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从古代的石碑和印章说起。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在石头上刻字。现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国的石鼓。石鼓共有10个，每个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游猎的情景，故又称“猎碣”。现存故宫博物院铭刻馆。这套石鼓的绝对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春秋初年秦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所造。后来，人们把刻上了字的长方形大石块立在地上，这就有了石碑。最初的石碑，原是统治阶级自吹自擂的东西，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巡游各地，就在七处名胜地方刻石立碑，宣扬自己的“功德”。当时的人民也用同样的方法表示对秦朝的不满，在大石块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
汉朝更盛行石刻。从汉武帝起，历代皇帝大多利用石碑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到了东汉末年，石碑成为重要典籍的标准本。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皇帝接受著名书法家蔡邕〔yong雍〕的建议，把校正了的七种经典：《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共20多万字用隶书刻写在46块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本供大家抄写和校对，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图1)(亦称《汉石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据说每天有上千人前去抄写石碑上的经文，或拿了抄本去仔细校对，一时太学门外，车水马龙，拥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节省抄写的烦劳，尤其是避免抄错抄漏的缺憾，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拓〔ta踏〕碑的方法。最早的拓碑方法，是先在石碑上涂上墨，然后覆上一张纸把字印下来；印出的碑文是黑底白字，但字是反的，读起来很不方便。后来改变了方法，先把纸浸湿了贴在碑上，用刷子在上面刷几遍，或者用布包着棉花在上面敲几遍，使碑文凹陷的笔划清楚地现在纸面，然后上墨，这样就拓出了正面的黑底白字，我们称它为“拓本”，而这种技术则称“拓石”，今天我们练字用的“碑帖”，大多数还是用这种方法拓印下来的。用石碑来印书，自然比抄书方便得多，但是却很难普及。平民百姓哪有能力在石碑上雕刻整部的书呢，因此，“拓石”的技术只能给发明印刷术以启迪，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书籍的要求，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在寻求新的印书方法了。
图1 东汉《熹平石经·公羊传》经文残石刻于公元175—180年间
大概在四五千年前，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懂得了在陶器上使用压印的方法了。他们先制出刻着几何纹、水波纹、弦纹等花纹的陶印模，趁陶器坯尚未干燥时，就将印模印在器皿上，这就是印纹陶器。可以说它是最原始的印刷。到了战国时期，印章出现了。最初的印章是铜制的，也有用金或银制的，秦始皇的印章“传国之宝”是用白玉雕成的。使用简牍的时候，印章的用法和现在不同。那时候封发重要公文和私人信件，要在捆扎简牍的绳结处涂上粘土，这叫“封泥”，在封泥上再加盖印章作为封口的印记，这叫做“封”。古时不论公私信件所用木版通常是一尺长，所以叫做尺牍，后人把书信叫做“尺牍”，就是沿用了这个古名称。印章上的文字都是反字。有的是凹下去的阴文，有的是凸起来的阳文，印出来都成了正字。一般印章上刻字不多。汉代流行佩戴“刚卯”，这是一种用玉或桃木刻成的约三寸长的长形四方体的印，上面有孔，可以穿绳佩戴，四面皆有文字，其内容都是驱疫避鬼的迷信之辞，如刻上“莫我敢当”等字，字数约30多个。到了东晋时期，上山修道的道士身上佩戴一种枣木符印，在二寸见方的木块上刻着100多个字，据说是用来驱赶猛兽水怪的。那时候，纸的应用相应广泛了，印章的用法基本上与现在一样。如果把木刻的符印蘸了颜色，印在纸上，那么只要盖印一次，就等于抄写100多字，真是方便多了。我们的祖先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想起把成部的书像刻图章一样刻在木版上，不是比在石碑上刻书容易得多么？于是，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们就选择适于雕刻的梨木和枣木，锯成一块块方版，把誊清校定的底稿反着贴在木版上，按着每个字的笔划雕刻出凸起的阳文。整部的书版雕好后，就可以着手印刷。先用蘸了墨的刷子，在书版上刷一下，让版上凸出的反字都涂上墨，然后把白纸覆上去，再用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取下来，一页白纸黑字的书便印成了。就这样，从石碑、印章、符印逐渐演变，经过无数人的钻研改进，最后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现在很难考证。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说法达几十种之多。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创始于唐朝。
目前可见的保存在国内外的唐朝印刷品比较早的有四件。
