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掌握资料之前就建立理论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这时人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事实以适合理论，而不是让理论符合事实。——歇洛克·福尔摩斯
阿瑟·柯南·道尔《波希米亚的丑闻》(1891)
真实的记忆看起来像幻影，而错误的记忆却如此令人信服，以至能够取代事实。——加布里尔·卡希亚·马奈特《奇怪的朝圣者》(1992)
约翰·麦克是哈佛大学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我们已相识多年。
很久以前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与UFO有关的事件。
我回答说，不太多。不过从精神病学方面看倒有一些。他进行了调查，会晤了被绑架者，结果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他接受了被绑架者的看起来是真实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会这样。我没有任何接受这些外星人绑架故事的思想基础。但这些经历所具备的情感力量使它们很有说服力。”在他的《绑架》一书中，麦克明确提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说法，即某些事情让人感受到的“力量或强度”，会对人们判断它的真实性产生一种引导作用。
我个人也承认这种情感的力量。但是，我们的梦不是就总有一种强大的情感成分吗？我们有时不是会在极度的恐惧中惊醒吗？麦克自己就写过一本有关梦魇的书，难道他不知道幻觉的情感力量吗？麦克的一些患者说过，他们从儿时起就有过幻想的经历。而催眠师和精神疗法医生在对“被绑架者”进行治疗时，是否尽职地学习过幻觉和感知功能障碍方面的知识？如果他们相信这些目击者，为什么不相信那些具有同样说服力的，遇到了神、魔鬼、圣徒、天使和精灵的报告呢？还有那些说自己体内有不可抗拒的命令声音的人？难道让人感受强烈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吗？
我认识的一位科学家说：“如果外星人扣留所有他们绑架的人，那我们的世界就更神智健全一些。”不过她的结论过于严酷并让人感到不舒服，这不是理智的问题，而是别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潘诺斯及其同事认为，那些报告被UFO绑架的人都没有明显的病理症状。不过，一般来说，倾向于相信神秘事物的人，特别是相信有外星人的人，以及用外星人假设来解释特异感受和幻想体验的人，更容易产生UFO体验。在相信UFO的人当中，嗜好幻想作品的人尤其可能有这种体验。而且，当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感觉环境中时，这种体验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更有可能被说得像真实的事情而非想象……(例如，发生在夜里的体验以及在睡眠中所产生的体验)。
具备较多批判精神的头脑将其看成是幻觉或梦，更易轻信的头脑将其看成是难以理解的，但却是深奥的客观现实。
一些被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描述想来可能是一些不甚清晰的被父亲、继父、叔叔或母亲的男友所强奸或童年性虐待的记忆。他们把施暴者当成是外星人，而非所信任的、亲爱的人，当然会感到舒服一些。但将那些外星人绑架的传说当做真实的事情接受的治疗专家们却对此持否认态度，他们说如果他们的病人曾遭到性虐待的话，他们是能够了解清楚的。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有高达1/4的女性、1/6的男性童年时受到性虐待(尽管这些统计数字可能偏高)。如果有数目很多的在外星人治疗专家面前出现过的患者没有受到过这种虐待，其比例甚至并不高于普通公众受到性虐待的比例，那才会让人感到非常吃惊。
性虐待治疗医师和外星绑架治疗医师都会花费数月、有时是数年的时间，鼓励他们的治疗对象记起被虐待的经历。他们的方法相似，目标也一样——恢复痛苦记忆，而这种记忆通常是很久以前的。对于这两种情况，治疗专家们都认为，无论是遭受精神创伤的还是遇到可怕事件的患者，其记忆功能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我发现一种令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外星人绑架案的治疗专家很少发现性虐待的案例，性虐待受害者也很少向这种专家求医。
