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墓及附属建筑合称为陵寝。我国自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至最后一个封建制王朝清代历时3000余年，其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和地方政权共有帝王500余人。至今地面有迹可寻、时代明确的帝王陵寝尚有100多座(处)，分布在全国的半数以上省区。我国的帝王陵寝不仅数量众多、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布局严谨、建筑宏伟、工艺精湛，具有独特的风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帝王陵寝虽出现于夏商时代，但陵墓的形制、葬具、礼仪等基本的埋葬制度却起源于更早的原始社会。
大约在18000年前生活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墓葬，并随葬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工具、用具、装饰品。此后是长达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各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分属不同族群的墓地。这些墓地都属于以血缘划分的氏族公共墓地。死者的位置、头向、葬式、葬制以及随葬器物的组合、数量都有一定的规律，每个成员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
距今约4000—5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变化在墓葬中的反映是许多地方发现了形制大、随葬品多而精美的大墓和女子附属于男子的夫妻合葬墓。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的133座墓葬中有14座使用了木质棺椁，每座墓的随葬品约三四十件，最多的一座达180多件。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和地域都和“夏”有密切联系。在已发掘的1000多座墓葬中仅有大型墓九座，占总数不到1%。这些大墓排列有序，死者多系男子，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内放置棺椁作为葬具。各墓随葬品数量多达一二百件，包括成套陶、木、玉、石等质地的乐器、兵器、工具及各种生活用具，其中一部分是具有礼仪性质的礼器。陶器外表施以多种颜色的彩绘，纹样有云纹、回纹等，一件陶盘内壁彩绘着可能属于氏族部落标志的蟠龙纹。彩绘木器有案、俎、几、盘等。一件石灰岩打制的特磬长80多厘米。另外还殉葬整猪或猪下颔骨等。这些大墓的形制继承发展了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中下游各部族的墓葬特点，并奠定了以后数千年我国中原地区墓葬的基本形式。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初，禹之子启自立为王，王位改为世袭，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此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历代帝王不仅生前营建豪华的宫室，死后还要建造宏大的陵墓，希望继续享乐。至秦汉时期，陵墓及各种功能的附属建筑已构成一组布局严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祭祀礼制及陵区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秦汉以后历代陵区、陵园的布局，各类建筑物的设置、结构、功能，陵墓的构筑形式，殉葬品的种类、组合等各方面既有沿袭继承，又有发展变化，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陵寝则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本民族的葬俗。历代陵寝及其变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自夏商以后，历代帝王陵墓都按照家族血缘关系，实行“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埋葬制度，集中在一个地区。在陵墓和附属建筑的周围还划出一定的地带作为保护、控制的范围，称为陵区。陵区占地之大非常惊人，周长少则十数里，多者百余里，甚至数百里。陵区的各种建筑物都有周密的规划布局。陵区的设置最迟在商代晚期即已出现，一直延续至清代。陵区一般都选建在离都城不远的地方。东汉以后陵区选择受堪舆之术的影响，大多背山面河或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帝王都埋葬在安阳洹水以北，武官村与侯家庄一带，隔河与小屯宫殿区相对。陵墓排列比较密集，形成相对集中的陵区。两周国君和列国君侯也都建有自己的陵区。有的建在城外平川地带，有的建在都城外的丘陵地带，有的则建在城内一隅。各陵的排列已有一定的规划。
西汉帝陵分布在长安西北二道原上，东西一线排开，绵延数十公里。唐代18座帝陵分布在关中盆地北部二道原上和北山各岭，东西绵延100余公里。各陵分布较为分散，可以自成陵区，但它们的排列又有内在联系，也可以视为一个统一的陵区。
东汉、南北朝及北宋的帝陵大多以几个帝陵为一组，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较小陵区。明清二代陵区的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每个陵区都以一个主陵为中心，其他各陵按左昭右穆顺序排列。这种集中陵区的设置，既便于管理还可以造成一种宏大的气势。
