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定义，一切随时间而变化的事物都有其本身的历史，例如宇宙、国家、朝代、艺术和哲学以及思想。科学也是一样，自从它由神话和早期哲学发初以来，经历了不断的历史性变化，因而科学也是历史学家的当然命题。人们为了探索对所处世界的理解而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科学的真谛就在于它正是这种持续而又永无休止的解答问题的过程。科学的历史曾先是科学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不仅如此，科学的历史又是构成科学的概念结构的基本原则的发展史。因为过去时代的许多重要科学争论常被引入现代科学并继续引起争论，所以，除非对这些争论的历史有所了解，否则就无法充分认识当前许多论争的意义。
和科学本身一样，成文史也需要不断地加以修订。早期作者的错误叙释很可能最终变成神话，被信以为真地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因此，我特别着力于尽可能多地揭露和消除选样的一些神话，同时又希望不要另外制造出一些新的神话。史书之所以需要不断修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任一特定时间里它们仅仅只能反映当时的认识；它们取决于历史的写作者如何去理解当时生物学的验性和机械性色彩，而同时代的法国科学则偏向于数学化和理性化？为什么自然神学对英国科学的统治比对大陆科学的统治约长75年？有人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
尽管生物学史家不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如果他要确定新概念产生的原因，他就必须仔细研究提出新概念的科学家的文化与知识背景。对这本书来说，这一点显然很重要，因为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索生物学学说演变的原因，这就必须提出下列的一些问题：什么事态使得一位科学家能发现为其同时代人所忽略的新事物？为什么他能摒弃传统的说法而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他从什么地方得到启发而采取新的途径？
大多数早期的科学史，特别是专业性科学史，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撰写的，他们认为促使科学发生变化的动力，理所当然地来自科学领域本身之內（“内部”影响，内因）。随后，当科学史变得更加职业化或专门化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研究分析科学思想的发展，他们倾向于着重当时一般的知识、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外界”影响，外因）。没有人想要怀疑这两种影响的存在，然而对这两种影响的相对重要性来说，特别是谈到特定的发展（例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时就有很多分歧。
甚至有时要把内因、外因区分开来也很困难。《自然界的伟大链索》（“自然界阶梯”）”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显然对拉马克和其它早期进化论者的概念形成具有影响。然而亚里斯多德是在对生物进行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概念的。另一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则又是无可争辩的外因之一。几百年来，基督教的神造论教条和由自然神学演绎的论据支配了生物学思想。源于柏拉图的本质论（ essentialism）则是另外一种无所不能的全能观念，对人们也具有深刻的影响。有趣的是，它之所以被达尔文摒弃，倒主要是由于动物育种学家和分类学者的观察，这也就是说，是由于外因。
外因不一定来源于宗教、哲学、文化生活或政治，它们也可以来自其它科学（就生物学而言）。科学革命之后在西方广泛流行的极端的物理主义（包括决定论和极端的还原论）严重地影响了生物学学说的建立达数百年之久。现在回过头来看，上述影响大都不利于学说的形成。另一个例子是经院哲学逻辑从西萨皮诺到林奈时期一直支配了分类学方法。上述这些以及其它许多还可以补充的例子都清楚地表明外界影响对生物学学说的建立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我们还要就这些影响进行详尽的分析。
外界因素以两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对科学施加影响。它们或者是在一定地区、一定时间影响科学活动的整体水平；或者是影响甚至导致某种科学学说产生。分清这一点很重要，过去常把这两方面混为一谈，从而在外因与内因究竟孰为重要的问题上引起很多争论。
