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得到不少日本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宫崎滔天就是支持中国革命最真诚的日本友人。他不仅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中国革命者有着深厚情谊，而且创办《革命评论》，与《民报》密切配合，并肩战斗，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赞颂的佳话。
宫崎寅藏(公元1871—1922年)，原名虎藏，因其别号白浪庵滔天，故一般人都称他为宫崎滔天。他187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宫崎长藏，开明豪爽，曾设击剑道场。几位兄长都是自由民权主义者，哥哥民藏鼓吹平均土地，弥藏主张帮助中国革命，都对他有很大影响。1897年9月，宫崎滔天在横滨见到了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抱负和崇高品质十分钦佩，赞叹“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彼之感想又何其诚挚！”1898年，他把孙中山用英文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第一次向日本民众公开介绍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同年11月，宫崎还邀请孙中山到他故乡熊本县荒尾村住了10天。1900年，宫崎滔天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为之奔走筹措经费和军火，并毅然代替孙中山到广州与李鸿章谈判，保护了孙中山的安全。起义失败后，滔天不得不充当流浪说唱艺人维持生活。1902年，宫崎滔天撰写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着重叙述自己与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深受中日两国进步青年的欢迎。孙中山亲自为该书作序，称他为“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
1905年8月20日，宫崎滔天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并被破例吸收为同盟会会员，他还把自己在东京半多摩郡的住宅提供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行所所址，并在门口挂上民报社的招牌。1906年9月，宫崎滔天邀集萱野长知等日本同志，创办日文半月刊《革命评论》，与《民报》相呼应，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革命。《革命评论》从1906年9月创刊到1907年3月停刊，共出了10期。该刊辟有中国革命大势、东亚记事、志士风骨、革命风流等专栏。滔天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讴歌与声援中国革命。他在《中国留学生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觉醒，中国留学生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中国留日学生“已怀激烈的革命思想，他们的两大主义是建设共和与平均土地，实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他还撰文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革命评论》社与《民报》社之间有着深厚友谊，《革命评论》刊头就是由《民报》主编章太炎亲笔所题。《民报》与《革命评论》还经常互相刊登大幅广告。《革命评论》创刊号上登载了《民报》的六大主义，并向日本人推荐，“欲知中国之新思想，中国民间之实际乃至革命党人之精神意志，不可不读《民报》也”。从《革命评论》刊登的“编辑日志”中还可以看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与《革命评论》社同人互相来往拜访、宴请欢聚的热烈情景。1906年12月2日，《民报》社在东京锦辉馆举行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革命评论》社全体成员都到会祝贺。会上黄兴请宫崎滔天讲话，并介绍说：“君赞助我国革命事业，备尝艰难险阻，百折犹不挠其志”。全场欢呼声雷动。滔天也当场慷慨陈词，愿以牺牲生命赞助中国革命。会场气氛极其热烈动人。《民报》和《革命评论》都对这次盛会作了详细报道。
《革命评论》受到中日两国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欢迎和赞扬。在“飞雁纷纷”专栏里刊登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来信。如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来信称，读完该刊“痛快无比”。《民报》、《万朝报》、《新世纪》等中日报刊也来函祝贺。一些同盟会员和留日学生写信或作诗表达其感情。一封来信说拜读贵报“不禁无限热血奋起，三呼万岁”。同盟会员陈家鼎写了《读革命评论有感》诗12首，其中一首写道：
专制千年是亚东，平权从此唱欧风。
只教点点文章血，流作樱花一片红。
1907年《革命评论》停刊后，宫崎滔天仍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亲自签发委任状，委托他“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滔天为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购买军火，不辞辛苦、贫穷和危险。有一次，日本东京神乐坂警察署的署长设宴招待，企图收买他，要他提供中国革命者的情况。宫崎滔天当场义正辞严地给予拒绝。孙中山闻讯，特地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与敬佩，赞誉宫崎滔天是“血性男子，固穷不滥，廉节可风”。信上还说：“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吾人自问，惭愧何如！”孙中山决定把这件事向中国革命党的同志们广泛宣传，使大家都受到“感激奋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借违反报刊条例为名，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并以不申报发行所地址变更为由，对《民报》主编章太炎提出起诉。宫崎滔天闻讯，立即为之奔走声援，并请日本律师花井、后藤等出庭辩护，还亲自把有关资料译成日文，供辩护律师参考。同年，留日学生编辑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也遭日本政府勒令停刊。滔天又多方活动，终于帮助《云南》重新复刊。
宫崎滔天不仅与孙中山而且和黄兴、宋教仁等其他中国革命派领导人之间也有着亲密的友谊。1905年，滔天陪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去找黄兴，一起在凤乐园餐馆吃饭，促成孙黄的联合和同盟会的筹组。1907年和1910年黄兴两次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之时，都把长子黄一欧寄托在滔天家。滔天待黄一欧就像对自己的亲子侄一样。1908年黄兴父子为躲避高利贷者之逼，也一度匿居东京小石川区宫崎家中。滔天虽然自己生活亦相当困难，仍竭力招待他们。1910年，黄兴自日本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滔天也赶到香港，与黄兴畅谈革命的形势。回国后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宣扬黄兴等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后，滔天在上海遇到黄兴，赞誉黄兴为革命操劳，“晚间三时才睡，清早六时就起床，而不感觉疲劳，真是精力绝伦”。1913年，黄兴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当他得知宫崎滔天生活困难，慨然赠款帮助滔天营造新居，并为之题名“韬园”。1916年黄兴在上海病重，滔天又赶到上海探望，至今滔天故居还保存着黄兴病危时其子黄一欧写给他的短笺：“家严病危急万分，请宫崎先生偕佐佐木(日本医生)来救命，万急！”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宫崎在上海参加了吊唁活动。1917年4月在长沙岳麓山举行国葬，滔天又特地从日本赶来送葬。宫崎滔天对黄兴的真挚友情深深打动了当时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和萧植藩(即萧三)，他们为此联名写信给滔天，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还希望能“一望丰采，聆听宏教”(《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表达对滔天的仰慕之情。
同盟会另一位领导人宋教仁也是宫崎滔天的好友，经常来往。1906年10月，宋教仁患头痛病，住院也不见好转，滔天便主动提出接他到自己家中休养。宋教仁受到滔天一家的殷勤招待、照顾，逐渐恢复健康。养病期间，他们还在一起修订《孙逸仙传》。
位于东京丰岛区西池袋的宫崎滔天故居里，至今还悬挂着孙中山书赠滔天的横幅“推心置腹”，黄兴为滔天夫妇所题横匾“儒侠者流”。在故居中还保存着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其他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大批信件、笔谈、题字手迹与照片等珍贵文物，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宫崎滔天等日本朋友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真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