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闻一多
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
——郭沫若
80多年前，一个诗人的灵魂被艺术女神所掳掠、折磨，他处于时代诗歌创作的巅峰，如同19世纪俄罗斯的伟大文学家、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能自己。《女神》是这一时期诗人的心血结晶。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
他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公元1892年—1978年），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郭沫若一生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史学研究，还是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他的人生目标都是一个，即兼济天下。很少有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郭沫若那样具有如此的雄伟抱负，更很少有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郭沫若那样倾尽全力去实现这种抱负。郭沫若从事文学创作伊始，曾提倡过“为艺术而艺术”，但就是在那时，他也从未忘怀过社会人生，从未忘怀过试图用文学来“使生活美化”、“唤醒社会”的使命。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
《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郭沫若诗歌风格的形成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巨大的影响。当郭沫若接触《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那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以致使郭沫若“那时候差不多是狂了；”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他彻底地为“惠特曼那雄浑的豪放宏朗的调子所动了”。
《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郭沫若属天才型，或文艺型性格，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重要特点。这从其创作返观，都可证明。郭沫若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女神》中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就《女神》而言，其中许多诗在当代人看起来的确写得有些袒露、散漫，如果脱离了特定的时代，不了解正是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粗糙的诗风，容易冲破传统的禁锢，引发叛逆的、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容易释放“五四”当年“新人类”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那么就不可能很好地领会《女神》的价值和那不可重复的时代审美特色。当然，由于郭沫若的部分诗作太贴近时代，而今事过境迁，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特殊氛围，所以我们今天比较难进入《女神》的境界。
或许我们可以说，郭沫若的《女神》在文学史中的价值要大于其本身文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