秦和西汉时期在陵区附近设置城邑，并以陵号命名，称为陵邑。秦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年)为修建陵园设置了丽邑。西汉成帝以前各陵都在附近设置陵邑，迁徙关东豪族和功臣贵戚供奉陵园以便进行控制。此后各代陵墓未再设置陵邑。
陵园可能出现于东周时期。初期的陵园，有的利用天然沟崖作屏障，多数则在陵的四周挖掘隍壕或夯筑围墙。陵园一侧有门，园内除陵墓外，没有其他附属建筑。
到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陵园建双重垣墙，外城四角设警卫用的角楼。根据当时以西为上的惯例，整个陵园坐西朝东。陵园内有寝殿、便殿、左右饲官建筑和陪葬坑。陵园以东有陪葬墓区和兵马俑坑。
陵墓上建造用于祭祀的建筑起源很早，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到战国时代，诸侯国君的陵墓上这种建筑已经普遍存在。秦始皇不但生前就在渭水以南为自己建立了宗庙，设立神主，并在陵侧建寝，设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祭祀。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陵园平面呈方形，只有一重城，陵墓居陵园中央。诸陵方向都坐西朝东。在四面门阙中，东门和北门较宽大，和长安城宫廷门阙的规制一致。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寝殿建在陵园内，陵庙则建在远离陵墓的都城内。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仿照生前宫室位置，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寝殿等建筑从陵园内移到陵园围墙以外，其方位则因地势而定。景帝时，在文帝霸陵旁边建庙，此后这种陵旁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
东汉时期，陵园布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自明帝开始，陵园四周不设垣墙，代之以“行马”(木制警戒设施)。陵寝改为坐北朝南，和洛阳宫城方向一致。废除了陵旁立庙的制度，而在陵墓前建“石殿”专供定期朝拜和祭祀大典之用，以加强墓祭功能。这对唐宋以后献殿、上宫等的设置影响很大。各陵前普遍设置神道及石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经济凋敝，多数帝王不得不暂时放弃秦汉以来建筑豪华陵寝和厚葬的制度。北方的魏、西晋及十六国时期的君主，或者惧怕遭到盗掘，或者采用本族葬俗，大多采用“潜埋”方式，不起坟丘，并废除了建造陵寝及上陵礼仪。北魏孝文帝时，由于政治上、经济上趋于稳定和发展并推行了汉化改革，开始恢复汉代的陵寝制度。如大同市方山永固陵(文明太后陵)不仅有高大的坟丘，前面还有属于祠庙性质的石构建筑以及石阙、石刻等。东晋南朝帝陵多因山为体，方向依山川形势而定，没有一定规律。墓前建享堂并恢复了汉代的上陵礼仪。陵前辟有较长的神道，两侧设置石刻。
唐代陵寝不仅规模超过前代，而且布局更为周密。从乾陵开始，陵园的平面布局全部模仿长安城的规制设计。陵园坐北向南，从后到前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陵墓和祭祀性建筑。墓上建高大的坟丘，高踞陵园北部。墓前建献殿(寝殿)供上陵朝拜、举行重要祭典使用，四周筑围墙，每面各辟一门。这种前朝后寝的布置类似长安城的宫城。供灵魂起居及宫人、官吏居住的寝宫(下宫)大都建在陵园西南方数里的地方。这种将献殿和寝宫分建两处的制度，更突出了祭祀典礼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为阙及神道。陵园南门(朱雀门)向南，有三对土阙。之间的神道两侧陈设石人、石马等。这一部分象征长安城皇城的三省、九寺等衙署。第三部分为前方两侧星罗棋布的陪葬墓。这一部分类似长安城外郭城的坊里。整个布局以南门为正门，以南北向为中轴线，东西对称，体现了南面而立、北面而朝的设计思想。唐代陵园的布局对后代帝陵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宋陵园的布局基本沿用唐代的制度，只是下宫从陵墓的前面移到了北面。南宋诸帝死后，为了日后归葬中原，因而只建临时性的陵墓，规模小，建筑简单，既无陵台又不置石刻群，称为攒宫。陵墓前面建上宫和下宫，布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上宫在前，内设献殿。元朝沿用蒙古族的“潜埋”葬俗，不起坟，葬后让马把地面踏平，无陵号，不建陵园。
明清陵园的布局，基本上沿用唐宋的规制，并受当时宫殿建筑格局的影响，废弃了上、下宫分离的布局，把各类建筑集结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陵园由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墓和献殿用垣墙隔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建筑群体。前部包括两个院落：第一进院除陵门外，两旁设碑亭、神厨，神库；第二进院中的献殿是陵墓的主体建筑，规模扩大、两侧建配殿，并废止前代宫人居留、侍奉起居的旧制，更加突出了陵寝的朝拜祭祀功能。后部建筑为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整个格局充分体现了前朝后寝的宫殿建筑模式，显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宏伟庄严。
