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斯军营坐落在波士顿西北约60公里处一片绵延起伏的山地上，占地2000多公顷，包括纳舒华河沿岸优良的农场，还有近期开垦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树桩。如同这个国家的其他军营一样，它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平均每天新建10.4栋房屋。1917年8月军营投入使用，可容纳15 000人，但那时它并未完全建成——基地的污水是直接排入纳舒华河的。
德文斯同其他大多数军营一样遭受了麻疹和肺炎的侵袭。它的医务人员是一流的，上级的一次视察也给予了医院很高的评价，甚至连厨房都受到了表扬：“司务长消息灵通而且反应敏捷。”
的确，德文斯的医务人员非常优秀，罗素准备依靠他们开展一些新的重大科学研究，其中一项是研究健康士兵们口腔中存在链球菌同喉部链球菌感染之间的相关性；另一项则是探索黑人的肺炎发病率远高于白人的原因；还有一些研究则与麻疹有关。夏末，德文斯的萨拉德斯（Andrew Sellards）少校用素瓷滤菌器从一个新近麻疹病例感染物中分离出了病毒，随即用它接种了四只猴子，8月29日开始，又接种到了一批志愿者身上。
德文斯唯一的弊病是其最大设计容量只有36 000人。9月6日，德文斯的士兵数量已经超过了45 000人。不过，可以容纳1200人的军营医院目前只有84名病人入住。医院具备足以同时开展好几项研究的医务人员。这样一个高度称职的医疗团队和一个几乎空着的医院，看上去似乎能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然而，事与愿违。
就在港口出现疫情报告的前一周，波士顿公共卫生权威人士担心地说：“在8月的第三个星期，德文斯军营上报的肺炎病例呈现迅猛增长的趋势，这更证实了先前那个地区流感已在士兵中流行的怀疑。”
德文斯爆发的流感可能来自海军联邦码头，也可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甚至可能已经从德文斯蔓延到了波士顿。至少，在9月1日，德文斯又有4名士兵被诊断为肺炎并入院治疗。在接下来的6天内又确诊了22个新的肺炎病例。然而，这些病例中没有一个被认为是流感。
9月7日，一位来自第42步兵团D连的士兵被送进医院。他已神志不清，连轻微的触碰也会令他痛得失声尖叫。医生诊断他得了脑膜炎。
第二天，该连的十几名士兵被送进医院并都被怀疑患有脑膜炎。诊断结果合情合理，发病症状与流感并不相似，而且数月之前军营经历过一次小规模的脑膜炎流行。没有一位医生妄自尊大，他们甚至求助于罗西瑙。罗西瑙不仅亲自前来，同行的还有6位细菌学家。他们几乎不眠不休地工作了5天，鉴别并隔离了179名病毒携带者。罗西瑙离开军营时，对军队医疗条件感慨万分，尽管他和他的同伴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海军首脑说，海军不可能达到与陆军相同的医疗水平。
之后没几天，其他单位也开始报告流感疑似病例。医务人员还是原来那些优秀的医务人员，但他们没有立刻将这些不同的病例联系起来，也没有将之与联邦码头的流感爆发联系起来。他们没有要隔离这些病人的意思。最初几天，院方甚至没有保存任何流感病例的记录，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春季侵袭了众多兵营的流行病病例”。在拥挤不堪的军营和食堂里，感染者混杂其间。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然后，突然之间——“简言之，流感……如爆炸般出现了”——一份陆军报告如是说。
流感确实爆发了。只一天时间，德文斯军营里的1543名士兵患上了流感。9月22日，整个军营的19.6%的人都上了患者名单，名单中几乎75%的人住进了医院。接着，肺炎和死亡接踵而来。
9月24日一天就有342人被确诊患上肺炎。德文斯平时有25位医生。现在，随着军方和平民医护人员不断涌入军营，有250多名医生投入治疗。医生、护士和勤务兵每天凌晨5:30开始工作，持续到晚上9:30才能睡觉，日复一日。到了9月26日，医疗人员已不堪重负，许多医生和护士被感染甚至死亡，因此他们决定，无论病人病情有多严重，他们不再接纳更多病人了。
红十字会也因疾病在平民中的扩散而遭受沉重打击，他们设法找了12名护士前去增援，但收效甚微。这12人中有8人因患流感病倒，2人殉职。
