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是人所能够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
——乔叟
莎士比亚或许是英国最有名的诗人，可是他却无缘于英国诗人之父这个称号，为英国诗歌导先路的是在他200年前的诗人乔叟。1343年出生的乔叟是伦敦酒商的儿子，十几岁起进入宫廷当差。1359年随爱德华三世的部队远征法国，被法军俘虏，不久赎回。乔叟与宫廷往来密切，当过廷臣、关税督察、肯特郡的治安法官、郡下议院议员。他曾因外交事务出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到过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有机会遇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乔叟在庇护者失宠期间，被剥夺了官位和年金，经济拮据。他曾写过打油诗《致空囊》，给刚登基的亨利四世，申诉自己的贫穷。1400年乔叟逝世，安葬在伦敦威斯敏特斯教堂的“诗人之角”。他首创的英雄双韵体为以后的英国诗人广泛采用，因而被后人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乔叟把属于中古英语的东中部方言（伦敦方言）发展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他又善于继承和吸收法国诗人和意大利诗人的诗歌技巧，并且运用这些技巧来丰富和提高英诗的表达能力。在《贞节妇女的传说》(1386年)里，乔叟第一次使用十音节双韵诗体。这个诗体非常重要，因为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年)就是用这个诗体写成的。这个诗体后来演化成为“英雄双韵体”，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垄断了英国诗坛。除上述作品外，乔叟还写了爱情故事长诗《特罗伊拉斯和克莱西德》(1385年)。
1387年是乔叟创作的成熟期。他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总序。他一生的最后十几年大约都用在写这个故事集上面，但并未完成。尽管如此，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在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集当中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乔叟的故事集不仅是一个故事集，而且还是一个艺术整体。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乔叟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结晶。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内容如下：一群香客聚会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一家小旅店里，他们准备到离伦敦70英里外的坎特伯雷城去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阿·贝克特的圣祠。作者在总序里对每一位香客都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连诗人（乔叟）在内，香客们一共是31位，代表中世纪英国社会的各阶层。骑士和他的儿子见习骑士代表贵族阶级和骑士精神，伴随他们的是仆人，一名自耕农。接着是一群教会人物，为首的是一位女修道院长，侍候她的人有一名尼姑和三名教士。其他的教会人物有一位和尚和一名托钵僧。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有一位商人、一位牛津大学学生（在14世纪，大学生也属于僧侣阶层，毕业后要担任神职）、律师、自由农民──一位富有的中等地主。还有一群城市中间阶层人物，如一名衣帽商、一名木匠、一名纺织匠、一名染坊工人、一名制挂毯的工人以及一名厨师、一名船员或水手、一位医生。巴斯城的妇女──“新女性”的代表，她经营织布生意很赚钱。乡村牧师──僧侣阶层中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成员，其在乔叟笔下却是十分高贵的人物。农夫──他是乡村牧师的兄弟，是一个穷苦的农民。还有磨房主、粮食采购员、田产经纪人、教会法庭的差人、教会经售赎罪券者。香客中后两种最不齿于社会。最后还有诗人乔叟本人。晚饭后，旅店主人哈里·贝利建议香客们在去坎特伯雷城的来回路上各讲两个故事，他自告奋勇作向导，并担任裁判，看谁的故事讲得最好，可以白吃一餐好饭。总序到此结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其余部分包括故事和衔接段落。乔叟没有完成他的预定计划，故事集只有23个故事，其中有两个（厨师和见习骑士各自讲的故事）没有讲完。还有7处缺衔接段落。大多数的故事和总序一样，都是用双韵诗体写成的，只有两个故事是用散文写的（一个是诗人乔叟自己讲的《梅里白的故事》，另一个是乡村牧师讲的故事）。还有4个故事（律师、女修道院长、牛津大学学生以及第二个尼姑各自讲的故事）是用七行诗段（称为“君王诗体”）写的。另外，和尚讲的故事是用八行诗段写的。
在教士讲的《狡猾的狐狸》和《虚荣的公鸡》的故事里，《坎特伯雷故事集》幽默讥讽的特色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教士用学者的口吻讲话，或者搬弄华丽的词藻，或者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讲述的却仅仅是一个关于公鸡、母鸡、狐狸的动物故事，传达的只是街头巷尾的琐闻。这种气势和内容的脱节，产生了一种幽默、滑稽的艺术效果。例如公鸡趾高气扬的神态在狐狸面前一扫而光；狐狸狡猾地诱使公鸡上当，而自己又不免同样被骗；公鸡、母鸡在言谈中显露出一副贵公子、贵夫人的气派，而在行动中又难免现出家禽的本色。乔叟正是通过这种事物本质与表象、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分离，巧妙地制造了笼罩全篇的幽默滑稽的喜剧气氛。
假如我们将这篇故事放在文艺复兴曙光初露的大背景上观照的话，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化的语言还是喜剧式的效果都被点染上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光彩。“妙相庄严”的教士自然改不了他的职业习惯，而救人脱离苦海的布道却蜕变为插科打诨式的动物寓言；上帝、教义之类当然仍是教士念念不忘的法宝，而故事却全然不顾宗教的庄严肃穆，透出一片人间的盎然情趣，归结为尘俗世界的生活格言：该睁眼时莫闭眼，该缄默时勿开口。这种重世俗、重现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流露也为这篇风格瑰丽、意趣盎然的动物寓言添上了意味隽永的一笔。
事实上，《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到之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除了这些有趣的、深刻的故事外，故事之间的衔接段落也值得赞扬。在这些段落里，乔叟显示出他的戏剧才能，人物性格写得鲜明、突出，对话滑稽、有趣。尤其是巴斯城妇女讲的故事的序言和卖赎罪券者讲的故事的序言，写得最为精彩。
乔叟虽然是个宫廷诗人，但他的生活经验却是多方面的。他熟悉14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也了解当时的欧洲社会。他熟悉法语和意大利语，但坚持用英语创作。他对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语言，都能运用自如。他处理的题材面很广，对不同的题材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写作技巧和手法也是各式各样的。由于他的视野广阔，观察深刻，他写的14世纪英国社会的人物具有超国界的特点，也就是说，乔叟善于写人的普遍的、共同的特点，因此他的作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吸引读者。
乔叟热爱生活，热爱人。他虽然也善于嘲笑和讽刺人们的缺点和错误，但他总的人生态度是同情和宽容。乔叟是一位严肃的诗人，一方面给读者提供极大的乐趣，另一方面仍对读者进行教育，希望读者成为更理智、更善良的人。但乔叟不愿直接对读者进行说教，总是寓教导于娱乐之中。在关于忠诚爱情和慷慨行为的故事（自由农民讲的故事）里有这样一句话：“真诚是人所能够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这是乔叟的道德准则，也是他的艺术标准。乔叟忠诚于真理，忠诚于现实，忠诚于自然（包括人性），忠诚于艺术。乔叟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他开创了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乔叟的继承人和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