环境条件对科学活动水平的影响早在有了第一本科学史时就已经被人们意识到。人们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为什么希腊人对科学问题那样感兴趣，为什么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复苏，新教对科学有哪些影响（Menton， 1938）？ 19世纪时为什么科学在德国繁荣到如此程度？重要的外因有时可以具体指出，例如（正如Merz，1896～1914曾经指出），1694年哈勒大学（德国）用德文代替拉丁文，1737年在哥廷根创建了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中“科学”课程占有重要位置。社会事业机构的各种变化，包括皇家学会的建立，诸如战争的政治事件和苏联“地球人造卫星”的发射，以及技术工程上的需要都会对科学活动水平产生不是促进就是压抑的影响。即使如此，这些外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压制了特定的科学学说这个议论纷坛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疑问式历史
一百多年以前Acton爵士提醒历史学家：“研究历史而不要研究时代。”这一建议特别适用于生物学史，因为其中的科学问题长期没有解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很多著名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早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就知道的。这些争论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延续下来。它们是过程而不是事件，因而只能作为历史来论述才能充分理解。正如 R· G· Collingwood谈到历史时（1939：98）所指出：“它所关注的不是事件而是过程。过程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皈事态，它们只能互相转化。”这一点必须强调，特别是面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静止观点来说更是如此。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结构才是科学的真正问题：“科学的哲学在他们看来主要是对当代科学的逻辑结构和概念问题进行仔细而又详尽的分析”（ Laudan，1968）。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科学问题而言，研究它们的历史比研究它们的逻辑更利于理解。但是，必须注意疑问式历史并不能代替编年史，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科学问题的解决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疑问式历史中，主要侧重于解决问题的企图和努力的历史，例如受精作用的实质和进化的定向因素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仅要介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尝试成功的历史，也要介绍尝试失败的历史。在对待生物学中的主要争论时，要着力分析对手方面的思想体系（或信条）以及用来支持他们的对立学说的特有证据。在疑问式历史中重点是从事专业工作的科学家以及他的观念世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在企图解决问题时他拥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和技术手段？他所能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有些什么流行观念指导他的研究并影响他的决断？像这一类性质的问题在疑问式历史的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这种疑问方式。读者应当认识这并不是一部传统的科学史。由于它专注于科学问题和概念的历史，就势必对生物学史的传记性和社会学方面有所忽略。因此它应当同一本普通的生物学史（例如Nordenskiold编，1926），《科学家传记辞典》以及可收集到的生物学有关学科的历史一起阅读使用。因为我是一位生物学家，所以我更适合写一本关于生物学的问题和思想概念的历史，而不是去写一本传记史和社会史。
疑问式历史的精髓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然选择学说单单就在英国发展起来，而且实际上有四次独立的发展？为什么真正的群体遗传学在俄国兴起？为什么贝特森对遗传的诠释几乎彻头彻尾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柯仑斯把精力分散在各式各样的外围问题上因而从1900年以后他对遗传学的主要进展贡献甚小？为什么摩尔根学派在那么多年里花费了很大精力去巩固已充分建立起来的关于遗传的染色体学说而没有另辟蹊径？为什么德弗里和约翰逊在正统的遗传学研究中运用他们的发现远比在进化论上得心应手？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收集和详细审查大量的资料和证据，而这样做的结果，即便有关问题最终判明无从作出结论，也必然会产生新的见解。对为什么的问题的回答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臆测性和主观性，然而却能迫使人们去整理研究结果，迫使人们采取符合臆测推理的方法不断审查自己的结论。“为什么”问题的合理性目前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进化生物学中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在历史的撰写中就更不应成为问题。在最不济的情况下，这种为什么问题所必需的详尽分析也有可能断定问题背后的假设是错误的。即使这样，也能提高我们的认识。