这不是普通的肺炎。医院的一位军医格里斯特（Roy Grist）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这些人开始时的表现似乎患的是普通感冒（La Grippe）或流感（influenza），而当他们被送入医院后，病情迅速恶化成闻所未闻的恶性肺炎。入院两个小时后，他们的颧骨上开始出现褐红色斑点，几个小时后，病人显著出现发绀现象，症状从他们的耳朵一直扩散到整个面部，以至于都分不清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
动脉中携氧的血液呈鲜红色，静脉中的血液因几乎不含氧而呈蓝紫色。患者因肺脏无法同血液交换氧气而导致肤色变青的现象被称作发绀。1918年患者的发绀症状非常严重，他们的肤色变得非常深——整个身体都呈现出近乎人们腕部静脉的颜色——这令谣言四起，说这种疾病根本不是流感而是黑死病。
格里斯特在信中继续写道：“这只是死亡前几个小时内的变化……太令人毛骨悚然了。也许眼见一个、两个或者20个人死去，你还可以忍受，但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可怜的家伙临死前悲惨万分……平均每天有100人死去……在几乎所有的病例中肺炎都意味着死亡……我们已经损失了数量巨大的医护人员，从埃尔小镇的情况就可见一斑。那里为了运送尸体而开设了专列。有一阵子棺材供不应求，尸体就像小山般堆在一起……那场景比法国战场上尸横遍野还要触目惊心。一个加长的兵营被腾出来做停尸房。穿戴整齐的士兵尸体放置两旁，任何见到此情此景的人都会惊恐不已，小心翼翼地走过这排长长的队列……再见了，老朋友，愿主与我们同在。”
韦尔奇、科尔、沃恩和罗素现在都是上校，他们刚刚结束对南方陆军基地的巡察。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巡察，如同以往一样，在获悉某个兵营出现爆发性流行病后，他们就要视察军营，寻找并纠正任何有助于流行病生根发芽的陋习。他们也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肺炎。在离开佐治亚州的马肯军营后，他们前往南方最著名的避暑圣地（即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休息了几天。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s）家族在这里修建了全国最奢华的几座庄园之一。韦尔奇的老同事霍尔斯特德在距其不远的山上建造了一座真正的城堡（今天霍尔斯特德的故居成了旅游胜地，被称作大汉普顿城堡）。
在阿什维尔城最优雅的地方之一——葛洛夫公园旅馆，他们听了一场音乐会。韦尔奇刚点燃一支雪茄，一名侍者就告诉他这里不允许吸烟。于是他同科尔退到走廊去交谈，又来了一名侍者请他们在音乐会期间保持安静。韦尔奇遂拂袖而去。
其间，罗素写信给弗莱克斯纳：“我们都很好。韦尔奇、沃恩、科尔和我经历了一次非常有益的旅行并且开始相信，免疫”——这里他指为了利用免疫系统而作的努力——“是肺炎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像在其他传染病中一样。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假设，我们会用秋、冬两季的时间努力在实验室、病房甚至战场上将其攻克。祝你好运。”
这群人于某个周日的早晨气定神闲、神采奕奕地返回了华盛顿。但他们下了火车后，心情陡然逆转。一名护卫已经在等待他们，脸上写满了焦虑。护卫将他们带到军医署长的办公室。戈加斯本人这时身在欧洲。他们一进门，戈加斯的副手抬头就说：“你们立即启程去德文斯。西班牙流感侵袭了那个军营。”
8个小时后，他们在冰冷的细雨中抵达德文斯。整个军营混乱不堪，医院成了战场。的确，战争归来了。他们一迈进医院便看到一条从兵营蜿蜒至医院的队伍，队伍中的士兵们披着毯子，要不就被人搀扶着。
沃恩记录下了这个场面：“数以百计的身着各国军装、原本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以10人或更多人为一组的方式来到医院病房。他们被安置在帆布床上，所有的床位都被占满，但仍有病号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面色青紫，剧烈地咳嗽，不时吐出血痰。”
