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纽拉
晨风吹动着草浪
羊儿低吻着芳香
鞭儿击碎了薄雾
歌声唤来了朝阳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
你是我可爱的家乡
你像一朵盛开的鲜花
永远散发着芳香
……
我喜欢草原，呼伦贝尔曾经是我的最为艳羡的梦，这个梦并不因为我的多次到来而消逝，随着时间和交往的延伸，越梦越浓。
在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我认识了已经到呼和浩特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涂建军，他陪伴我进行走访。在建军家，他们总让我喝从180公里外的维纳河打来的泉水。维纳河在大兴安岭北麓维纳山脉北侧的山谷之中，在开阔的地褶皱中，涌出八个泉眼，人们传说这是神水，不同的泉眼流出的水治疗不同的病，八股泉水因此被命名为心脏泉、胃泉、头泉、耳泉、鼻泉、胃酸泉、万能泉、洗浴泉等。人们很难想到这种直接打来的泉水泡沫丰富，味道像汽水一样沁入心脾。
草原的萨满文化已经走入自己生命的衰落时期，这是个回忆多于现实的阶段。这里的老年人多多少少都保留了一些记忆片段，当然其中不乏自己民族的文化专家，他们有的能说，有的能写（比如鄂温克族的哈赫尔、何秀芝），有的能表演。还有几位尚在的老年萨满。有人统计过，到1979年鄂温克族仍然活着的萨满不到10人。可见我们是在流逝的历史长河之河床上捡拾那些珍贵的纪念物。
草原中生活着不同的民族，有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汉族……这里有着不同民族的历史记忆，也有区域性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积累。用鄂温克族一些朋友的话说：鄂伦春族是我们的叔伯兄弟，达斡尔族是我们的表亲（姻亲弟兄）。
我国鄂温克族人口26，315人（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其中22，808人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根据学者研究，由于历史上的迁徙和居住地区的分散与隔绝，鄂温克族曾被人们分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三部分人。其中索伦人最多，从事游牧业、狩猎和农业；通古斯是住在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人，主要从事畜牧业；被称为雅库特的是鄂温克人的一小部分，聚居额尔古纳左旗，主要从事游猎，饲养驯鹿。由于地区分散，从事的生产不同，受外部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被称为“索伦”和“通古斯”的两部分人，很早以前就进入宗法封建社会，而被称作“雅库特”的少部分人，由于从事较原始的游猎生产，生产力十分低下，解放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族公社的历史阶段。
鄂温克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始于20世纪中叶，以郭布库、吕光天、乌云达赉等为主要调查者的实地考察，涉及到该民族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历史文化、语言文学、以及萨满教信仰，这批成果主要收录在吕光天主编的《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以及某些学者个人的著作中。90年代初，以民族学者和民族文化工作者为代表的萨满教专题调查开展起来。这个时期的调查遍及鄂温克族的主要聚居区，调查所获前所未有。收获的主要成果包括一批萨满仪式录像，大批萨满教服饰及其他宗教文物，萨满歌和萨满自传等。90年代末，鄂温克族民族博物馆建立，一批发掘出来的或复制的鄂温克族萨满教文物被集中展示，它代表着迄今为止的主要考查成果。
2003年8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亚乡的11户37名鄂温克族猎民和他们上百头驯鹿，乘坐17辆卡车，从大兴安岭腹地的原始森林，向内蒙古根河市郊三车间——政府建设的新故乡进行“生态移民”。这个消息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报道，这些猎民被称作中国北方“最后走出原始森林的狩猎民族”，而他们的迁移则标志着这个民族彻底走出传统的家园，开始了全新的定居生活。