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对每个问题都尽可能地详加分析，并将混杂的异源学说和概念分解成个别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识到很多生物学概念是多么复杂——实际上也就是说生物学作为一个整体，其结构是多么复杂。因此，有一些陈述极其混乱的生物学史就是由于作者不懂得生物学分为功能原因和进化原因这两类生物学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关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如果有人笼统地去写它，而不将渐进进化、共同起源、种的形成以及自然选择机制等学说分隔开，就表明他是不能胜任这一写作任务的。生物学中的大多数重要学说，当最初被提出来时就是这样的混合体。除非将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开并单个地加以研究，就无从认识它们的历史和影响。有的时候它们分别属于非常不同的观念体系。
我确信，除非了解生物学的思想结构（ thought－structure）否则就无从认识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因此，我力求相当详尽地阐述生物学的见解和概念（ insights and concepts）。这在讨论多样性（本书第一编）时特别必要，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多样性作恰当阐述的其它书籍，又缺乏关于多样性的概念结构。我意识到我的这本书将会遇到这样的危险：某些评头品足的评论家会大叫大嚷：“这只是一本生物学教科书，只不过是按历史顺序编排而已！”。我想，这或许是一本生物学疑问式历史的必然命运。任何一本关于生物学概念史的最大难处可能就在于它必须应付历史悠久的科学论争。当代的很多科学论战来源于几代、甚至几个世纪之前，有些还确实可以一直远溯到希腊时代。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或多或少地作“无时间性”的阐述比按编年史来处理会更好些。
我尝试着把本书的每一编（多样性、进化、遗传）作为独立单元。在这三编中也同样地把每个单独问题分开。这样处理的结果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重复和累赘，因为在不同的主题之间存在着极多的交叉联系，而每个主题之中的一部分又要通过同一序列的、与时间依存的文化背景。我力图掌握分寸，在一定篇幅的不可避免的重复和方便读者的前后各章的参照（cross references）之间求得平衡。”
1．1主观性和偏见
一位著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有一次提到我的著作是“十足的辩证唯物主义”。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新定义，但是我确实承认我承受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过的某些反还原论观点；我也很欣赏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此外，我还相信一个反题只有在明确地叙述正题时才最容易引出。问题只有通过正题与反题不可调和的直接对立才最容易解决，最后的合题也才能最快地达到。在科学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上述这种见解支配我写这本书。一有可能我就企图将对立的观点（除非其中之一是明显错误的）加以综合。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况时，如果认为合适我就把对立的观点以明确的、有时几乎是片面偏袒的言辞进行阐述，以便激起答辩。因为我讨厌转弯抹角，所以有时被人视为武断。但是我认为这样看待我的态度是错误的。一个武断的人不顾相反的证据，坚持自己一贯正确，这从来不是我的态度。说真的，我倒还为我在不少场合改变主意而感到骄傲。总之，我的策略是进行彻底明确的叙述，这倒一点也不假。在科学思想自由交流中，这究竟算不算错误，可以争辩。我自己认为这样比采取谨小慎微的骑墙观望态度能使科学问题更快地彻底解决。我同意Passmore（1965）的意见：历史（书）就应当是论战性的。这样的历史将会激发矛盾并促使读者站出来反驳。通过辩证过程将会加速观点的综合。不应当把全体一致地接受某种观点和主观性混为一谈。