可以理解，性虐待或乱伦的受害者对于任何可能减少或否认自己经历的事情，都表现得非常敏感。他们会为此发怒——他们也有权这样。在美国，至少1/10的妇女被强奸，其中差不多有2/3是在18岁以前受到的这种伤害。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向警方报案的强奸受害者有1/6在12岁以下(而这类强奸报案比例最小)，这些女孩中有1/5是被她们的父亲强奸的。她们是被诱奸的。我想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在很多真实的案例中，父母或扮演父母角色的人是残忍的性施虐者。有的案例中揭露了一些有力的证据，如照片、日记，儿童所患的淋病或衣原体属疾病。虐待儿童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一项调查，因暴力犯罪入狱的人当中，有85%在童年时受过虐待。十几岁的未婚母亲中，有2/3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遭受过强奸或性虐待。强奸受害者中，酗酒和滥用药物的比例比其他妇女高出10倍。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急需解决。而在大部分案例中，这些无可否认的儿童性虐待悲剧，其记忆会一直留存到成年以后。他们没有需要恢复的隐藏的记忆。
我们今天有比过去更好的报告，每年医院和执法机构报告的虐待儿童案似乎有了显著增加，1967至1985年间在美国增加了10倍，达170万件。酒精和其它麻醉品，以及经济压力，被认为是今天的成年人比过去更容易虐待儿童的原因。日益受到公众注意的儿童虐待案，使成年人记起了他们曾受过的虐待。
一个世纪以前，西格蒙德·弗络伊德提出了压抑的概念，它是维持心理健康的一种反应机制，即为了逃避强烈的心理痛苦而忘掉一些事件。它尤其可能出现在被诊断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病人身上，歇斯底里包括幻觉和麻痹的症状。一开始弗洛伊德认为，在每个歇斯底里病例的背后，都有一个被压抑的童年性虐待事件。最终，弗洛伊德改变了他对童年性虐待幻觉——并不是所有的幻觉都是不愉快的——引起的歇斯底里症状原因的解释。他认为这是罪恶感从父母转移给了孩子。至今这方面的争论还十分热烈。(关于弗洛伊德内心变化的原因今天仍有争议——从他在维也纳中年贵族中引起的暴怒的解释，到他承认他认真听取歇斯底里症患者所说的事情的解释。)
那些记忆突然浮现(特别是在心理学家和催眠师的帮助下的记忆浮现)，而且第一次的“往事追忆”中有鬼怪或具有梦幻般性质的例子，是很值得怀疑的。有很多声称受到性虐待的案例看起来是编造的。埃墨里大学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尔说：
确实有儿童被虐待，也有被压抑的记忆这样的事例。但这样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虚假的记忆和信口开河，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记忆错误是常有的事情，并不少见。这种情况总有发生。即使是在记忆主体绝对自信的情况下，即使记忆中是似乎不可能忘记的强烈闪光，是一幅含有隐喻的内心画面。在有生动暗示的情况下，记忆会按照治疗过程中医生对病人强烈的指示，进行塑造或修改，因而这样的情况更有可能发生。而一旦记忆以这样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变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些一般的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确定，哪个个别事件，哪个陈述是真实的。但是一般来说，通过对大量这样的案例的了解，我们应该把宝押在哪里，已经很明显了。记忆失误和在回忆中对过去事情的重新编造是人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存在。
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证，即使最令人发指的虐待也能够一直留在人的记忆中。实际上，对很多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使自己和死亡集中营之间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即遗忘。但是，假设在一个难以形容的邪恶的世界里，他们被迫居住在纳粹德国——我们假设一个强盛的“后希特勒”国家，其意识形态丝毫未变，只是改变了反犹太的思想——那么想象一下那些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吧。那时他们也许能够忘记，因为记忆会使他们当前的生活无法忍受。如果存在对可怕回忆的压抑以及其后的重新回忆，那么可能需要两个条件：(1)虐待确实发生过；(2)要求受害者长时间内装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奥夫希解释说：
