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无法解释的是……卡夫卡的写作艺术，那是一种似乎畅通无阻穿过原始森林的散步，又好像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中徜徉；一种做出正在把结打开的姿态，而实际上却把结拉得更紧的能力，一种打开所有可以用得上的灯，却同时把世界推入黑暗中去的力量。
——埃利希·赫勒
据说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巴尔扎克一生穷困潦倒，却有贝多芬乐曲中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气；可是20世纪的现代派作家卡夫卡的手杖柄上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相隔一个世纪的时间，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作家竟然感到人是如此的脆弱。
这个被一切障碍粉碎的作家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一生正是奥地利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国家在种种危机下动荡不安，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在一股股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濒临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埋葬了旧的帝国，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确立，可是旧的冲突并没有随着帝国的灭亡而灰飞烟尽，新的国家却带来一层层新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除了危机和动荡，看不到希望。在这样的社会里，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既不能固守平静安宁的日常生活，又找不到美好生活的出路。在新旧观念的搏击中，在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卡夫卡用独特的笔来书写这个异化的世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丑陋不堪的世界。惶恐、不安、迷惘，构成了他的创作基调。在他的作品中，那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隐在作品的后面；透过社会现实，卡夫卡深刻思考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历史、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人的处境、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的困境令他忧心忡忡；在他的作品中人无法找到作为万物灵长的自信，惶惑不安、无能为力是人的普遍处境。
卡夫卡今天被视作现代派的鼻祖，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可是在他的时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作家，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创作的巨大意义。我们今天还能从整体上看到他较丰富的创作，这都要归功于引导卡夫卡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马克斯·布罗德先生；卡夫卡临终时嘱托他烧毁所有的手稿，但他没有遵照遗嘱，而是整理出版了他的文稿，最终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营造了“一座永无出路的迷宫”，这是他的小说的世界模式；读卡夫卡的小说，就好像在经历一个个令人恐怖的梦：人物言行古怪，场面变化空兀，人、物亦真亦幻，背景不明不白，气氛萧杀阴沉。想解其中味的读者虽然费了不少苦心，但仍如雾中观花、难辨真伪、难评是非。这正是这位现代派巨匠的一个卡夫卡式的标志——非理性的梦幻性。
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包括《城堡》、《美国》、《审判》、《变形记》、《地洞》等。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讲述的是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以后还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相信自己无罪，认定是法院弄错了。他不甘于对命运屈服，公然同法庭展开了一场毫无希望的诉讼战，挑战不公平的法庭。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可是随着法庭审理的进展，他日益陷入他自己的案子而不能自拔；他为了自己的案子到处奔波，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案子上，他以为总有一天能真相大白，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为此他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可是他为自己奔走的一切努力都等于零，冥冥之中的命运使他无法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他的抗争失败了。K最后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他的小说《判决》（1921年）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他在母亲去世后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给一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他去看父亲，可是父亲怀疑他没有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父亲接着又转移话题，嘲笑格奥尔格欺骗，因为父亲一直在跟那个朋友通信，并且已经告诉他儿子订婚的消息。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儿子跳河而死。小说中的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是一个典型的暴君，他仅凭几句话就粗暴地逼迫清白的儿子自杀。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表面上是在显示两代人的冲突，而在深层次上它揭示的是在权威和凌辱之下人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主人公也做了一些反对父亲的抗争，试图埋葬父亲，确立自己的地位。小说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
《地洞》（1923—1924年）是卡夫卡后期的代表作。主人公是一只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我”提心吊胆，老是担心会受到外来的攻击，于是修筑了坚固的地洞，并贮存了大量的食物。虽然如此，“我”仍然惶惶不可终日，总是风声鹤唳。不断地改建地洞，不停地把粮食运来运去，时时提防外来敌人的攻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但是实际上困扰它的是心中的冲突，无法平息内心的冲突，它只能不停地挖掘新的地道。小说反映了普通小人物在一战前后失去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惊惧。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中篇代表作，人的异化是它的主题。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有人一梦到大槐安国享尽荣华富贵的小说，可是梦醒之后他终于知道是做了一个梦。可是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列在早晨却真的成了一只甲壳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列·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人的思想，虫的外形使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异化关系，亲人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废物，慢慢地对他冷漠了，亲情的那层纸被戳破了。小说在这个怪诞的故事中暗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存在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而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虫性”增加，人倒好像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了自我。小说也表现了“卡夫卡”式的艺术特色：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悖理与合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描画出一幅看似反现实实则处处现实的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