对历史学家的传统忠告始终要严格地保持客观性。著名历史学家Leopold von Ranke对这一理想目标表述得很清楚。他说历史学家应当“指陈过去真正是怎样的”。就他看来，历史是将过去的一系列事态精确地重建再现。当人们试图回答何人、何事何时、何地这样一些问题时，这样的客观性是完全适当的，然而必须指出，即使在陈述事实时历史学家也具有主观性，因为他在决定取舍、挑选事实并阐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所依据的价值观念标准就都是有选择性的。
在历史书写作过程的每个阶段，主观性都可以出现。特别是当问到为什么并寻求解释时更是如此，而这正是疑问式历史所必需的。不运用自己本人的判断就不能得到解释，而自己本人的判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主观性的陈述往往比一本正经的客观性陈述更激动人心，因为它更具有启发性。
在多大程度上主观性是可以容许的，而在什么情况下主观又舍变成偏见呢？这可以用例子来说明， Radl（ 1907—08）就具有相当程度的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偏见，以致于对达尔文学说也不能恰当地予以阐述，这显然太过分。每当评价前代科学家时主观性很容易变成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不是走向这个极端就是偏向另一极端。他们或者采取严格的回顾方式，完全按现代的知识和理解去评价过去；或者完全不顾事后的认识只按当时的认识来阐述过去。就我看来这两种办法都不足取。
较好的办法是兼采两者之长。这首先要力求尽可能忠实地重现当时的知识文化背景，但是若严格地按当时所拥有的文化知识来处理过去的争论可也并不恰当。这样就会把这些争论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像当时发生争论时一样的混浊一团无从解决。另一种态度是，现代的知识如有利于认识过去的困境就应当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明确认识争论的原因和争论未能解决的关键。争论的产生是由语义不清（例如同一个字用来表述不同的意义）？概念不一致（如本质论与种群论思想）？还是由于公然的错误（例如混淆了终极原因和近期原因）？运用现代知识在分析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对研究过去历史上的争论是特别说明问题的。
语义问题特别恼人，因为它们常常没有被人发觉，例如希腊人当时只有很少的专业词汇，常常用一个词表述不同的事物或概念。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用eidos这个词（而且最低限度就亚里斯多德来说就用它来表示好几种不同的意思！），但是这词的主要意义在他们两人用法中却完全不同。柏拉图是一个本质论者，而亚里斯多德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本质论者。亚里斯多德有时偶尔用genos这个词作为集合名词（相当于分类学家所指的属），而经常却又用它来表示种。当中世纪后期亚里斯多德重新受到重视之后，他的著作也被译成拉丁文和西欧语言，他原来所用的词汇只能用中世纪辞典上载有的“相当”的词来翻译。这样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翻译对我们理解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产生了不利影响。有一些现代作者大胆地采用了现代词汇来揭示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我想如果亚里斯多德生活在今天，他也会乐于使用这些词汇的。我还想起德尔布吕克（ Delbruck）曾采用“遗传程序”（geneticprogram）这个术语说明了亚里斯多德的想法，后者用eidos这字表示的是个体发育的意思。同样，当亚里斯多德讨论的是受eidos（程序）支配的目标定向时，就应当用程序目的性（teleonomy）这个词而不能用目的论（teleology）。这并不是要颠倒时代，而只是运用一套现代读者一致接纳的术语来弄清楚古代作家思想的一种方法。
但是用现代的事后认识来进行价值评价则是很不合适的。例如拉马克，若按他当时所知道的事实和当时的流行观念来判断，则他就绝不会像熟悉选择学说（selectionism）和孟德尔遗传学的饱学之士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他“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解释（whig intern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指的是某些英国宪法史家习惯于将宪法看作是人权的逐步扩充，其间“向前看”的自由党人和“向后看”的保守党人不断地进行斗争。后来Butterfield又用辉格式（ whiggish）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科学史，即对每位科学家是按他对我们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贡献的大小来评价；而不是根据当时他所从事工作的知识背景来衡量。也就是说，他是被严格地按现代观念来评价。在这种辉格式科学史中，对早期科学家所赖以从事研究工作的全部概念和问题的前因后果全都弃置不顾。生物科学史中就有很多这样充满偏见的辉格党人式的解说。