阙是陵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陵前建阙大约始于西汉，起源于宫门外立阙。从景帝阳陵开始，汉代各陵都在四门外建立双阙。据文献记载，当时皇帝用“三出阙”，即中间为正阙，两侧为相连的子阙。现存汉陵的阙基为夯筑，残高三一五米，面宽约38米，进深约九米，可能就属“三出阙”。当时阙的上部采用木结构，早已无存。东汉时出现仿木结构的石阙，目前国内现存的有20多处，多属东汉晚期墓前的石阙。阙分为基、身、楼、顶几个部分，外表雕出柱、枋、斗拱、窗以及椽、瓦饰等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很少用阙。唐宋时期陵前建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陵园南门外设多重阙。除园门外建阙，还在神道南端建高大的内外二重阙，分别称为鹊台和乳台。阙均夯筑，外砌砖石，上建楼观。在昭陵和乾陵的陪葬墓，如阳城公主、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的墓道壁画上可以看到唐代阙的形象。明代以后，虽然在陵前不再建阙，但是还可以从其陵区入口处看到这种遗制。如明十三陵大红门建于蟒山和虎山之间，两侧山峰突起，利用自然形势构成阙的形象。
文献上大多记载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如《礼记·檀弓》中记载了孔子为父母的墓建造坟丘并认为此前没有坟丘，即“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但考古发现表明，商周时期奴隶主上层统治者的墓已有封土，只是不甚高大而已。自战国中期起，赵、秦、楚、燕、齐、韩等国的君主死后，都营建高大的坟丘，并尊称为“陵”。即指其高大如山陵，也象征着王权的尊严、地位的崇高。坟丘都经过夯筑，非常坚固，形状大体分为圆锥形和覆斗形两种。
秦始皇陵的坟丘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坟丘，全部用夯土筑成，平面方形，整体呈覆斗状。汉代陵墓的坟丘也呈覆斗状，称为“方上”，高低、大小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唐代陵墓平地起坟者仍以方形覆斗式为贵，其中又以双层台阶式级别最高，对坟丘的高度也有等级规定。这种坟丘形制沿用至宋代，并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存吉林集安高句丽的一些石筑王陵和西藏吐蕃时期的藏王墓都采用这种形制。高句丽的太王陵坟丘用巨大的花岗岩条石砌筑，呈方锥台形，边长66米、残高14.8米，号称东方金字塔。唐代以后，帝陵中出现了圆形坟丘。如南京南唐二陵，成都前蜀永陵坟丘都作圆形，并在下部砌条石基础，保护封土。西夏陵的坟丘作八棱形或圆锥形塔式，较为特殊。到明代，太祖朱元璋建孝陵时，受南方传统影响，坟丘改为圆形，称为宝顶。清代沿用此制。宝顶周围砌砖，上有墙，称为宝城，明代多为圆形，清代多为长圆形。前部建方城明楼，整体构成城堡式建筑。
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平地起坟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如文帝建霸陵“因其山，不起坟”。这种形制在当时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都有发现。此后南朝一些陵墓也在山腰建造墓室。这种形式使陵墓气魄更加宏伟，远胜于积土为坟，因而唐代陵墓普遍采用。关中18座陵中就有14座采用这种形式。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建造大型墓室。商王陵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室有的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亚字形。有的南北两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中字形。两周时期以及西汉前期诸侯王陵墓的墓室仍然保持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汉代陵墓的墓室称为明中、方下或玄宫，整体结构宏大坚固。四面居中各有一条墓道，称为羡道，通墓室处有羡门。相对的地面道路称神道。明中内用木材构筑椁室，椁室正中为木棺。据记载，自周代起棺椁制度已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诸侯的葬具为多重棺椁。椁室四周用一端向内的黄柏木堆叠，称为“黄肠题凑”，内部间隔出回廊等。
西汉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凿山为陵的墓室多为横穴式，并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部分。竖穴式墓则改用砖和石料构筑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院落。这种墓室结构起到了椁的作用，因而墓室内的葬具只有棺而无椁。随之周代以来关于棺椁的礼制也逐渐废弃。已发掘的汉代规格较高的砖结构墓葬，墓室内多绘有彩色壁画，或有模印的画像砖。石结构的墓室则大多雕刻画像。画的题材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以外，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各种场面。据此推测，帝陵的玄宫一定更加宏伟华丽。汉代以后砖石发券或叠砌的墓继续应用，形式、结构不断发展变化。唐代“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其墓室结构和平面布局是模仿帝王宫殿设计的。明清时期帝王陵的玄宫规模更加宏大，用材更加考究。明定陵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甬道等部分组成，完全仿照宫殿的前朝、后寝、配殿和宫门建造，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下宫殿。
