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
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论文》爱比克泰德(罗马哲学家和前奴隶)
弗雷德里克·贝利是一个奴隶。1820年当他在马里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没有享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照料。(“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以后写道：“孩子们在未满12个月之前就和他们的母亲分离了……。”)他正是那些不计其数的奴隶孩子中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理想生活的前景几乎是零。
在贝利成长历程中所经历和体验过的一些事情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说：“我常常在黎明时分被我的一个姑姑嘶心裂肺的尖叫声所惊醒，她过去常常被绑在一根地板的托梁上，鞭子打在她赤裸的背上直到她几乎被鲜血覆盖。……从日出到日落。她总是在奴隶们中间不停地恶咒、痛骂、鞭打、砍杀……似乎展示她的凶残与暴戾能使她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无论是在种植园还是在教堂讲坛，无论是法庭到议会大厅，奴隶们被不停地灌输着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生来就低贱、他们遭受苦难是上帝的旨意。《圣经》中的许多章节都确认了宽容的奴隶制。尽管奴隶制有其可怕的本质，甚至奴隶制度的执行者也肯定注意到了这种可怕的本质，但是，这种“特殊制度”却以其自有的方式依然得以维持。
最能揭露奴隶制度本质的一个规则是：奴隶们总是被迫保持文盲状态。在奴隶制时期的南部，教奴隶读书的白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使奴隶变得令人满意”，贝利后来写道：“使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人是必要的。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变成一片空白也是必要的，并且尽最大可能彻底消除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奴隶主一定要防止奴隶们听、看和思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非正义的社会里，读书和批判性的思考是危险的，甚至会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
现在来看看弗雷德里克·贝利在1828年时的情景。那时他是一个十岁的非裔美国儿童，身为奴隶，他没有任何合法律的权力，自从他被人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后，长时间自己生存。他像小牛犊或小马驹一样从破烂的贫民窟的家中被卖到一个陌生城市巴尔的摩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家，从此开始了他永无止境的苦难生活。
贝利被安排为休·奥尔特上校和其妻索菲娅干活，他奔波于农场和城镇之间，不仅要干农活还要干家务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他每天都能接触到信件、书和一些能够读书的人。他发现了他称之为读书的“秘密”：在那些书页上的字母和读书人的嘴唇运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些黑字的笔画和发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在别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地学习小汤姆·奥尔特的《韦伯斯特拼写书》。他记住了字母表上的字母，并尝试着体会它们发音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他请求索菲娅·奥尔特教他学习。索菲娅被这个孩子的智力与勤奋精神所打动，或许她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禁忌，于是她答应了教他学习。
就在弗雷德里克开始拼写三四个字母的单词时，奥尔特上校发现了这件事，狂怒之下，他命令索菲娅停止这种教育。当着弗雷德里克的面他解释道：“黑人除了孝忠主人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以外应该一无所知。学习会使世界上最好的黑人变坏。现在，如果你教这个黑鬼读书，那就不能再让他留下来，学习对于黑鬼来说是永远都不该做的事。”奥尔特就是这样严厉地责备索菲娅，好像弗雷德里克根本不在场或者是根木头。
但是，奥尔特向贝利揭示了一个大秘密：“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权力。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是从奴隶通往自由的道路。”
索菲娅变得沉默寡言并受到威胁，弗雷德里克再也得不到她的帮助，只得另外寻找读书的方法，包括请教放学走在大街上的白人学生。然后，他将学会的东西教给他的黑奴伙伴们，他说：“他们的头脑如此饥渴，……他们的精神被禁锢在黑暗之中。我教他们，因为这是我精神上的快乐。”
读书获得的知识在贝利的逃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逃到了新英格兰，在这个国家奴隶制度是非法的，黑人是自由的。他改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是沃尔特·斯科特的《湖畔夫人》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以逃避对逃亡奴隶的悬赏追捕。后来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名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政治领袖。在他整个一生中，他认为受教育是奔向自由的出路。
在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内，没有人能够读书写字。那时没有伟大的发明。除了第一手经验以外，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口头语言流传下来的，就像孩子们玩的游戏“打电话”。经过几十代和数百代的流传，信息逐渐偏离了原意和丢失了。
书改变了这一切。价格低廉的书籍使我们有能力购买，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过去，汲取我们人类的智慧，了解其他人的，而不仅仅是那些统治者的观点；与最好的老师们一起深刻地思考人类历经辛苦从自然中得出的深刻思想。深刻思考我们全球的和整个人类历史中所得出的伟大思想。书籍能够让那些早已长眠于地下的先人在我们的头脑中与我们谈话。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书可以伴随我们。当我们理解速度很慢时，书会耐心地等待我们。书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反复阅读那些难懂的部分，从不批评我们的疏忽。书是我们理解世界并参与民主社会的钥匙。
