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
——屠格涅夫
每一个音响里都洋溢着明亮的诗意。
——谢德林
19世纪俄国着名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4年）是位卓有才华的艺术大师。他是文学上的多面手，举凡诗歌、小说、戏剧等都很有造诣。他的作品描绘了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展示了人们的美好心灵。
诗歌《巴拉莎》（1843年）、《地主》（1846年）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步。他的《猎人笔记》（1847—1852年）的发表是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书中他广泛地描绘了庄园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全书充满对备受欺凌的下层人民的同情。50至60年代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屠格涅夫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使他享誉世界的6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出色。
与时代共进退、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大特色。他创作的全盛时期适逢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向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转折的时期。这一阶段俄国生活中重大社会现象都不曾逃脱作家敏锐的目光。他最关心的则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就是一部俄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编年史。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充分暴露了处于农奴制时期的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去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这是作家创作《罗亭》的动因。
罗亭是4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信仰科学，关心现实社会问题，具有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能感染人、吸引人。他虽然具有过人的天赋和才智，但这一切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他不会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罗亭式人物脱离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作家根据同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巴枯宁、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等的性格特征融合成罗亭。所以高尔基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取自现实的形象经过作家之手而成为典型，罗亭这个人物才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的典型，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继奥涅金、毕巧林以后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多余人形象。
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长篇《父与子》（1862年）刻画了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两派间的思想冲突。《父与子》通过父辈与子辈的冲突来表现这一主题。巴扎罗夫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的年轻一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而巴威尔和尼古拉则代表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老一代人。在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上，尼古拉比较温和，希望理解子辈，想跟上时代，只是不太成功。巴威尔则固执已见，对年轻人的反叛耿耿于怀。父与子的冲突在广义上表现为巴威尔和巴扎罗夫之间的对立，作者在巴扎罗夫身上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
巴扎罗夫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充满自信，具有锐利的批判眼光。他批判老百姓的落后迷信。他的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他与巴威尔的论战上。巴扎罗夫以他特有的简洁、粗鲁的话语给巴威尔以强有力的反击。他绝不屈从权威，是个具有自主精神的人，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也带有年轻人特有的偏颇和极端。但他还是以自己的精神优势压倒了对手。巴扎罗夫吻费涅奇卡，在巴威尔看来，是严重地侵犯了贵族的权利，也是他们之间对立观点的继续发展。决斗暴露了巴威尔的偏狭、虚弱和做作，显示了巴扎罗夫的豁达、镇定和自信，双方精神力量的强弱在此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巴扎罗夫还是行动的巨人，他批判贵族的空谈。他自己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他具有实践能力，重自然科学研究。他的行动标准是：“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他在爱情上也是一个行动的巨人。当爱情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绝不回避躲闪。屠格涅夫写出了在否定爱情的巴扎罗夫内心，爱情是如何萌芽、发展的，写得真实可信。但是巴扎罗夫在爱情受挫后一蹶不振，直至死亡。巴扎罗夫身上尽管有瑕疵，但他毕竟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俄国“新人”形象，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
屠格涅夫也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