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对安妮“发了善心”，让她玩了个痛快。她和戴安娜几乎整天待在户外，尽情地享受了“情人小径”、“森林女神的水泡”、“柳池”和“维多利亚岛”提供的种种乐趣。玛丽拉也不阻止安妮像吉卜赛人那样四处游玩。在米尼·梅患喉头炎那天晚上赶来看病的大夫，在暑假初期的一天下午，在一个病人家里碰到安妮，他把她打量一番，扭动嘴巴，摇摇头，然后找人给玛丽拉·卡思伯特去了一个便信，说的是：“让你的那位红头发姑娘整个夏天都待在户外，在她举步较为轻松前，不要让她看书。”
这信让玛丽拉着实吓了一跳。她认为，安妮仿佛已经得了要命的肺结核了，要是做不到不折不扣听从大夫的嘱咐，她可是凶多吉少了。结果，安妮就捞到了机会，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地过了一个极美好的夏天。她散步、划船、采浆果、海阔天空地想象。到了九月份，她已变得目光炯炯有神、精神焕发，她的步履轻松得准能使那位大夫大为称道。她又充满雄心壮志，变得热情洋溢了。
“我觉得自己能全力以赴投入学习了。”她把书本从阁楼上拿下来，说，“哦，亲爱的老朋友们，我又能见到你们真诚的脸孔了——哦，即使你，几何课本。这个夏天我过得美好极了，玛丽拉，正如阿伦先生上星期天说的，现在我能像壮汉那样可以去参加赛跑了。阿伦先生的布道可漂亮了，是不是？雷切尔太太说他的布道天天都有进步，我们首先得知，某个城里的教堂要挖了他去，这么一来我们又得听一个没经验的牧师来传道了。可我觉得遇到麻烦半途而废没有好处，玛丽拉，你说是不是？我认为趁阿伦先生还在这儿的时候，听他的布道，好好享受一番。要是我是男的，我就要做牧师。要是做牧师的说的教义有道理，对人就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他们的祷词就能激动人，打动你的心。女人干吗不能当牧师呢，玛丽拉？我问过雷切尔太太，她听了吃了一惊。她说，这么问太不成样子了。她说美国一定有女牧师，她相信准有。还说，谢天谢地，咱们加拿大还没有，但愿以后也不会有，可我看不出干吗不能有。我看女人也能成为出色的牧师。哪个社团或教堂要搞募捐，总是请女人去。我肯定雷切尔太太祈祷起来不比贝尔总监差，我相信只要稍加训练，她也能布道。”
“是的，我相信她能。”玛丽拉敷衍地说，“她做了不少非正式的传道工作。在阿丰利有许多人因为受了她的教导这才没误入歧途。”
“玛丽拉，”安妮鼓起勇气说道，“有件事我想问问你，听听你有什么想法。这件心事已折磨了我好些日子了——每到星期天下午，我特别想得厉害。我实在是想做个好人的。当我跟你、阿伦太太，或斯塔西小姐一起的时候，我的愿望更强烈，我就想做些让你们高兴的事，做你们赞成的事。但是跟雷切尔太太一起，我就觉得自己邪恶得不行，老觉得自己会去做她认为不该做的事。我呢，忍不住还是去做。你说，我这种感觉是什么道理？你认为我是不是真的很坏，不可救药？”
“要是你是这样的人，我也是了，安妮，因为雷切尔太太经常影响了我。有时候我想，要是她不老在人面前唠唠叨叨叫人做好事，那她对人向善的影响就更大了。要是有条戒唠叨的教规就好了。可我呢，就不愿这样。雷切尔太太是位虔诚的教徒，她的心地是好的。在阿丰利，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善良的人了，她尽心尽力在尽自己的义务。”
“你也这么想，我很高兴。”安妮说得很坚决，“我听了也有了勇气，不再太担心了。不过我还有些事放心不下。老是有新问题出现——叫人想不透的问题，知道吗？解决了一个接着就来一个。人一长大，就有许许多多的事得思考，得决定。让我不停地忙着想呀想，决定事儿做得对与不对。人长大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是不是，玛丽拉？不过我有你、马修、阿伦太太和斯塔西小姐这样的好朋友，我应该会顺利成长的。要不然那准是我自己的过错。我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因为只有这么一个机会。要是我没有好好长大，可就回不到少年去了。这个夏天，我又长高了两英寸，玛丽拉。是吉利斯先生在鲁比办聚会的时候给我量的。你已经把我的衣服做长了，我很高兴。就是那件墨绿色的，很漂亮，你在上面镶了荷叶边，太感谢了。当然啰，我知道，不是非镶上荷叶边不可，可今年秋季就很流行。乔西·派伊所有的衣服上都镶上了荷叶边。我知道，有了荷叶边我能学得更好。荷叶边在我心底深深留下印象，我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这多少还是有点值得的。”玛丽拉承认道。
斯塔西小姐回到阿丰利学校来了，发现所有的学生又有很强烈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女王班”的学生个个都劲头十足，准备参加一场激烈的竞争，因为下学年结束时就会面临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入学考试”，这件大事将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投下阴影。每个人一想到这件事无不心惊肉跳。要是考不取那该如何是好！整个冬天，安妮在没有想入非非的时刻总是惦记着这件事，包括星期天的下午，连道德和别的理论问题概不考虑。安妮做噩梦时，每每觉得自己可怜巴巴地在注视入学考试的录取名单，吉尔伯特·布莱思名列榜首，可她的名字却不见踪影。