用某些标准衡量，非裔美国人自从解放以来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获得了重大发展。1860年，估计仅有5%的非裔美国人能够读书写字。1890年，据美国统计，有39%的非裔美国人识字。196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6%。从1940年到1992年间，完成高中学业的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从7%上升到82%。当然还需要考察教育的质量和文化水准的测试方法。考察标准应该根据每个种族群体的不同情况设定。
美国教育部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整个国家有4000万成年人仅具读书写字的文化水平。其它调查结果更糟。年轻人的文化水平近十年来惊人地下降，仅有3%到4%的人在五级阅读水平测试中得到最高分(而这组每个人都上过大学)。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差。得分最高的人中只有4%的人生活贫困，这些人中有43%的比例处于阅读能力最低水平。当然导致它们阅读水平低下不是仅有一种因素，但总的来说，读书量与收入是成正比的，这些阅读水平最低的人平均年收入为1.2万美元，而阅读水平最高的，平均年收入达3.4万美元。如果说阅读水平不一定是获得好收入的必备条件的话，但也似乎是很需要的。如果你是文盲或几乎不通文字，你就有更大的可能进监狱。(在评析这些事实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从相关因素中不恰当地推理出起因。)
另外，没有文化的生活和更为穷困的人也不懂得投票机构会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可能会有帮助作用，令人惊讶的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与选举。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损害了民主制度。
既然身为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能够自学成才、成就伟业，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更为进步的时代的人却没有阅读能力？当然，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那样聪颖和具有那样大的勇气的人几乎不再有，但是也还有一些其它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有很多书可供阅读，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及表兄弟都以读书为乐，那么你自然也要学会读书。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以读书为乐，那你怎么会认为在读书上花费工夫是值得的呢？如果你能得到的教育其质量不高，如果老师只让你死记硬背，而不教给你思维的方法，如果你刚开始读书就接触到几乎像天书一样的东西，那么，学会阅读就成了难以攀登的荆棘小路。
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们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要记住几十个大小写字母、标志和标点符号，你还要逐个记住数以千计的固定拼写。要牢记许多硬性规定的绝不能违反的语法规则。如果你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即家庭不给你提供基本支持，会对你大发光火、对你的要求不予理睬、让你做其他的事情，你时时会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并具有自我仇恨的心理，你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书太费劲，不值得如此劳心费神。如果有人不断地给你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太笨，不适合读书(或具有相当于功能障碍的疾病，对读书过于冷漠)，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对你这样的看法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就很可能会接受这种有害的建议。但总是有像弗雷德里克·贝利一样的孩子能够战胜困难。而很多人却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潜在的方法，如果你很穷，你可能会在读书，甚至思维方式上，都遭受到另一种打击。安·德鲁彦和我都出生于饱受贫困折磨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一个祖母学会读书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曾经卖过一袋洋葱给一位流动老师。在以后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都一直坚持读书。我们的父母在纽约公立学校时接受了这个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个人卫生学和病菌理论。他们学会了美国农业部推荐的儿童营养配方，仿佛这些配方是从西奈半岛山上流传下来的一样。政府发行的儿童健康的官方书籍由于反复地翻阅，书页散落，他们就将书页粘合到一起。书的四边也都卷曲，主要的建议也都被划线加注。在每一次家人遇到治疗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查阅这本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戒了烟，这是他们在大萧条时期所能享受的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得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安和我十分幸运。
最近研究表明，很多食物不足的孩子理解和学习能力也会减弱(“认知损害”)。孩子们并非要到濒临饥饿时才会发生这种损害。即使是在美国的穷人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即，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母亲没有足够的食物，在婴儿出生之前，在幼儿时期和童年时期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当食物缺乏的时候，人的身体就要决定如何将有限的食物输送到身体最需要的地方去。生存第一，生长第二。在这种营养配比中，人体不得不将学习放在最后考虑。身体在想，愚蠢地活着总比聪明地死去要强一些。
