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907—960年，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与此同时，南方各地与北方山西也先后建立过10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但是雕版印刷却日益扩大起来。
刻书地点以开封、成都、杭州为最有名。
开封为五代梁、晋、汉、周四朝都城，都城内设有国子监，有名的“监本九经”即完成于此。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九经”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由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当时的大学)的“博士儒徒”，依照当时最好的官方范本《唐石经》经文，取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之注，合编成经、注兼有的经本，再经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仔细阅读精校，然后请书法高手以端楷写出，再组织工匠雕刻印刷。这样，从公元932—953年，历经22年时间才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在“九经”刻成后两年，即公元955年田敏又奉命刻印了关于解释经书音义的书《经典释文》。这次刻印的“九经”，因为是国子监印本，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从此，版本学上出现了“监本”这个名词。“监本九经”的问世，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在当时还允许公开出卖，使“‘九经’流布甚广”，因而对于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当时和后来的宋代对“监本”却毁誉不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在他著的《五代监本考》一书中，则给予“监本”以比较公允的评价，他说：“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可见“监本九经”的刻印，是有功于历史的。同时，自此以后，刻书不再是民间书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为历代政府的出版事业，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政府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书也多了起来。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蜀国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为兴盛。因为这里从唐末到宋初，7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们对书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加上又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又有根底，这就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史书记载毋昭裔年少时，向别人借阅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的抄本，人家不肯借给他，他十分气愤地发誓说：“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便叫人刻印了这两部书和白居易编的类书《白氏六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他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刻印“九经”，镌刻《后蜀石经》十三经(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由此蔚兴。毋昭裔对蜀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书籍，已遍销海内了。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许多在后蜀做官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并没收其家产，唯独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术“不烦染翰(以笔蘸墨)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的优点，于是就在公元909—913年，自己出钱，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五年中雕成460多块版，并印刷出来使其广泛流传。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搜集了他的师父禅月大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在公元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都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从而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打下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chu处〕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其中印数可考的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而且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还有两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术水平之高。可是如此大量的佛教印刷品，今日只剩下几卷经卷和少量残损的塔图了，其中有的还落入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国内除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各藏一卷外，私人也略有收藏。常州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卷，保存最为完好，经卷前部刻有“丰财园说法”图，后部为经文，共269行，每行10字，共计2675字。字体古雅，墨色清晰，图文并茂，印刷精良。这卷珍贵文物，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于1985年捐献的。
五代时，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爱好学习，才思敏捷，长于短歌艳曲，尤重声誉，为此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给友人，其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
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就是和凝为该书写的序文，并冠于卷首，使其颁行天下。
还有南唐的京城金陵(今南京)，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还刻印了南朝陈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此外西北的敦煌、东南的福州也都出版过书籍。
敦煌地处偏僻的河西地区，当时驻守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公元1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请匠人雕印了单张的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佛教中的护法天神，是四大天王或俗称四大金刚之一)和《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其中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中心突出，刻画的线条，刚劲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朴而不庸俗，充分表现出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水平。在该像的题记中，刻有“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的愿文。“大慈大悲救苦观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还印有当时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这几种佛像和佛经是迄今传世的写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时期的珍贵印刷品。可惜这些印刷品，后来大多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了，分别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国内仅有的五代时期敦煌印刷品，只有“大圣文殊师利(意为吉祥)菩萨像”(图3)，今藏北京图书馆。这幅单张版画描绘的是文殊菩萨身骑坐狮，驾云而行，普渡众生的故事。菩萨手持如意，稳坐狮背，面目慈祥。背后佛光缭绕。佛像两旁左题“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右题“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图像下是题记，上图下文，结构严谨，笔调简洁，刀法清晰，是一幅十分古朴的印刷品。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当时的闽国国王王审知很重视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写的《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印卖，因此他写了“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可见当时的福州已出现了以刻卖书籍为营生的书坊了。
随着刻书业的发展，收藏图书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国家的藏书也多了起来。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有藏书楼。荆南国的学者孙光宪，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的三位国君李昪〔bian变〕、李璟、李煜都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国君钱镠〔liu流〕的儿孙都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所以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出现，在干戈扰攘时期十分难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刻书业的发达。
图3 五代刻本《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总之，五代十国的刻书事业在印刷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第一，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坊刻开始形成了。第二，刻书地点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当时那些较为安定的地区。第三，明确了雕印书籍分书写、雕版两个工序完成，这就大大提高了印本书籍的质量，因此，一直为以后公私雕印书籍者所遵循。第四，蜀国、吴越的老刻印工的技术和印刷设施，为北宋时成都、杭州印刷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以五代十国虽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期，但是雕版印刷业却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地位。遗憾的是五代印本流传到今天已经很少了，仅有的几种都是残本，而且有的已散失在国外，至于“监本九经”更是一本也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