一旦发生了科学论争，失败一方的观点后来几乎总是遭到胜利者的歪曲。例如林奈学派之对布丰，居维叶学派之对拉马克，达尔文学派之对林奈，孟德尔学派之对生物统计学者等等。生物学史家必须尽力作出公允的评论。有一些现已被否定的学说（例如拉马克所提出的获得性状遗传）在以前看来是和当时已知的事实如此相符，其创始人就不应当由于接受了这些当时广泛流行的学说而遭到责难，即使后来证明这些学说是错误的也应如此。坚信错误学说的人几乎总是有似乎正当的理由才这样。他们试图强调被对手忽略了的某些方面。例如先成论者企图强调后来以遗传程序为名被复苏了的某些东西。生物统计学者拥戴达尔文的渐进进化观点以对抗孟德尔学派的突变论。在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中，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纠缠交织在一起，错误的东西也被人们信以为真。就我来说，我倒倾向于特别注意在争论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包括学说和人），团为过去常常不公正地、或者至少是不恰当地对待他们。
科学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总是有彼此对立竞争的学说，而且在一个时期中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可能偏向一个与正题无关的问题，最后走到死胡同。像这样的一些事态发展有时比科学的直线发展倒更能显示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遗憾的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对这样的发展情况不可能充分予以论述。没有一部史书能就每件失败的事例和每一项偏差予以论述。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况。某些过去历史上的失败或失误能确切地反映当代思想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在没有过去的失败或失误的情况下就会被我们忽略掉。MacLeay及Swainson提出的五元论（Quinarianism）就是一个例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五元论立即黯然失色；然而它却代表了一种真诚的努力，意欲在自然界中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多样性和当时流行的那种自然界存在着某种“更高级”秩序的信念之间求得折衷。同时它还披露了当时古老神话的影响仍然很顽固，这种神话扬言世界上的一切秩序最终是用数字表示的。尽管五元论构思不周密，而且是短命的，然而它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却作出了贡献。这种情况对过去几乎所有的学说或学派都是同样适用的，即使它们现在已不复被认为是正确的。一位历史学家的兴趣必然会影响他决定哪些题目应当详细论述，哪些可以草草一带而过。我本人倾向于Schuster，他在《物理学进展》中曾说：“我偏好坦率的主观性，并事先提醒大家，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必然是零碎不完整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本人的观点出发的一些联想。”
历史学家与科学家
具有完全不同观点和背景的两类学者——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声称科学史是他们自己的本行。由于兴趣和能力的差异，他们各自的贡献也有所不同。科学家愿意选择那些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不同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例如，近来许多进化论学者在研究讨论进化论时很少提到斯宾塞（H.Spencer）。这样怠慢斯宾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仅仅是由于斯宾塞的论述混乱，而且还由于他所信奉的一些思想概念都来自别人，更何况当这些思想概念被他所汲取时都已陈旧过时。斯宾塞所借来的某些思想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并且很有影响，就一般人来说，是无可怀疑的正确。问题倒是作为科学家的历史学家跨入社会学家的领域并不是他的任务。生物学家通常都缺少研究社会历史的本领。反之，要求一位社会历史学家对科学问题提出有见地的分析也是荒唐可笑的。科学史由科学和历史这两门学问中汲取知识、启示和方法论上的支助，反过来，它也以自己的研究发现贡献给科学和历史。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之对科学史感兴趣是有充分理由的。按我们现在对科学的定义看来，古希腊人是没有科学的，他们所拥有的不论是什么样的科学都由哲学家和医生操持。中世纪以后有一种将科学从哲学和一般的时代精神中解放出来的不停趋势。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8世纪中，科学信念强烈地受到科学家对待宗教和哲学的态度影响。笛卡尔学派，正统基督教徒或自然神论者（Deist）对宇宙论、发生说以及关于生命、物质、起源等各种解释必然会具有不同观念。没有什么能比达尔文革命（Darwinian revolution）更加明确地标志了科学已从宗教和哲学中解放了出来。从那时起就再也不能由作者的科学著作看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还是无神论者。除极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以外，即使是生物学者关于进化论的著述也是如此。