不过这是个欢乐、繁忙而又匆匆而逝的冬天。学校里的课程像以前一样引人入胜，班上的竞争如火如荼，思想情感和雄心壮志等新的领域、尚未开拓的迷人的知识天地，这种种似乎都在安妮热切的眼前展现，有道是：
山外有山，一山更比一山高
所有这些大多归功于斯塔西小姐精心、细致的安排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谆谆教导。她带领全班同学独立思考、探索和发现，并鼓励他们不墨守成规，在一定程度上害得雷切尔太太和一班学校的理事非常惊慌，把这些革新看成对学校既定方法的怀疑。
除了功课，安妮还参与社会活动，因为玛丽拉听取了大夫的意见，不再反对安妮外出远游了。辩论会办得十分成功，还举办过几次音乐会。有一两次的聚会差不多有成年人的规模。此外还举行过几次雪橇竞赛和欢乐的溜冰游戏。
这时候安妮的身体在发育，个儿蹿得很快。有一天，玛丽拉与她并排站在一起，发现这孩子竟比自己还要高，惊讶不已。
“可不是，安妮，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呀！”听玛丽拉说话的口气，似乎还不相信哩。她说罢，叹了一口气。玛丽拉对安妮的身架产生一种奇怪的遗憾。那个她慢慢喜欢上的孩子不知怎的已经不存在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位十五岁的修长姑娘，目光严肃，眉宇间流露出沉思的表情，自豪地昂起小小的脑袋。玛丽拉对这姑娘的爱不逊于过去对那小女孩的爱，但也体味到一种奇怪的失落的苦涩。那天晚上，安妮和戴安娜去参加祈祷会时，她孤零零地坐在寒冷的暮色中轻声哭泣起来。马修提着灯走了进来，看见这情景，不安地打量她。玛丽拉见状又破涕为笑了。
“我刚才在想着安妮，”她解释道，“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明年冬天她还可能离开咱们。到时候我会非常想念她的。”
“她会经常回家的，”马修道，在他心目中，安妮现在是，始终是他四年前六月晚上从布赖特河带回家的那个热情的小女孩，“到时候铁路支线就会通到卡莫迪了。”
“这跟始终有她在身边到底不一样。”玛丽拉伤心地叹了口气，决定尽情体味自己那无法排遣的悲哀，“我说，你们男人是不懂这些事的！”
除了身体上的变化，安妮还有其他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首先，她比以前文静多了。她照旧还耽于幻想，现在也许思考的时间更多，但话显然少了。玛丽拉已注意到了，便说出自己的看法。
“你如今的唠叨还不如过去一半了，安妮，也没有说得头头是道了。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安妮脸孔一红，失声笑了笑，于是放下手中的书，茫然地打量起窗外。只见葡萄藤上挂满肥大的红色花蕾，在回应春天阳光所带来的诱惑。
“我不知道——我不想多说了。”她若有所思地用食指抠着下巴，“还是把美好、可贵的想法宝贝似的藏在心底里好。我不愿说出来遭人嘲笑或怀疑。不知怎的，我再也不想说夸张的大话了。遗憾吧，是不是？因为既然我已经长大，想说的话，完全可以长篇大论说个够。就某些方面来说，长大了是有趣的，可并没有我所期待的那样有趣，玛丽拉。现在有那么多的事要学习、要做、要思考，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说长篇大论了。此外，斯塔西小姐说，短话反而有力得多，有效得多。她让我们文章尽可能写得短小精悍。开始时还挺难的。我已经习惯搜索枯肠，在文章里堆砌所能想到的华丽的词藻——我会去数数用上了多少。现在我已经习惯这么做了，看来效果很好。”
“你们的故事俱乐部怎么了？我好久没听你说起了。”
“故事俱乐部散伙了。我们没时间搞——再说我们也腻了。再去写爱情啦、谋杀啦、私奔啦和神秘的事啦，那就太傻了。斯塔西小姐有时候让我们也写个故事，来训练写作能力，但她只允许我们写阿丰利实际生活可能发生的事，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们去写胡编乱造的故事，也要我们作自我批评。我认真检查后才知道，我的作文中有那么多的缺点。我感到惭愧难当，几乎想从此不再动笔了，可斯塔西小姐说，要是我能练成对自己的作文作出最严厉的批评，那我就能写得好。现在我正在努力呢。”
“离入学考试只有两个月了，”玛丽拉说，“你有把握通过吗？”
“我说不上。有时候觉得有把握——后来又怕得要命。我们都很努力。斯塔西小姐经常帮我们从头到尾复习，可我们还是没有把握。我们每个人都有绊脚石。我的绊脚石是几何学，简是拉丁语，鲁比和查利是代数，乔西是算术。穆迪·斯普乔说他最伤脑筋的是英国史，感到通不过是铁板上钉钉的。斯塔西小姐要在六月份给我们进行几次测试，难度跟入学考试不相上下，还要给我们严格评分，好让我们心中有个谱。但愿这段时间快过去，玛丽拉。这事老缠得我心神不宁。有时候半夜醒过来就想，要是通不过，那该怎么办？”
“我说，不行的话下次再考，不就得了。”玛丽拉说。
“哦，我不相信我还有那样的心情。考砸了那可是叫人无地自容了，特别是吉尔伯特——特别是别人都考取了。我考试的时候心里总是乱糟糟的，很可能会考砸了的。要是我像简·安德鲁斯那样冷静沉着就好了。什么事都乱不了她的阵脚。”
安妮叹了口气，目光从春天的迷人景色中摆脱，毅然决然地埋头看起了书。春天，这是风、蓝天和花园里绽放出的嫩芽频频向人召唤的日子。可是如果安妮不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她相信自己永远也恢复不了原来的精神状态去欣赏春天的景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