当病人被问起记忆是如何唤起的，他们说是把影像、概念、感情和知觉的碎片集合起来，勉强凑成连贯的故事。当这种所谓的记忆工作持续数月之后，感觉成了模糊的映像，映像成为人影，人影又变成认识的人；身体某个部位的隐隐作痛，转而被当做是儿时遭受的凌辱……最初的身体感觉，有时被催眠的作用放大，被称作“身体记忆”。人体肌肉能保存记忆，其机理让人无法理解。如果这些方式不能说服人，治疗者可能会求助于更强硬的治疗方式。有的病人被编入幸存者小组，让他们承受同组成员的压力，并要求他们通过加入某个小圈子，来证明其在政治上有相同立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1993发表的一份谨慎的声明中，承认作为一种应变的方式，有些人会遗忘童年时受的虐待，但声明警告说：
目前尚不知道，如何准确地区分基于真实事件的记忆和来自其它来源的记忆……。反复询问可能使某些人说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忆”。不知道在宣称有受性虐待记忆的成年人中，真正受过虐待的比例有多大。……精神病医师先入为主地相信存在性虐待，或别的因素——不论是不是病人问题的原因，都可能会干扰诊断与治疗。
一方面，麻木不仁地无视对耸人听闻的性虐待的指控，这是毫无同情心的非正义行为。另一方面，篡改人的记忆、炮制虚假的童年性虐待故事、破坏完整的家庭，甚至将无辜的父母送入监牢，同样是毫无同情心的非正义行为。应该对这两种情况都持怀疑主义的态度。而在这两个极端中选择道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在艾伦·巴斯和劳拉·戴维斯所写的很有影响的书《痊愈的勇气：童年性虐待女幸存者指南》(Perelinnial Library，1988)的早期版本中，给治疗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忠告：
相信幸存者。你必须相信你的病人遭受过性虐待，即使她自己也怀疑这一点。……你的病人需要你坚信她曾受到虐待。与一个心存疑念的病人打交道，和跟一个相信自杀是最好出路的人打交道很相似。如果患者不能肯定她是否曾被虐待，只是觉得有可能，那就当她曾被虐待来处理。迄今为止，在几百个与我们谈过话的，还有几百个我们听说过的妇女中，还没有一位妇女怀疑自己曾被虐待，但经过调查确定未受虐待的。
但是，位于弗基尼亚州堪迪托市的联邦调查局研究院“行为科学培训研究部”的特别督查员、儿童性伤害问题的权威专家之一肯尼斯·弗·兰宁提出了疑问：“我们现在盲目地接受关于儿童性虐待的所有陈述，不论它多荒谬或不可能，难道就是为了补偿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矢口否认吗？”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治疗专家说：“我不在乎它是否真实，实际发生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们都生活在幻梦之中。”
目前现有的对童年性虐待的虚假指责——尤其是在权威人士帮助下进行的——我认为，都能与外星人绑架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在强烈的情绪和确信之下，会被引导做出曾被自己的父母虐待的错误回忆，难道就不会有具有同样强烈的情绪和确信的人被引导作出被外星人虐待的错误回忆吗？
我对自称被外星人绑架的案例研究得越多，就越发现它们与“复苏的童年性虐待记忆”描述很相似。还有第三种自诉，即撒旦仪式崇拜者的被压抑的记忆——据说在记忆中主要的内容有性折磨、嗜秽症、杀婴、同类相食。在对心理学会2700名成员进行的调查中，12%的人回答说自己处理过撒旦崇拜仪式虐待的案例(而在报告的案例中，有30%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近几年美国每年差不多有1万件这样的报案。在美国，那些劝诱别人进行疯狂的撒旦崇拜的人，包括组织此类主题讲座的执法官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教派明确地要求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魔鬼，来扰乱人类的日常生活。其逻辑简明地表述为：“没有撒旦，就没有上帝。”
很明显，警方普遍存在轻易受骗的问题。在此我们摘录部分联邦调查局专家兰宁在其《魔幻、玄虚和仪式犯罪》中的分析。它是依据一些痛苦的经历写成的，发表在1989年10月号的《警察首脑》上面。