这股科学解放的潮流对科学史的编纂写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回溯过去，时间越早，当时的科学知识贮备就越少，影响也愈不明显。而一般的理智气氛（ intellectual atmosphere）的影响却显得越发重要。就生物学而论，直到1740年左右科学问题才开始从一般的理智论争中分离出来。因此毫无疑问，历史学家最宜于讨论生物学史中较早时期的问题；而19、20世纪的生物学专门学科史则完全被科学家掌握，直到新近才职业化。这种情况可由新近出版的一些生物学专业领域的科学史很好地说明；例如Dunn，Stubbe，Sturtevant等人的遗传学史，Fruton，Edsall，Leicester等人的生物化学史，Needham及Oppenheimer著的胚胎学史，Baker及Hughes的细胞学史，Stresemann的鸟类学史等等。虽然这些不过仅仅是大量文献中的少数几个例子，却足以表明科学家是能够胜任历史研究的。
物理科学家的偏见
大多数的普通“科学”史是由物理学史家写的，他们没有完全克服那种不合物理学就不是科学的狭隘观点。物理科学家容易用这样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生物学家，那就是看每个生物学家运用“定律”、测量、实验以及科学研究的其它形式的程度。这些形式在物理科学中得到很高评价。其结果是某些物理学史家在有关文献中对生物学界的评价是如此滑稽，只能令人一笑置之。例如人们都知道达尔文主要是根据作为一个博物学家的实地观察形成了他的进化学说，而一位研究牛顿的著名历史学家竟然写出“博物学家确实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观察人员，但是他的观察和一个猎场看守人的观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他的唯一诀窍就是熟悉系统命名”这样的断言。真是令人感到惊奇。这一类具有偏见的物理学家完全不适于研究进化生物学，这在第二章中还要谈到。研究进化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中学说的形成及其历史，需要采取一种根本不同的更类似于考古学历史家或现代世界史解说员采用的方式。
其它偏见
十分自然，不仅是物理学家，而是每一位专门家都认为他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最有兴趣，研究方法是最有效的。这样一来就常常有种令人反感的沙文主义在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甚至存在于某一研究领域（如生物学）内部。例如Hartmann（ 1947）在他写伪《普通生物学》这一巨著中，生理生物学部分占有98％的篇幅，而分给进化生物学的篇幅则只占2％。另如某些历史学家将综合进化论（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建立完全归功于遗传学的发现，根本忽略了系统学、古生物学以及进化生物学其它分支科学的贡献（Mayr and Provine 1980），这也是沙文主义在作祟。
在一个研究领域之内有时还有国家沙文主义，它夸大甚至不符事实地宣扬本国科学家的重要性，贬低或忽视别国的科学家。这并不一定是由于滥用了爱国主义，往往是由于不懂别的国家的语言的结果；而有些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就是用他本国的文字发表的。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就深深感到由于我不懂斯拉夫和日本语言，因而很有可能发生偏见。
隐患和困难
在努力从事认定（identify）极其大量的生物学问题，并重新建立其概念结构发展过程的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需要研究浩瀚的资料。在原则上这包含生物学知识的全部贮备，包括生物学家所出版的图书及刊物资料，他们的函件和传记，他们所在单位的情况，当时的社会历史以及其它等等。即使是最勤奋尽责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涉猎哪怕是这些材料的千分之一。这种情况由于目前科学资料出版的速度呈指数增长而更加严重。在非常短的几年中所发表的文章（及文章的页数）比以前整个科学历史时期的都要多。甚至科学家也由于不再能跟得上本专业领域中研究报告雪崩式的增长而诉苦。奇怪的是，历史写作的情况也与此完全相同。目前美国的生物学史家的人数大致是二十五年前的五倍。
