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爱无差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兼爱”主张中。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中心，也是墨子一生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的归缩。墨子对当时社会的动乱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国家之间的征战，君臣上下的篡乱，家庭人伦的不合，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其实都是由相互之间“不相爱”而产生的。而医治的药方，就是“兼以易（代替）别”，爱无差等。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分差别彼此而普遍相爱的“兼爱”思想，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己）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因为人与人之间本是平等的关系，通行的应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原则。在如此的社会图景下，先秦时期激烈的征战、劫夺、欺诈等人类社会的恶习都被消除了，“天下之人兼相爱”，到处是一派和睦美好的景象。
但是，墨子讲仁却反对礼，认为儒家讲礼是“糜财而贫民”，“伤身而害事”。跟儒家提出“仁”作为对春秋战国纷乱社会的应答不同，墨家提出了“兼爱”的思想作为他们的治世理想。与儒家以仁为核心，以“义”为准则大异其趣，墨家从“兼爱”出发，却以“利”规范行为。不过，墨家所讲的“利”，不是个体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这种公利，其实质也就相当于儒家的“仁”。因此，积极地为天下人谋福利，是墨家的立足根本。跟儒家走“上层路线”不同，墨家提出“兼爱”的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这一目标。墨家之徒行侠仗义，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的精神，对后世的侠文化有很深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除此之外，墨家从墨子到其学徒，都亲身参加生产劳动，为他人利益而不爱惜自身，奔走四方解人急难。
如果我们将墨子这种兼爱思想与西方文化作对照，就会发现西方的“博爱”可以说是墨子“兼爱”思想的最好对译，而且，墨家的“兼爱”还脱去了西方“博爱”的宗教色彩。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兼爱”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仍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它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人的自私之心，但是，如何才能处理好利己与利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好人的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之间的矛盾呢？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做人的原则问题。再说，关怀和爱护他人，在很大程度上会获得身心愉悦的回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兼爱”作为做人的原则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