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龟虽寿》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刘协接到许昌，改元建安，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统一过程，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篇章，在这个时代，“三曹”和“建安七子”并世而出，确立了“建安风骨”之诗歌范式。“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曹的诗赋创作，使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化得以完成。不仅五言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七言诗和律诗也开始登上文学舞台。
建安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连年的战乱使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破坏，有志之士忧国忧民，深切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因此铸就建安文学关心民众疾苦，展示建功立业的抱负，及慷慨悲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建安文人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文人有很大不同，尽管都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都曾发出过生命无常、人生多艰的感叹，但他们没有内敛，而是外求，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试图以建立盖世功绩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曹操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渴望天下太平；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这与三曹同时是经世济民的大政治家不无关系。
建安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以前乐府的叙事诗转化为更多表达诗人个体性格、情感的抒情诗。这同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是分不开的。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僵化的汉代经学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在人人皆可困厄而死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孝廉耻等等观念失去了社会基础，战乱年代最易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所以有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和价值观上的改变，表现在文学中，就是文人敢于直接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其显赫的政治势力和杰出的文学创作，居于建安文学的领袖地位。
曹操一生戎马，“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其诗作成就最高的是几篇直抒胸襟的四言诗，首推《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在连环大船上大宴群臣时即兴而就的，全诗从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写起，接着过渡到对宾客贤才的渴慕，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归结为自己实现天下一统的雄心壮志，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信心。生命易逝才越显弥足珍贵；为了使生命不逝就要追求不朽的功业，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全诗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洋溢着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这就是建安风骨的最好诠释。
曹丕没有其父苍凉雄浑的霸气，但是在抒写相思之情时别有新意，以委婉细致见长，七言诗《燕歌行》最为著名。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成功地描写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丈夫的情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世诗的发展影响很大。
曹植在政治上不成熟，在政治斗争中败给了兄长曹丕，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中是最大的，他的《七步诗》可谓是人口能诵：“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在曹操死后他遭到兄长百般刁难的情况下当场作出的。少年时曹植随父出征，也曾有纵横沙场的雄心壮志，《白马篇》可为证：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刻画了一个武功高强，可望为国效力的少年勇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番报国激情和壮烈情怀溢于言表。但是曹植空有一腔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武帝曹操死后，曹丕对其严加迫害，最终使他郁郁而终。所以从曹丕即位一分为二是曹植诗作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尽得建安风骨，后一阶段因鸿志受挫，诗作中多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无辜蒙冤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诗中描摹出一幅萧瑟凄凉的图画。在《美女赋》中已经没有了早期醇正宏大的气势，而是转而注重文字上的雕琢，引导了汉魏质朴文风向南北朝华艳文风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