夫妻合葬墓在西周已经存在。陕西宝鸡西周中期的〔yu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汉代帝后仍然采取异穴合葬方式。《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载：“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除了高祖与吕后在同一陵园，此后各陵全部是帝后各筑陵园，改变了前代两墓并列的作法。唐代皇后合葬于帝陵，不再单独建陵。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建陵园于帝陵的背后一侧，形制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多无陵号。明代采用唐制，皇后合葬于帝陵。到了清代，帝后合葬制已经不很严格，有的帝后同陵，有的帝后不同陵。后陵规模较小，唯独慈禧的定东陵例外，其建筑规模与豪华远超过咸丰皇帝的陵寝。帝陵的附近附有妃嫔的园寝，但规模低于帝后一等。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中。这些随葬品包括礼仪性质的礼器、明器和各种日常用品、艺术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尤其是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和丰富。经过历代的破坏和盗掘，这些随葬品多已散失或被破坏，仅存的一小部分，大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商王墓中的随葬品以青铜器最为突出，其形体之大，制作之精，为后代所不及。其中的司母戊鼎是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两周时期诸侯王墓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饮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成套配备，品类齐全。其中鼎和簋〔gui鬼〕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比重显著增加。汉代厚葬之风空前严重，墓内随葬品种类、数量剧增。其中青铜器减少，并已失去“礼器”性质，改以珠玉珍宝和生前各种实用器物为主。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玉衣入葬，玉衣按地位高低有金镂、银镂、铜镂之分，皇帝用金镂。
我国丝织业发达很早，古代号称丝国，随葬品中丝织品数量甚多，可惜因难以保存，所以留传下来的不多。考古发掘中，商周时期即有丝麻织品出土，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丝织品已有许多种类。汉代墓葬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更为齐全，有平纹组织的绢、纱，单色起花的绮、罗，彩色起花的锦，以及刺绣、印绘等。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量不足50克，充分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明代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物，包括大量的织锦，是研究纺织史的珍贵实物。
我国是瓷器的故乡，古代瓷器产量之大、工艺之精在世界上均居于首位。历代陵墓随葬品中瓷器数量巨大。从商代的原始瓷、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唐代的三彩，直到宋元明清的各种精美瓷器，在陵墓中都有出土，充分反映了我国陶瓷工艺源远流长，技艺高超。
历代许多陵墓中还随葬有金、银、玉、石、竹、木、纸等质地的简册、文书等。五代时温韬盗掘唐代帝陵时，看到太宗昭陵墓内“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也随葬在墓内。可惜这些宝贵文献都已毁失不存。明代定陵出土的皇冠，全部用纤细的金丝编织而成，是一件极为出色的工艺品。清代慈禧皇后随葬各种稀世珍宝，但惨遭盗掘，已大部散失。
除了随葬大量物品外，帝王陵墓还用活人殉葬和祭祀，称为“人殉”和“人祭”。这种残酷的杀殉制度开始于商代。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商代晚期帝王墓中杀殉的人仅一个陵墓就多达160多人。杀殉的人中有墓主人的侍从、卫兵、各种勤杂人员，以及其他奴隶。
西周前期杀人殉葬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种残酷的杀殉遭到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绝迹。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曾下令杀后宫无子女者及诸公子殉葬。人殉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到汉代已经终止，但直到封建社会晚期，其残迹仍然可在一些帝王贵族的大墓中反映出来。如明代英宗以前，妃嫔大都殉葬从死，据记载，明太祖孝陵殉葬的妃嫔竟多达40余人。
殉葬中除用人殉外，还使用牲畜，其中以马和狗最多。大多埋在陵墓附近，另设坑穴。这种制度自西周以后，几乎成为定制，战国时代更为流行。每个陵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其规模依墓主身份而定。临淄齐故城内齐公墓殉马估计全部可达60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中最大的一个埋车12辆、马72匹。西汉前期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不再单设车马坑，数量也大为减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一般改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据文献记载：汉代帝陵中还将供游乐的禽、兽殉葬。薄太后陪葬坑中即曾出土犀牛和大熊猫骨骼。