几乎所有的关于撒旦崇拜和巫术的论述，都是借助公众的宗教信仰来阐明的。在大部分人的宗教理念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信仰，而非逻辑推理。所以，一些本来具有怀疑精神的执法官员，在没有对其认真评价或质疑来源的情况下，就接受了那些大会上宣讲的信息。……对某些人来说，所有不同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系的东西，都是撒旦崇拜。
兰宁随后提供了一份很长的名单，上面列出了他本人在这类讲座中听到的，被描述为魔鬼崇拜的信仰体系，其中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摩门教、摇滚音乐、与上帝心灵交流、占星术和新时代的普遍信仰。难道从这些信仰中我们还感觉不到追捕女巫是怎样开始的吗？
他接着说：
在执法官员的个人宗教信仰体系中，也许基督教是善的，撒旦崇拜是恶的。然而，在宪法之下，都无所谓好坏。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很难让执法官员们接受。他们拿薪水是要维护刑律，而非摩西十诫。以上帝、耶稣和穆罕默德之名犯下的罪和虐待儿童的行为，远比以撒旦名义犯下的罪多得多。很多人不喜欢这种说法，但很少有人能把它驳倒。
在很多对撒旦崇拜仪式虐待的指控中往往描述，在奇异的狂热仪式中，撒旦崇拜者们杀死婴儿并将他们吃掉。在整个欧洲历史中诽谤者也是这样指控他们的辱骂对象的——包括罗马的阴谋家，逾越节针对犹太人的“血腥诽谤”，以及14世纪时在法国被镇压的圣殿骑士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吃人肉的杀婴犯和乱伦的祭神狂欢会的描述，在罗马当局迫害早期基督徒时也曾使用过。不管怎么说，耶稣自己就曾说(约翰6：53)：“除非你吃了人之子的肉，喝了他的血，否则你就不能生存。”虽然接下来一段文字说明，耶稣说的是吃他自己的肉，喝他自己的血，但是毫不留情的评论家可能会误将希腊语“人之子”理解成“小孩”或“婴儿”。特图里安教徒和早期的基督教神父都曾竭力为自己辩护，以免蒙受这种荒诞的罪名。
如今，警方档案中失踪婴儿的相应数目的缺乏被解释为是因为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而出生——当然这是由被绑架者根据回忆所说的外星人与人类繁殖试验非常猖獗的原因。与外星人绑架范例类似的是，据说撒旦崇拜在某些家庭中是代代相传的。据我所知，如同在外星人绑架案中一样，没有物理证据可以在法庭上支持这类说法，虽然它们的情感力量是明显的。这类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激励我们这些哺乳动物采取行动。我们相信撒旦仪式的同时，也提高了那些警告我们可能有危险的人的社会地位。
让我们仔细考虑以下五种情况：(1)麦拉·阿巴希，路易斯安娜的一位学校教师，她和她的妹妹在咨询了一位伏都教教徒之后，相信自己被魔鬼附身。她的侄子的梦魇即是证据之一。所以她们抛下自己的五个孩子，去了达拉斯，阿巴希的妹妹打伤了她的眼睛。在审判中，她却为她的妹妹辩护，她说她们是在试图帮助她。但是伏都教并非魔鬼崇拜，它是天主教和非洲海地土著人宗教相结合的产物。(2)父母将他们的孩子打死，因为她不愿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派学说。(3)儿童骚扰者向受害者读《圣经》，以显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4)在驱魔仪式中一个14岁男孩的眼珠被掏出。攻击者并不是魔鬼崇拜者，而是一个投身于宗教追随的新教原教旨主义牧师。(5)一个妇女认为她的12岁的儿子被魔鬼附身，与他乱伦后，又砍下了他的头。但是在这个“占有”中并没有撒旦仪式的内容。
第二和第三个案例来自联邦调查局文件。最后两个来自盖尔·古德曼博士1994年的研究。古德曼博士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心理学家，这项研究是为“虐待和忽视儿童国家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做的。他们调查了1.2万件与撒旦仪式崇拜有关的性虐待报告，发现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治疗专家报告的邪教虐待只是依据“病人催眠疗法中所说的”或孩子们“对魔鬼符号的惧怕”。有时候，诊断是依据一些对儿童来说很普通的行为得出的。“只在少数案例中提到了实物证据——通常是‘疤痕”’。但大部分案件中疤痕很模糊或根本不存在。“即使有疤痕，也不能确定是否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正如后面这位学者所说，这和外星人绑架案很相似。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乔治·K·堪纳维认为：“那些与邪教崇拜有关的记忆，最普遍可能的原因很可能是病人和治疗专家之间的互相欺骗。”