虽然我曾大胆地努力阅读了很多最重要的出版物，但我知道每位专家在我的这本书中会发现极多的遗漏，也许还有不少错误。这本书大部分原稿的初稿是在1970-1976年期间写的，比这更新的出版物虽也曾想尽可能增添进去，但并不一定都做到了。另外应提到的是，如果没有丰富而又优秀的现代间接文献（sceondary literature），要想完成我的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较早的文献往往很肤浅，作者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抄袭同一神话或谬误，而这些只有在查阅原始资料时才能发现。本书中有二万条以上的独立条目，显然不可能去查阅原始文献逐条核对。由于我这本书不是辞书或历史，偶尔有个别事实性错误也无伤大雅。我的主要目的是综合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而前后一致连贯地着重对原因的分析和解释。
适时（ Timehess）
对科学史家常常提出而又不无道理的批评是，他们太过份着重科学的“史前史”，也就是说只重视那些与现代科学不大相干的历史时期的事件。为了避免这种责难，对于非专门家我尽可能地把要讲的问题拉近，接近于现代。在有些情况下，例如过去5－10年中分子生物学领域内发现了多种类型DNA，其概念性后果（如对进化）还很不清楚，要谈未免为时过早。
我不同意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他曾谈到：“科学史的宗旨是研究和议论那些已经完结了的事态，而不是眼前的现实问题。”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大多数科学争论在时间上比一般认为的要悠久得多，甚至现今的论争通常也植根于很早以前。恰恰是历史铁地研究这些争论倒常大大有利于澄清概念，从而促使问题有可能最终解决。在世界史这一领域中，“近代史”被认为是合法的摘嗣领地，与此类似，科学史中也有自己的“近代史”。再也没有什么比将历史看作仅仅是和死去的问题打交道更能把人引入歧途了。反过来，也有人可能会把对几百年和上千年以前早已完结的问题的陈述看作是史前史。
简化
历史学家在写作时，当论及的问题牵涉面很广（有如本书），就势必只能作高度简化的论述。必须提醒读者，有许多事态发展看起来很简单而实际则很曲折复杂，这种表面上的简单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如果想要对充斥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许多对立思潮，虚假的优先地位、无结果的假说等等有一全面认识，就必须参考那些对某一特定的事态发展或较短时期的情况作详尽讨论的专著。事态发展实际上从来不像在简化了的回顾式陈述中那样有条不紊和富于逻辑。当面临新的发现或新概念时，如何有分寸地恰当强调业已根深蒂固的概念化的麻痹作用就特别困难。
给某些科学家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笺（如活力论者，先成论者，目的论者，突变论者或新达尔文主义者等等）也能产生差错，好像这些标签所指的会是均一类型。实际上这种分类所包含的个人中从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观念。像拉马克主义者和新拉马克主义者这样的称呼就尤其如此，他们除了都承认获得性可以遗传这一点以外，彼此就再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默认（ Silent Assumptions）
历史学家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不清楚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很少能说明白（如果他们确曾想过）自己坚定地接受哪些真理或概念，彻底反对的又是哪一些。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通过重新组建那个时期的全部理念背景的办法才能将这思想体系串通起来。然而为了回答以前令人困扰的问题，对这些默认的了解就可能是必要的。在科学领域中，人们常常论及优先权和价值体系。这两者对下列情况具有决定作用：当前面的一段研究工作已经完成后，它们决定新研究的方向；研究人员最关心证实或否定哪些学说由它们决定；它们还决定研究者是否认为研究范围已经枯竭。但是迄今为止对决定这一类优先权或价值体系的因素的研究却极不被重视。历史学家必须尽力发现当科学家对一系列熟知事实作出新解释时他是怎样想的。科学史中真正的关键事件总是发生在科学家的头脑中这一说法可能是合理的。可以这样说，当试图去分析研究一位科学家时，必须努力像科学家在进行工作时想的那样去想。
许多科学家倾向于在他攸物著作中只注意新的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发现），特别是那些凡是能引起轰动的事态。与此同时他们一般却又不去记述概念或着重点的随时变化。他们甚至还觉察不到这种变化，即使意识到也认为无关紧要。当一位现代的历史学家企图重现过去几个世纪的这类变化时，他只得把目前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尺度投射进历史。这样做的危险只有当历史学家充分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时才能降低到最低限度。