纽拉是谁？纽拉曾经是大兴安岭中这个“最后走出原始森林的狩猎民族”中著名的女萨满。
鄂温克族博物馆中有一件目前国内最原始的鹿皮萨满服，许多参观者都探问：这是哪个萨满的？回答是：纽拉的。
纽拉去世了，她是1997年7月走的。我在1997年6月下旬还去看过她，当时她躺在自己家中，不能活动了，吃饭和排泄，一切都在床上。（1）她的女儿负责伺候她。
纽拉看着我，我发现她的眼神冒出一股光芒，凌厉刺目，让人发颤。在一阵凝视后，她微微闭上了眼睛，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看到纽拉当时那种目光的人，都不会觉得她会走得那样快。
1986年10月中旬，盟民委邀请纽拉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民族乡举行一次“祭天仪式”，这时的纽拉已近80高龄。她穿好萨满服，手持椭圆形单面鼓，击鼓祭天。（2）仪式是在林子中进行的，献牲是驯鹿，一公一母。杀了驯鹿，以血涂鼓面祭鼓，祭台上摆着鹿头，四个蹄子和部分骨骼内脏。纽拉向神灵说明是为什么祭天（此次的目的是整理萨满教），献了什么样子的牺牲。她时而席地而坐，时而击鼓讴歌，求天神保佑鄂温克人。这个仪式直至深夜，纽拉不时地和神灵交流，苏日台老师说，他听到纽拉求神灵撤去，说她老了，跳不动了，不能再当萨满了。
或许是我们这些民族文化发掘者让纽拉不能停步，她是萨满，她永远是萨满。现在纽拉可以告别自己的萨满身份，回到她的神灵那里，向他们交差。现在的她，是否轻松了许多？（3）（4）（5）
纽拉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她的那件萨满服。它不仅是原始的制作（有许多复制品，而非萨满所用），而且还缀满各种动物神偶和自然神灵的象征物，其中有日、月、星、雷、蛇、天鹅、布谷鸟、鱼、熊、狼、野猪，此外还有象征性的脊椎骨、关节骨、臀骨、肋骨、大腿骨、小腿骨以及血管等。这些物件引起观赏者和研究者的各种遐思，其中的许多奥妙或许已经被纽拉带走了。（6）（7）（8）（9）（10）（11）
纽拉留给我们的还有历史，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历史文化，一条人类曾经走过的道路。如果人类不知道自己的历史，那将是怎样的欠缺？人类精神的滋养离不开历史，离不开各个民族提供给整个地球的那些智慧。我们不应该只是为消逝了的文化唱诵挽歌，还应该做点什么。
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
告别病危的纽拉，我们来到敖鲁古雅乡的街上，这里早已不是纽拉的时代了。街道平坦，房屋整齐明亮，穿着漂亮的儿童都在上小学说汉话，乡医院近在咫尺，学校大楼巍然耸立。只有驯鹿鄂温克人的博物馆还传达着往日的信息。我们顺便走访了几个年轻人的家庭，他们说的汉话十分流利，穿的不是传统服装，吃的不是野生兽肉，喝酒十分普遍，即使是少女，你对她们的酒量也不能低估。
乡长古新军是个年轻的鄂温克人，他最操心的事情莫过于民俗旅游村的建立了。他在不远处的林子里划出一块地，想在其中做些有民族特点的摆设和服务设施。看得出他很辛苦，每天都在他建设的民俗村里奔忙。他带着我们参观，一路讲解着他的各种规划，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大门标志和几个简单的“仙人柱”。
我建议到猎民点去看看，在我的想象中猎民点要比这个民俗村更有文化内涵，那里的一切不是为了旅游参观而特意安排的，而它的特点恰恰最吸引旅游者的目光，把猎民点办好了，一举两得，这叫做无为而治。
所谓猎民点就是鄂温克人在山里饲养驯鹿的地方，近20户40余人承包了驯鹿。他们生活在山中，住在帐篷里面，几个猎民或几个家庭共同放养着驯鹿。
这里的驯鹿遵循的是传统的形式，人们把驯鹿放到山中任其自由觅食，并不跟踪看管。要想锯鹿茸首先得把鹿召回，就见人们随手捡来一些干柴、树枝，点燃它们，浓浓的炊烟向森林飘去，不大功夫就见鹿群向这里奔跑，男人们把回来的驯鹿圈在圈里，（20）在它们中间挑选鹿茸，一旦选中，就把那头鹿按住，割锯它的鹿茸。妇女们向我解释，夏季森林里蚊虻无数，猎民总是要生烟为驯鹿驱赶叮咬它们的蚊虻，每当白烟升起，驯鹿就会向烟雾地方跑去，在夏天，猎民就利用这个方法召回驯鹿。至于冬天，就要给驯鹿喂盐，对盐的依赖，使得驯鹿离不开人。（21）
巨大的鹿茸被锯下以后，（22）上边总是残留着血津儿，有人告诉我，鹿心血是最宝贵的药材，而鹿茸的血滴仅次于鹿心血。所以买鹿茸的话，你要看看里面是否有血津儿。
敖鲁古雅处在激流河与敖鲁古雅河交汇的地方，每逢汛期河水泛滥，民宅被淹，鹿圈被毁。这样持续不断的灾害促使敖鲁古雅所属的根河市政府不得不考虑生态移民问题，目的是让猎民的财产、生命远离每年都要面对的洪水威胁。