在最棘手的撒旦仪式虐待“复苏的记忆”案例中，有一件被劳伦斯·莱特记录在一本著名的书《记住撒旦》(Remember-ing Satan，Knopf，1994)里。这本书描述的是保罗·英格拉姆，他因为太容易受骗、太容易被暗示、不擅质疑，而险些毁了自己的生活。1988年，英格拉姆是华盛顿州奥林匹亚的共和党主席，地方治安部门的首席市民代表，颇有声望。他笃信宗教，负责向学校的孩子们宣传毒品的危害。后来恶梦开始了，她的一个女儿，在一次高度情绪化的原教旨主义者静修之后，提出了多项指控，每一项都比前一项可怕：英格拉姆对她进行性虐待，使她怀孕，折磨她，让其他治安代表“分享”她，介绍她参加邪教仪式，肢解并吃掉婴儿，……她说，这从她的童年即开始，几乎持续到她开始“记起”这一切。
英格拉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会说这样的谎，虽然他对此没有记忆，但警局的调查员们、一个心理治疗顾问和他的牧师都解释说，性犯罪的罪犯经常会抑制他们的犯罪记忆。莫名其妙地被孤立，同时又渴望合作，英格拉姆试着去唤起自己的记忆。在一个心理学家使用闭眼催眠术引起精神恍惚后，英格拉姆的头脑中开始显现出与警察描述相似的情景。意识中产生的东西并不像真正的记忆中的东西那样清晰明确，只是一些像雾一样模糊的想象片断。每次他在头脑中产生一个这样的形象——越多其内容越可憎——他就受到鼓励并增强了对这些形象的信任程度。他的牧师要他相信，上帝只允许真实的记忆从他的幻想中浮现出来。
“伙计，这些东西简直像是我虚构出来的，”英格拉姆说，“但我没有。”他认为这可能是魔鬼所为。在类似的影响下，加上教堂的秘密情报网在底下散布英格拉姆最新招供的恐怖事情，以及警方所施加的压力，他的其他孩子和妻子也开始“回忆”。有声望的市民被指控参加疯狂的仪式。美国其它地区的执法人员也开始注意此类事件。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当伯克利的理查德·奥佛希被控方传唤时，他做了一个控制实验，让人茅塞顿开。他仅仅向英格拉姆暗示他曾强迫他的儿子和女儿乱伦，并要求他使用他所学过的“恢复记忆”方法，很快就引出了这样的一个“记忆”。它不需要压力和恐吓，只要有暗示和这种方法就足够了。这些已经被确认的参与者(他们已经“回忆”起很多其它事情)，却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面对这一证据，英格拉姆强烈否认他曾虚构任何事情或者被其他人所影响，他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像他的其它记忆一样清楚和“真实”。
他的一个女儿描述了她身上因受折磨和被迫流产而带来的可怕的伤疤，但当她最后接受医疗检查时，却没有看到相应的伤疤。控方从来没有就穷凶极恶的虐待对英格拉姆提出控告。英格拉姆雇了一个从没接过刑事案件的律师，在他的牧师建议下，他甚至没有读奥佛希的报告，有人告诉他，报告只会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对6项强奸罪认罪，最后被送进了监狱。在监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由于离开了他的女儿、牧师及警察同事，他又考虑了一下，要求撤回他的认罪书，他的记忆是被迫接受的，他还没把真实的记忆从一种幻想中分辨出来，他的抗辩被驳回了。他被判处25年徒刑，如果是在16世纪而不是20世纪，说不定他的全家会被处以火刑——还有华盛顿奥林匹亚相当一部分知名人士。
联邦调查局有一份持怀疑态度的关于邪教虐待问题的报告(肯尼斯·V·兰宁，《调查员确认宗教仪式虐待儿童指南》(1992年1月)，但是它却被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普遍忽视。另外，一份1994年由英国卫生部作的，关于邪教虐待报告的研究发现，在84件被确认的实例中，没有一件经得起仔细推敲。那么人们到底为什么如此狂热地热衷于此呢？这份研究认为：
福音派基督徒反对新的宗教运动的势力，已经对鼓励确认邪教虐待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在英国，传播邪教虐待思想中如果没有更大作用，起码也是同样重要作用的就是“专家们”，他们之中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他们可能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专业资格，但却声称自己的专长是“事件体验”。