1．2为什么要研究生物学史
我自己是由于读了那夫乔（A．O．Lovejoy）写的《自然界的伟大链索》（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一书才对科学史发生兴趣。他在书中试图——事实上是很出色地完成了——追踪从古代直到18世纪末的某种思想（或某些思想的凝聚复合体）的生命史（可以这样借喻）。我从这一本书学到的东西比我所读过的几乎所有其它的书都要多。另外， Ernst Cassirer和Alexander Koyre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为科学史料编纂共同提出了全新的标准。
就科学史来说，聚焦点是问题而不是思想，然而科学史家的治学方法和像那夫乔这样的思想史家的方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和那夫乔相仿，科学史家努力于追溯问题的起源，并从开端起跟踪其演变、分化，直到问题解决，或者是延续至今。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在生物学的各个部门、各个时期中去发现：未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提出了哪些设想去解决它们；占支配地位概念的实质，它们的演变，这些概念被修正以及新概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当时流行的概念或新产生的概念对延滞或加速当时未决问题的解决有哪些影响。这种处理方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将能刻划出生物学中每个问题的全部生命史。
专心致志于这类科学的概念史有时被人贬低为退休科学家的廦好。这种看法忽视了这门学问所作出的多种贡献。正如经常提到的那样，科学史作为科学导论的启蒙最合适。它有助于填补“普遍信念”与科学的实际结论之间的鸿沟，因为它指出了科学为什么和以什么方式超越了世俗信念而向前发展。可以拿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遗传学史中就可以表明是通过什么发展和论据才使一度被广泛持有的错误信念被否定。例如获得性遗传；亲本遗传物质“融合”；雌性只要受精一次其“血液”即被沾污便再也不能产生“纯种”后代；一个卵子同时被几个雄性的精子授精；怀孕的母体遭到意外可引起可以遗传的性状等等。来自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文书，或早期哲学的类似错误思想本来就存在于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中。历史地阐明这些前科学的或早期科学的信条逐渐被有充分根据的科学学说和科学概念取代，对阐明现代生物学学说体系是很有利的。
门外汉常常以科学太技术化、太数学化作藉口来为自己对科学无知辩护。我要告诉本书的未来读者，这书中几乎没有数学，专业技术性程度也不致使门外汉难于理解。生物学思想史的主要长处是，缺乏对动植物种的名称或分类学基础知识的人也能学习。但是学习思想史的人必须对生物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例如遗传、程序、种群、变异、突现、有机体等等。本书第二章的目的就是介绍一些主要的生物学概念。这些概念（连同有关的术语）有许多已渗入人文科学的某些学科，学习掌握它们只是个教育问题。所有这些概念是了解人（类）及其所处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解释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本性所作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以透彻了解生物学概念和学说为基础。最后，熟悉少量的专业术语。如配子、合子、种、基因、染色体等等也是有好处的（这些术语可查阅任何生物学辞典）。这些术语的全部生词量远远少于任一人文学科（不论是音乐、艺术或现代史）的学生在自己的专业中所必须学习的。
不仅仅单是门外汉的视野将会由于学习生物学思想史而大大拓展。近来生物学的很多学科的进展是如此迅速，专家们在其本专业以外也难于跟上这种发展。这本书对生物学及其主要概念的广泛综合评述将有助于填补某些空白。我的这些评述还是针对近年来从外界，即从化学、物理、数学或其它邻近领域进入生物学领域的人。这些“新生物学家”的专业技术熟练性很少能被相应的概念熟练性匹配起来，令人不无遗憾。的确，对自然界的有机体以及进化途径都有所了解的人却往往对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文章所作的某些概括的质朴简洁感到惊讶。不可否认，没有捷径可以补偿这种缺欠。我和Conant一样，认为学习一门学科的历史是理解其概念的最佳途径。只有仔细研究这些概念产生的艰难历怪——即研究清楚早期的、必须逐个加以否定的一切错误假定，也就是说弄清楚过去的一切失误——才能有希望真正彻底而又正确的理解这些概念，在科学领域中，人们不仅要从自己的失误中学习，而且也要向别人失误的历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