与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对学习具有强烈的热情和兴趣不同，营养不良的孩子总是表现得厌倦、反感或者冷淡。更严重的营养不良将导致初生儿体重不足，最糟糕的形式表现为大脑变小。而且，即使看似健康的孩子也可能因缺铁而导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直接下降。缺铁症可能对美国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儿童造成了伤害。它损害了儿童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其后果对其进入成人期以后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一度对相对营养不良会带来影响的考察，现在也得到了证实，相对营养不良对终生的认知损害具有潜在的联系。即使是在较短时期内营养不良的孩子都会造成学习能力的下降。每个星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儿童在忍饥挨饿。铅中毒，这种旧城区的常见病也会导致严重的学习能力缺乏。用许多种标准来衡量，从80年代初期以来，贫穷范围在美国逐步扩展。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儿童贫困率。根据另一项调查，仅仅是在1980年到1985年间，死于无法防治的疾病、营养不良和其它可怕的贫穷所造成的后果的美国婴儿和儿童，比死于越南战争中美国人的总数还要多。
联邦或州级机构普遍建立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物计划、学校早餐和午餐计划、夏季食物供应计划，所有这些努力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需要食物的人的要求，但确实起了作用。如此富裕的一个国家应该完全有能力为其儿童提供充足的食物。
有些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有害影响是可以消除的，比如，铁补充疗法可以消除缺铁贫血症的后果，但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可以挽救。阅读困难，即各种有损读书能力的不协调症状，可能使我们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的人受到影响，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同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环境上的)通常无法确定。但是现在已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那些有读书缺陷的人学习读书了。
应该说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都可能学会读书。但是，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里，读书教育方法就像是在向学生教授一种无人知晓的文明时代中枯燥而又难以接受的象形文字。在很多教室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书。可悲的是，成年人对学习文化的需求远远超出供给。类似“从头开始”的高质量的早期教育计划在对孩子们进行的预备教育方面是极为成功的。但是这一计划只能顾及到1/4到1/3合格的学龄前儿童，其中很多措施皆因资金问题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影响。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该计划和我上面提到的营养计划遭到新组建的国会的攻击。
“从头开始”计划是1994年出版的，在理查德·J·赫恩斯坦和查尔斯·墨雷写的《钟形曲线》一书中遭到批判。罗切斯特大学的杰拉尔德·科尔斯将书中的观点简述如下：
首先，为贫穷儿童设立了一个资金不充分的计划，然后否认他们在面临巨大困难下所取得的任何成功，最后得出结论：因为这些儿童智力低下，因此，计划必须取消。
这本出人意料地在大众传播中获得了广泛关注的书认为，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遗传差异，这个差异在智商测试中相差10到15分。心理学家莱昂·J·卡明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作者在区分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别时屡屡出错。”这是在我们所考察出的胡言乱语中的谬误之一。
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国家家庭文教中心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低收入家庭和对这些家庭的孩子和父母们实施阅读教育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三到四岁的孩子与一位家长、祖父母或监护人一起每周三天去学校学习。上午成年人学习基本的文化技能，孩子在预科班学习。然后家长和孩子共进午餐，在下午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学习如何共同学习”。
对三个州的14项此类计划的追踪研究表明：(1)虽然所有的孩子作为学前儿童都面临着学习失败的风险和挑战，但是仅有10%的人被他们目前的小学老师评定为是有这种危险的。(2)90%以上的孩子被他们目前的小学老师认为经过鼓励是可以继续学习的。(3)没有一个孩子在小学教育阶段是必须留级的。
父母亲的进步同样显著。当问到有关人员家庭文教计划的结果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得到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回答：这种学习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几乎每个参加学习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和自我控制力，通过了高等学校同等水平的考试、进了大学、找到了新工作以及与孩子们大大地改善了关系。孩子们的收获是：对父母更关心、更具有求知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回答：对未来充满信心。类似的计划也可以在高年级中实行，传授数学、科学及其它更多的知识。
暴君和独裁者总是认为文化、学习、书籍和报纸都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些东西会把独立意识，甚至是反抗思想装到他们的统治对象的头脑中。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英国皇家总督在1671年写道：
感谢上帝这儿没有自由的学校也没有印刷制品。我希望在以后100年的时间内也不要出现这些东西。因为学习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各种宗派，而印刷品则会将它们带向公众并对最好的政府也要加以诽谤。感谢上帝使我们免受这两种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但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者们理解自由会产生于何处，并尽量避免它们的出现。