那些相信魔鬼崇拜的人是对我们社会具有严重威胁的人，他们一般很讨厌怀疑论者。我们思考一下前美国临床催眠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Hypnisis)主席，科里登·哈蒙德博士的分析：
我将向您说明，这些人(怀疑论者)一种情况是比较天真，临床经验有限；另一种是他们具有人们在大浩劫时常有的无知，或者他们是怀疑一切的智者和怀疑论者；第三种是他们自己也是某种宗教派别的成员。我可以确信有处于此种状态的人……。有些人自己是医生，有的人是精神医疗的专业人员，有的人属于某种教派，有的人主持着流传数代的教派……。我认为调查是完全清楚的：我们进行了三项研究，前两个分别在门诊病人中发现了25%和20%的多重人格混乱，似乎是教派虐待的受害者；第三项则在特定的住院病人群体中发现了50%这样的情况。
在他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他似乎相信，在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美国公民身上，中央情报局进行了邪恶的纳粹思想的控制试验。哈蒙德认为，其背后的主要动机是要“创造统治世界的邪恶秩序”。
在所有这三种“恢复的记忆”中，都有一些专家——外星人绑架专家、邪教专家和唤起童年性骚扰记忆的专家。和精神治疗中通常的做法一样，病人们选择或被指定与他们诉说的问题相关的治疗专家。在所有三种情况中，都由治疗专家来帮助唤醒被确认的很久以前(有时是几十年前)发生的某些事件中的情景；在所有三种情况中，治疗专家们都被他们的病人的真切无疑的痛苦深深打动；在所有三种情况中，至少有某些治疗专家问引导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权威人物对容易被暗示的病人说他们能够记起(我差点写上“承认”这个词)；在所有三种情况中，都存在一些治疗专家网络，他们交流病人的病史以及治疗方法；所有三种情况中，行医者都感到有必要在持怀疑态度的同事面前为自己的治疗辩护；在所有三种情况中，由于治疗而带来的催眠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在所有三种情况中，报告性骚扰的主要都是女性；在所有三种情况中——除了声明的例外——都没有物质上的证据。因此很难不让人怀疑，外星人绑架只是一幅更大图画中的一部分。
这个更大的图画是什么？我向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弗雷德·H·弗兰克尔博士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设在波士顿的贝斯以色列医院的院长，一位催眠术专家，他回答说：
如果外星人绑架是一幅大图画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大图画到底是什么？我害怕涉足这个天使都不愿进入的领域。不管怎么说，你所描述的事情助长了在上个世纪之交被称为‘歇斯底里’的东西。很遗憾，这个词被我们同时代的人广泛使用……不仅用得随随便便，而且无视它所代表的现象：高度的暗示感受性，想象能力，对文字线索的敏感性，以及感染的成分。……看来大量的临床工作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弗兰克尔指出，治疗专家不仅可以使人“回归”，以便他们能够恢复已经失落的“过去生活”的记忆，同样可以使人在催眠状态下“前行”，这样他们就能够“记起”未来。像进行“回归”或麦克的被绑架者催眠一样，这可以引起强烈的情绪作用。“这些人并不想欺骗治疗专家，他们欺骗的是自己。”弗兰克尔说：“他们不能把闲谈跟自己的体验区分开来。”
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如果我们因为没能充分了解自己而有一种负罪感，我们能不接受墙上挂着证书的治疗专家的专业观点吗？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免除了这些烦恼，那些邪教主义者、性骚扰者、外星人，罪责都在他们身上。难道我们不会为这种安慰付个好价钱吗？要是那些怀疑论蠢驴们说这些全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或者是那些让我们高兴的治疗专家强加给我们的，我们难道不反对他吗？
这些治疗专家接受过多少科学方法、怀疑论查验、统计学方面的训练呢？他们对于人都会犯错误又了解多少呢？精神分析不是一个自我要求很严格的职业，但至少它的很多从业者都拥有硕士学位。大多数医学课程都包括对科学结果和方法的学习，但其中讲授虐待案例的部分，却似乎不太符合科学的态度。在美国，从事精神治疗的人中，社会工作者与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学博士的比例大概是2比1。