病人几乎得不到任何照料。基地医院的设计容量为1200人，最多能容纳——据韦尔奇估计，即使拥挤到甚至“超过它所能容纳的最大可能”——2500人。但现在其负荷超过6000人。所有床位都一直满员。每条走廊、每个备用房间、每个门廊都塞满了帆布床，床上躺着病患或垂死之人。放眼望去，没有物品是灭过菌的，也没有护士。韦尔奇到达的时候，200名护士中已经有70人病倒，并且每过一个小时又会有人倒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能康复。医院内充满了恶臭，那些不能起床或无法自理的病人的排泄物，把他们的床单和衣物搞得刺鼻难闻。
到处都是血迹——被单上、衣服上，一些人咳血，还有一些人从鼻子甚至耳朵往外冒血。许多士兵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或者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本该健康红润，现在却面色发青。他们身上的颜色就像是死亡打下的烙印。
即便是韦尔奇和他的同事们，看到这幅场景也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更令人胆寒的是看到尸体被胡乱丢在停尸房周围的走廊上。沃恩记载道：“早上，尸体像一捆捆的木头一样被堆放在停尸房附近。”据科尔回忆：“他们被杂乱无章地丢置在地上，我们不得不从他们中间穿行才能进入用于解剖尸体的房间。”
在尸体解剖室内他们看到了最令人心寒的景象。解剖台上躺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年轻人的尸体。哪怕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涌出来。他的胸腔被打开，肺脏被取了出来，其他器官也经过了仔细检查。显而易见，这并不是普通的肺炎。其他几例解剖也得到了类似的异常结果。
科尔、沃恩、罗素以及科学小组的其他成员都百思不得其解，并备感忧虑。他们转而向韦尔奇求助。
韦尔奇青年时代师从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他启迪了美国一代优秀的科学家。他曾经造访中国、菲律宾和日本，并研究美国从未有过的疾病。他很早就开始阅读多种语言的医学期刊，关注非正规途径获得的来自世界顶尖实验室的情报。毋庸置疑，他定能告诉他们些什么，他也定会有自己的想法。
韦尔奇并未令他们安下心来。科尔站在他身旁，心想自己还从未见过如此焦躁，或者说如此激动的韦尔奇。事实上，科尔感到相当震惊：“我们这些人感到困扰还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诧的是，事态之严重，起码在此刻也难住了韦尔奇博士。”
韦尔奇说：“这一定是某种新型的传染病或者瘟疫。”
韦尔奇走出解剖室，给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各打了一个电话。波士顿的电话是打给哈佛教授、波士顿最大的布里格姆医院的首席病理学家沃尔巴克（Burt Wolbach）的，韦尔奇请他来进行尸体解剖，也许能从中发现这个怪病的线索。
但韦尔奇也明白，任何治疗或者预防这种疾病的方案还得靠实验室工作。他从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召来了埃弗里。埃弗里曾申请加入洛克菲勒军队编制，但因是加拿大人而未获批准。不过，8月1日他入了美国籍。无巧不成书，就在韦尔奇致电给他的当天，埃弗里从二等兵升为上尉。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展了一项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将从根本上变革生物科学。流感将证明他的工作是正确的。
当天晚些时候，埃弗里和沃尔巴克抵达军营，当即各司其职。
韦尔奇的第三个电话打给了华盛顿的理查德（Charles Richard），他在戈加斯上前线时代理军医署长一职。韦尔奇详细描述了这种疾病，并估计了疾病在德文斯和别处的发展进程。因为这种疾病将要传播开来，韦尔奇催促道：“必须立即扩大各个军营医院。”