在早些年代，美国曾被吹嘘为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也许是最高)的国家(当然，当时奴隶和妇女不计在内)。早在1635年，在马萨诸塞已有了一些公立学校。1647年，所有的城镇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50%以上的“家庭”。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教育民主制度已遍及全国。世界各国的政治理论家到美国来亲眼目睹这一国家奇迹：大量的普通从业人员都能读书写字。美国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发明创造，开创了具有活力的民主进程，并产生了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今天，美国在文化普及程度方面已不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很多人被评定为不具有阅读能力，他们不理解非常简单的文字材料，比如大大低于六年级教科书水平的书籍、使用说明书、公共汽车时间表、抵押协议或者选举计划。今天六年级的教科书已达不到几十年前的教育标准，而工作岗位对职工文化的要求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贫穷、无知、失望和缺乏自尊等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失败机器。它碾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我们承受着这台机器运转所需偿付的代价。文化水平的低下是这台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即使我们可以铁石心肠地面对受害者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然而，文化水平低下所付出的代价对其他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惨重的：医疗费用和住房的费用、犯罪和监狱的费用、特殊教育上的费用、生产力丧失所造成的花费，以及那些具有潜在的聪明才智的头脑为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所需要的费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文化是从奴隶制度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奴隶制度和自由，但是读书永远是寻求自由的道路。逃亡之后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在他将近20岁的时候，他逃向自由之路。他与新婚妻子安娜·缪莉在新贝德福德定居，开始过上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四年之后他应邀去参加一次会议。在那时的北方，想听到著名的演讲家，也就是白人演讲家，发表抗议奴隶制度的演讲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即使是那些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本身是有点低人一等的。1841年8月16日的一个晚上，小小的楠塔基特岛上，大多数曼彻斯特反奴隶制学会的成员虔诚地聆听着一些新思想的传播：一个根据自身的苦难经历所发出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声音。
他出色的举止和社交风度粉碎了当时流行的非裔美国人“天生卑怯”的神话。在所有的评论中他对于奴隶制度的罪恶的雄辩的分析被誉为美国演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当时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领袖威廉·路易德·加雷逊就坐在前排。当道格拉斯演讲完毕，加雷逊站起身来，转向为道格拉斯的演讲所倾倒的听众，用高昂的声音发问道：“我们刚才听到的演讲是谁作出的？一个东西、一件财物、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听众异口同声地呼应着。
“这样的一个人在信奉基督的国度难道还要作为奴隶吗？”加雷逊大声呼喊着。
“不！不！”听众们再次高呼。
加雷逊又一次提高音调：“这样的人物难道还要从古老的曼彻斯特的自由土地上被送回受奴役的境地吗？”
现在，听众们已激昂地站立起来，大声答道：“不！不！不！”
他的确没有再回到奴隶制度之下。而后他当过作家、编辑、杂志出版商，在美国和国外进行演讲，并且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政府获得高级顾问职位的非裔美国人。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在为人权而奋斗。内战期间，他担任林肯总统的顾问。道格拉斯还成功地倡导将以前的奴隶武装起来为北方而战。组织了为被处死的非裔美国战俘而进行的对联邦战俘的复仇行动，并主张将为奴隶获得自由作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
他的很多观点十分严厉，而且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这为他赢得了很多高层次的朋友：
我毫不迟疑地宣称：南方的宗教不过是对其残酷罪行的一种遮掩，是对其极端可怕的残暴行为的一种辩护；是一种将其最可憎的欺骗行为加以神圣化的工具，一个黑暗的庇护所，使得奴隶主最阴暗、最肮脏、最卑鄙、最可恶的行径都能在此找到最强有力的保障。如果我将再次被置于奴隶制度的枷锁之下受奴役之苦，我将考虑做这个宗教教主的奴隶，让最大的灾难都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憎恨这个国家的腐败、奴役、虐待妇女、掠抢婴儿和偏执伪善的基督教。
与那个时代及以后一些受宗教鼓舞的种族主义者的言行相比，道格拉斯的说法似乎并没有夸大其词。黑奴时代，他们常说“奴隶制是上帝安排的”。作为那些令人生厌的内战之后的例子之一，查尔斯·卡罗尔在《黑人即野兽》一书中教导他虔诚的读者“《圣经》和《圣约翰启示录》以及常理都告诉人们：黑人不是人”。更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种族主义者仍然反对DNA中物质所明白无误地证明的，即，所有种族不仅都是人，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人。他们视《圣经》为“不可攻克的堡垒”，反对进行证据考证。
然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废奴制中的许多思想正是出自基督教中，特别是北方的教友派教徒和其他团体。传统的南方黑人基督教团体在60年代富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民权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很多领导人，如最负盛名的小马丁·路德·金就曾在那些教会中被立为神父。
道格拉斯对白人团体说了如下的话：
奴隶制度成为你们进步的羁绊，它是人类发展的敌人，是教育的死对头；它滋生傲慢、培养惰性、助长恶习、掩盖罪行，是使其得以生存的地球的祸源；而你们还死死地抓住它不放，仿佛它是你们所有希望的最后依靠。
1843，在马铃薯饥荒发生之前不久的一次在爱尔兰的巡回演讲中，他被那里可怕的贫穷深深震憾。他写信给加雷逊说：“我在这儿所见到的许多事情使我回想自己从前的境遇，我承认，我为自己不再反对美国奴隶制度而感到羞愧。但我知道仁慈是全世界追求和支持的目标。”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消灭土著人的政策。在1848年的塞尼卡秋季会议上，当伊丽莎白·凯迪·斯坦婷号召大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努力时，他是所有人种组织中表示大力支持的唯一的男性。
1895年2月20日夜里，在黑奴解放30多年之后，在一次与苏珊·B·安东尼共同参加的妇女权利集会中，他倒下了，从此长眠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