1999年，国家出台了10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一次性脱贫的政策，当地政府决定根据这个政策为鄂温克猎民建立定居点，让他们过上永久的定居生活。生态移民的地址选在根河市区西侧的三车间处，政府有意把新的敖乡发展成鹿业养殖和鹿产品加工基地，让猎民们脱贫致富。学校、医院、博物馆、敬老院等也都在政府的建设规划中。这个定居点同时也是民族旅游村，通过它把鄂温克猎民的历史文化展示在世人面前。
然而，在《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25-26版刊载的师欣的《部落之变——鄂温克人的新居》中，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热望却没有得到猎民们的认同，他们认为：“家在哪里无所谓，而驯鹿不能下山”。传统生活告诉他们，驯鹿要寻找人烟稀少，苔藓丰富的地方，这就注定猎民们要跟随驯鹿的足迹，不断漂泊。当地政府圈养驯鹿的计划，对猎民来说还欠缺经验，因此猎民担心害怕这种“生态变革”。同自己世代相传的驯鹿经验相比，他们认为政府指派的饲养员根本不懂得驯鹿。
面对猎民的思想抵触，当地政府决定让步。首批猎民搬迁新址7天后，政府同意首批搬下来的驯鹿返回大山。驯鹿重归山林，猎民们喜笑颜开，不顾山上蚊虫叮咬，各家代表挤在山上的帐篷里值班。现在敖乡新址的48个鹿圈，显得空空荡荡。
猎民们既不愿下山，又急于返回山林，真的就只是出于驯鹿生存方面的考虑吗？
鄂温克族完整的部落社会生活早已经衰落，氏族组织和氏族制度遗留下来的传统所剩无几。曾经那么集中表现驯鹿生活的原始宗教——萨满教，随着最后一位老萨满谢世，成了人们的记忆。残留下来的传统资源就是其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驯鹿。
因此驯鹿是鄂温克族传统的集中展现，对这个民族来说，驯鹿就是“命根子”， 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就建立在他的“根子”上，并由此表现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
驯鹿，在精神层面上，代表着“我们”的意识，使鄂温克人变得荣耀，给他们以活力。
这个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是文化继承的体现，是鄂温克人群体意识的归根处。这是个集体认同的信号，承载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价值，而这一点却没有被当地行政部门充分理解。
这次的生态迁移也揭示了鄂温克猎民在面对巨大的捉摸不定的变化时的一般心态。他们缺少文化上的安全感，用拒绝外部影响来表达自我保护意识。猎民们幻想着与世隔绝的家园能够持续，这种持续通过上山驯鹿的坚守来获得。搬迁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想到此，猎民们都会热泪盈眶。
猎民对传统的坚持让我感动，可是他们能够坚持多久，我不得不发出疑问。看到自己为鄂温克儿童在敖鲁古雅小学校前的拍照，很难想象这些孩子的未来还在山林？是我们的教育缺少点什么，还是我们的猎民在被动的文化改造下必须学习点什么？
当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处于削弱状态时，产生不安全感是极其自然的。我们如果爱护稀少的自然物种，那么也会珍惜少数民族的集体认同和民族文化。在政府的决策中，我们是不是还该加强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倾听他们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关照、解决那些使他们不安的问题。如何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的生计安全，推进他们的经济发展，实现他们的文化利益，这是时代赋予给各级政府部门的重大课题。
当今世界的有识之士都把建立一个高度尊重地方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共同体，当作全球化的理性追求，他们提倡全球共生论（global consociationalism），通过它，那些很不相同的利益多多少少地被系统地结合到一起，以便实现整体的利益。这样的目标不但启迪人们对现代多元主义的理解，也希望人们关注文化差异。这些生动的差异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在展示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上拥有平等的地位。对差异的爱护态度同时也是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