward Biddle）的遗孀是市民公会的主席，现在嫁给了美洲银行创始人的后裔并辞去了市长委任她的委员会职务。由此结束了休战协议，加重了市政厅的混乱。
克鲁森也听到了一些好消息。刘易斯认为自己在鉴定引发流感的病原菌上已有所进展。若如此，研制血清和疫苗的工作就可以立刻展开了。报纸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个好消息。但是报纸没有提及的是，刘易斯这位审慎的科学家对自己的发现并无十足把握。
克鲁森宣布自由公债游行及相关集会将如期进行。
费城的五大日报没有刊登过任何表露出对目前形势怀有忧虑之情的内容，就算有记者就举行游行是否明智而质询过克鲁森或卫生局，报上也未曾提及只字片语。
9月28日，参加这次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的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进着。游行队伍延伸了三公里多，乐队、彩旗、童子军、妇女后备队、水兵、水手和士兵排满了这三公里。几十万人簇拥在游行线路上，他们推来搡去，都想看得更清楚些，后排围观者鼓励的叫喊声越过人群传递到那些勇敢的年轻人面前——那的确是一个盛大的场面。
克鲁森向他们保证过他们不会有任何危险。
流感的潜伏期是24—72小时。游行过后两天，克鲁森发布了一份严峻的声明：“现在，平民中出现了流感，而且流感表现出的类型同在海军训练站及基地发现的一样。”
要理解这份声明的全部含义，必须清楚地了解军营中正在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