其一，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刚经》，这是现存有明确年月记载的最早的印刷品。这卷佛经是用雕版印在七张纸上，粘连起来，全卷长16尺，高一尺，卷首印着一幅木刻的佛教画，上面绘着释迦牟尼佛坐在莲花座上，在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的场面。莲花座前的小桌上供奉着法器，长老须菩提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聆教，神态怡然。座前两侧有两员护法天神守护佛座，周围环立着许多贵人、施主和僧众。他们虔心静听，神色肃穆。佛座前有二狮分踞左右，以表示佛为人中之王。上端还有二飞天驾云旋绕。全图中心突出，人物错落有致，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呼之欲出，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jie介〕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说明了这件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有个叫王玠的人，为了替他的父母祈福消灾而出钱印造的，离现在已经1100多年了，这卷举世瞩目的《金刚经》，不但墨色鲜明，刻镂精美，而且字体端庄凝重，古朴大方；图画和笔法都很纯熟，从雕版印刷技术和木刻版画雕印技巧看，不像是拙稚粗陋的初期作品，而是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可见雕版印刷的发明，一定比这卷佛经印成的时间早得多。可惜我国这部珍贵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精美插图的刻本，连同许多宝贵文物，于1907年已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了，现在还存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里，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
其二，是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座唐墓中发现的唐代雕印的单页咒本《陀罗尼经咒》，这是现存国内的比上述《金刚经》可能还早的印刷品。这件《经咒》印本装在一只空手镯中，约一尺见方，是用唐代名茧纸印刷的，上面正中央和四周均刻有小佛像，其余大部分为古梵文经咒，右边有一行模糊不清的汉字，可以认出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雕印非常精细，墨色浓淡匀称，反映出雕版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一单页咒本，是中文和梵文合刻的最早印本。在这件印刷品上没有具体的印刷日期，但从雕版及其所刻的汉字来看，字体秀劲圆活，具有唐人书法的风格；成都开始设府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的事，以此可以推断印本当在这年之后，而墓葬年代约在9世纪后半期，从而推断这件印本的印刷时间应在公元757—900年之间。印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其三，是1966年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庆州佛国寺的一座石塔中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庆州是古代新罗王国的都城，佛国寺和石塔建成于公元751年。这卷木版印刷经卷，长约20尺，高约21/4寸，是用12块木雕版印在楮〔chu础〕纸上粘连而成，放在塔内一个舍利瓶上的绸袋中。经卷上没有注明年份，但是经文中出现了几个武则天在位时期(公元684—704年)创造的新字，如证字写作，地字写作埊，初字写成，授字写成；同时经文是由中亚细亚古国吐火罗的一个名叫弥陀山的僧侣，在公元680—704年寓居唐都长安时由梵文译出；而佛国寺石塔又完工于751年，因而朝鲜学者考证，它是公元704—751年间刊印的，并且以武则天新字在新罗和日本很流行为理由，推断它是新罗自己雕印的。但是多数中外学者认为，这卷经文是704年由弥陀山译出后在中国印成的，很可能是在佛国寺建成时带往朝鲜作为贺礼的。
其四，是作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于中国的旁证物，目前保存在日本的一卷《妙法莲华经》里，它是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是印在黄麻纸上，经文中也使用了武则天的新字，因此二者很可能是同一时期的遗物。以此，我们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唐朝的印本，而不是新罗的印本，恐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这个印本字似欧(阳询)体，结构匀称，线条优美，刻印极工，它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还要在这卷佛经问世之前。
除了上述四件可见的印刷品之外，在唐朝文献中提到印刷的还有好几处。
《旧唐书·文宗纪》里说：“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原来在古代颁布历书是皇帝的特权，当时四川、江苏、安徽等地，每年在官历颁发之前，民间私自印的历书已经布满天下了，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以致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这件事反映了文宗时候民间私印日历的盛行。
再有，著名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诗集《长庆集》作序，其中有“缮写模勒，衒〔xuan绚〕卖于市井”这句话，一般认为“模勒”就是印刷。当时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深受人民喜爱，因此有人雕版印刷出来，到处叫卖。这件事发生在公元825年。
再往前，唐代有一部著作中谈到，著名高僧玄奘于公元629—645年间访问印度，回国后，曾“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印数相当可观了。
还有一条后出的史料，就是明朝享有盛名的史学家邵经邦，在他著的《弘简录》中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36岁死了，她生前著有关于封建社会妇女修养的书《女则》10卷，唐太宗认为此书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所以为了让“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梓行”就是雕版印行。这部书可以说是最早的刻本，其时间大约在公元636年或稍后。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追溯到贞观(公元627—649年)年间，只不过上面提到的印刷品都没有流传下来，还缺乏实物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