理查德迅速响应，他命令医护人员立即隔离、检疫所有病例，并阻止士兵同营外平民接触：“当务之急是要将流感堵在军营之外，根据以往经验……疾病的流行能事先预防，一旦流行起来则一发而不可收拾。”但他也承认了面临的困难：“很少有疾病具备流感那么强的传染性……潜伏期的病人可能就已经是传染源了……这场战争中再没有一种疾病像它那样，对军医的判断力和决心进行苛刻的考验。”
他也警告陆军副指挥官和参谋长：“新兵几乎个个都会被感染。从德文斯军营调过来的兵员也会将致命疾病传播到其他基地……在疾病流行期间，德文斯不应有任何人员的调动。”
第二天，理查德接到其他军营也有疾病发作的报告，为了使参谋长对这种疾病的致命性有个具体印象，他讲了韦尔奇所说的情况：“德文斯军营的死亡人数将可能超过500人……德文斯军营的遭遇很有可能会在其他大军营中重演……这些军营无一例外地人口密集，这种情况会增加‘接触’感染的机会，增强疾病的毒性，提高死亡率……预期它可能会向西部扩散，并席卷它所经过的军事基地。”他敦促彻底停止军营间的人员调动，除非有最“紧急的军事需要”。
戈加斯开始了他的战争——防止流行病在军营间爆发，但他失败了。
8月27日，即联邦码头出现第一个患病水手的当天，“哈罗德沃克”号（Harold Walker）由波士顿启程前往新奥尔良，途中有15名船员病倒；船在新奥尔良卸货时将三名船员留在了岸上。这三人死了。这时“哈罗德沃克”号已驶往墨西哥。
9月4日，新奥尔良海军医院的医生在城内军人中诊断出第一例流感，这是一名来自东北部的水手。同一天出现了第二个流感病人，一位在新奥尔良服役的军人。在接着入院的42个病人中，有40个感染了流感或者肺炎。
9月7日，来自波士顿的300名水手抵达费城海军码头。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其他几百名水手一起，被立刻调往普吉特湾海军基地。其他来自波士顿的水手则去了芝加哥北部的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训练基地之一。
9月8日，罗德岛州的纽波特海军基地有100多名水手患病。
病毒沿着海岸向南行进，从内陆跃至中西部，横跨整个国家，到了太平洋。
与此同时，在切尔西海军医院，罗西瑙和他的医疗队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十分清楚会有更大的疫情到来。甚至在埃弗里到来之前，他和基根就已开始了全国——可能也是全世界——首个制备免疫血清来对抗这个新的嗜血病魔的尝试。同时，基根向《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投送了一篇详细描述这种疾病的文章，警告人们：这种疾病“必将迅速扩散至整个国家，它会侵袭全国30%—40%的人，而且来势汹汹”。
基根唯一说错的地方是将他的估计局限于“整个国家”，他应该说“整个世界”。
这个流感病毒、这个“突变群”、这个“准种”一直维持着自己的杀伤力，并不断致人于死地。现在，散布世界各个角落的该种病毒在人体中传过的代数大致相同。这种病毒在世界各地适应着人类，并将自己的杀人本事发挥到了极致。在每个地方，它都在向致命型转变。
从波士顿到孟买（像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孟买在6月经历了较温和的流行病），全世界的致命病毒几乎同时爆发，其死亡率是1900年那场黑死病大流行时的两倍多。
病毒在行动，而人们也分两路迎敌。
一场对战覆盖全国。在每座城市、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家商店、每个农场，沿着铁轨，沿着河流，沿着公路，低至矿坑，高至山脊，病毒无孔不入。接下来的几周，病毒将考验整个社会和其中的每一分子。社会要么紧密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考验，要么就土崩瓦解。
另一场战斗则要依靠一个紧密的科学家团体。它的成员，如韦尔奇、弗莱克斯纳、科尔、埃弗里、刘易斯和罗西瑙这些人，已被强行拉入了这场竞赛。他们明白需要的是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解决的困难。他们并非孤立无援，他们拥有一些有效的工具。他们也明白，一旦失败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是，他们的时间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