在这些治疗专家中，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职责是支持自己的病人，而不是提问或怀疑。无论病人讲的是什么，不管多古怪，他们都接受。有的时候，治疗专家的提示根本就不是什么暗示。这里是一份很难称得上规范的报告(出自错误记忆综合症基金会的FMS Newsletter，vol.4，no.4，p.3，1995)：
我以前的治疗专家证实说他仍然认为我母亲是一个魔鬼崇拜者，并说我父亲骚扰了我……正是我的治疗专家的那一套诱导性的思想体系和方法，包括暗示和说服，引导我相信，那些谎言就是记忆。当我怀疑记忆的真实性时，他坚持说是真的。他不仅坚持其真实性，而且告诉我，为了使我痊愈，我必须接受并记住一切。
在1994年的一个案例中，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尼克尔·奥尔索斯，在其教师兼治疗专家的支持下，指控她父亲对其性骚扰，导致其父被捕。尼克尔还报告说，她生了3个孩子，被她的亲戚杀害了；她曾在一个拥挤的饭馆中被强奸；她的祖母骑着扫帚在天上飞来飞去。陪审团认定尼克尔的治疗专家和当地一个精神病诊所犯有渎职罪，判给尼克尔赔偿25万美元。她的父亲现已出狱。她和父母也已经和解。这种案件的数量在上升。
治疗专家之间在争取病人中的竞争、延长治疗期的明显经济利益，使他们不愿对病人所说的事情表示怀疑。天真的病人走入医生的办公室后，医生告诉他们，他们的失眠症或肥胖症是由于完全忘记了父母的骚扰、邪教仪式或外星人绑架而造成的。治疗专家们意识到病人的疑惑了吗？当存在道德和其他约束时，我们需要一个控制试验：把同一个病人送到所用三个领域的专家那里。病人中是否有人会说“不，你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忘记了童年的骚扰(或邪教仪式，或外星人绑架)”？有多少人会问“是否还有更乏味的解释”呢？相反，麦克竟然赞赏、安慰地告诉他的一个病人，他正在走上一条“英雄之路”。一组“被绑架者”——每人都有着独立的但相似的经历——写道：
我们中的几个人最终鼓足勇气，向职业顾问们陈述我们的经历，但他们只是很敏感地回避主题，默不作声地扬起一条眉毛，或把这经历解释成一个梦或者白日梦，并且居高临下地“安慰”我们说，大家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不要担心，你们基本上还是心理健康的。”“太棒了，我们没有发疯。但如果我们认真地把自己的经历当成是真事，可能就会发疯了！”
在非常放松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治疗专家，他不但将他们所说的当做真实的并接受了他们的故事，而且知道很多外星人尸体的故事，还知道政府高层人物隐瞒UFO的事。
一位有代表性的UFO治疗专家通过三种方法找到病人：他们按照他的书背面的地址给他写信；他们通过其他治疗专家(主要是专门处理外星人绑架案的治疗专家)介绍到他这儿；或者他们在他演讲之后来找他。什么都还没谈，他们就已对彼此有很多了解。我很想知道，如果病人走进他的大门，却完全不了解通常的绑架案的描述，也不知道治疗专家自己的方法和信仰，那会是什么情景。
另一位著名的治疗专家把他自己关于外星人绑架的文章给病人看，以帮助他们“记起”自己的经历。当他们最终在催眠中回忆起的情景与他文章中的描述报相似时，他会感到很满足。这些案例相似的主要原因，是他相信确实发生过外星人绑架案。
一位UFO权威学者评价说：“如果催眠师对外星人绑架的对象没有足够的了解，绑架的真正本质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从这段评论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治疗专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引导，病人又怎会被引导呢？
有些时候，当我们“沉睡”时，会有从高处倒下，四肢着地的感觉。这被称为“惊吓反射”。也许，这种本能是从我们的祖先在树上睡觉时留下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想象，当我们来到坚实的大地上时，我们为什么不会“回忆起”(多么美妙的词汇)更好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假设，我们头脑中如此多的记忆宝藏中就有那么一些东西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将问题按照某个头脑容易接受的形态编造而成，按照令人愉悦的讲述和倾听好故事的方式，”将某些事情与我们曾经读过或听过的东西相混淆，然后植入我们的头脑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