陵前设置石刻群，大约从汉代开始。其作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表示战功和成就，一种是象征警卫与仪仗。现存汉代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共16件。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唐太宗昭陵北门内，陈列14件少数民族首领石像，门内东西两庑〔wu五〕陈列六匹骏马，也是为了显示太宗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与战绩。
南北朝时期，陵墓前模仿宫廷设置警卫的形式，普遍设置大型石人和石兽，有象征吉祥、驱除鬼怪和警戒保卫的作用。所设石刻的种类、数量、大小有等级区别。北魏孝庄帝静陵的前面，曾出土一件石人和一个石人头，石人双手握剑，显然属侍卫武士。南朝陵墓前面神道两旁所立石刻为石兽(麒麟)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自唐代高宗武则天的乾陵开始，由文武大臣和珍禽异兽组成的大型石刻仪仗队基本形成定制。南门神道两侧设置石柱、飞马、驼鸟各一对，石马及拉马人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另有用以显示文治武功的少数民族首领石像。宋代以后，历代帝陵石刻基本沿用唐代制度，但在品种和数量上有所变化。如石人分为文臣、武将两种，增加了独角兽、象、骆驼等大型动物和神兽。
陵前石刻多为一块巨石雕刻而成。手法有线刻、浮雕和圆雕，大部分造型浑厚，手法细腻，形态逼真，显示了我国雕刻艺术的悠久传统。其中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骏石刻堪称我国石刻艺术的杰作。
陵前立碑大约始于东汉。当时不仅达官贵人如此，一般庶民也立墓碑。已知帝王陵墓前立石碑最早是在南北朝时期。陵前神道左右立碑一对，碑身正中刻文字。唐代帝陵和许多陪葬墓前都有石碑。现存最重要的是乾陵神道北部两侧的“无字碑”和“述圣记碑”。“述圣记碑”为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内容颂扬高宗的文治武功。北宋时期陵前不立碑。明代恢复唐代陵前立碑的制度，不同的是把碑立在神道南端，并建宏伟的碑亭。碑文由嗣皇帝撰写，历书先帝一生功绩。清代陵前立碑基本沿用明代制度。
帝陵附近附葬配偶和人殉以外的人，其坟墓可统称为陪葬墓。汉代以前的陪葬墓性质比较复杂。据《唐大诏令集》记载：“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但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代已有陪葬墓。西周以后陪葬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安阳殷墟商王陵附近发现少数中型和小型墓。卫侯墓、赵王陵、魏王陵、秦王陵以及秦始皇陵的附近也都分布有中小型墓。这些墓位于王陵近旁，数量不多，身份地位较高，当属陪葬墓。陪葬者的身份大抵是国君的侍从或公族。其中有的可能属于从死殉葬，有的可能是同族埋葬。
西汉时期自高祖长陵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有很多陪葬墓，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墓地位于帝陵的前方，排列整齐。数量最多的是长陵，现存坟丘60多座。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皇亲国戚。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为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有的还将子孙附葬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从西汉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分析，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多为朝廷的重臣、名相。而西汉晚期，元、成、哀诸陵的陪葬者则或为外戚，或为佞幸，或为妃嫔、宫人。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政治上的兴衰和变化。
唐宋时的帝陵，沿袭了西汉的陪葬制度。在积、李靖、尉迟敬德等均属开国元勋，达官显贵。玄宗泰陵的陪葬者中，皇亲国戚所占比重大为增加。中宗定陵的陪葬者已经全部属于皇亲国戚。从昭陵陪葬墓的位置分析，是按照死葬时间的先后排列的。唐代陪葬墓受汉代的影响，均在陵前一侧。宋代的陪葬墓则多在帝陵的背后一侧，这显然和宋代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形势有关。西夏受唐宋的影响也实行陪葬制度，陵区内有不少陪葬墓。
宋代以后，陪葬制度被废除。明初一些功臣如徐达、常遇春虽葬于南京，但都在紫金山之阴，与孝陵隔山相背，不在一个陵区内，不属于陪葬性质。清代帝王陵区虽建有单独的妃嫔园寝，但属于帝后合葬制的一种形式，与陪葬制度不同。
历代帝王陵寝和陵寝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不仅反映意识形态上的礼制习俗，而且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保存至今的陵寝建筑以及大量的随葬品、石刻等文物更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今天它们已为广大人民所有，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也是旅游观赏的对象和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