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的主题，既然是今昔之比，我们不难想像，作者白先勇必大量运用“对比”的技巧。但《台北人》里，有关此一技巧的运用，没有一篇如《一把青》那样明显，那样直接，那样透彻。
《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几乎遍及构成一篇小说的每个元素。现在，我拟就《一把青》里人物、背景、布设、情节、结构、叙述观点等方面，探讨白先勇如何利用对比与对照，以衬托方式表达出“今非昔比”的中心旨意。
《一把青》的故事，主要是写一个名叫朱青的女人，少女时期在南京，与一年轻飞行员郭轸恋爱，但结婚没几天，国共内战爆发，大乱，郭轸随着空军队伍被调离南京，不久便出事身亡。经过这番惨痛的生离死别，来台之后的朱青，简直判若两人，心已死去，乃抱玩世态度过日子，再也没有什么事能够伤她的了。
为了衬现朱青的改变，白先勇在描绘前后的朱青之外貌言行时，用了许多强烈的对比。过去的朱青，“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现在的朱青，却是“一个衣着分外妖烧的女人”，“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她有“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脚上“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仅凭外表打扮，过去的朱青，给我们的印象，是自然，纯洁，朴素，拘谨。现在的朱青，是矫作，世俗，华丽，浪荡。
朱青的长相、表情与性格，亦前后大异：在南京时，她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青白”。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真正是一个灵秀的女孩。（也许就因灵性太重，肉性不得发展，她才那样单瘦。青白吧？）见了人，她“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人家和她说话，“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的应着”。
但十五、廿年后在台湾，失去灵性的朱青，肉身却发达起来：“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人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露着许多风情似的”。她再也“没有半点儿羞态”，居然有了“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在舞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在自己家请客打牌，与几个空军小伙子打情骂俏，满口风话。过去的朱青，在感情中度日，异常敏感，多忧多愁。现在的朱青，麻木不仁，游戏人间，耽溺于声色之乐，因而总是哼流行歌，总是“笑吟吟”，“吃吃的笑着”，“笑得弯了腰”。她开口说话，多半都是带着笑的。
朱青的改变，固然起源于战乱丧夫的惨痛经验，但年岁的增加，亦为基本因素。战乱丧夫这种事，如果换个环境，便可避免；但没有一人能够阻止岁月逐渐蚀损我们少年时期的敏锐灵性。现在的朱青，虽然“全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虽然“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但她毕竟不能再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黄花闺女。同样与年轻空军交往，她以前天真，不懂事，处处需要郭轸照顾；现在却负着年岁无形的包袱，不得不以“大姐”自居自称了。
昔日的朱青和今日的朱青，固成强烈之对比，郭轸和小顾二人，也形成相当的对比。小顾是朱青在台北的情人，乍看起来、他和郭轸很相似：同是年轻空军，也长得体面，后来也同样堕机身亡。但这两人在实质上非常不同。郭轸“英气勃勃”，对前途满怀希望，由于“心性极为高强……不免有点自负”。他是一个身心健全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譬如追求朱青时，他居然驾飞机到金陵女中上空打转子，终于被记过）。他爱朱青，要保护她，照顾她。至于小顾，却完全没有郭轸的气魄。他很可能和郭轸当时的年龄相仿，但因间隔一二十年，与朱青相对而论，当然只得向人说是“干弟弟”了。以前是郭轸照顾朱青，现在小顾却由朱青照顾。他不但不自负，而且相当畏缩，“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他虽是个飞行员，而且长得茁壮，却不喜户外活动，只喜欢闭门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惟独喜爱这几张”）。这种闭塞的性格，加上他与年长女人发生关系之事实，都指示出他的身心并不十分健康。也难怪“刘骚包”要说：“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
《一把青》的故事背景，从前与现在，亦成明显的对比。朱青与郭轸的恋爱，发生地点是抗日胜利后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丧夫之后的朱青，则住在台北。在这里，虽然空军眷属区也和从前一样，叫做“仁爱东村”；虽然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但台北怎样也不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战后的南京，是小空军的天下，他们充满朝气，无拘无束，趾高气扬，“手上挽了个衣着人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在台北，空军则挤在新生社听靡靡之音，或像朱青的那些“空军小伙子”，专喜与异性胡闹说风话，关起门来打麻将。以前在南京，战事一旦爆发，飞行员立刻被调遣，上战场，在炮火中为国捐躯。如今，在台北，由于“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那些“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无用武之地，只得在游艺晚会里“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汽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
在背景布设方面，白先勇的“对比”手法，固然主要用在南京与台北之对比，然而，除此之外，就是在单一布景的描绘中，白先勇亦十分擅长将“情”与“景”做强烈对照，达到令人感喟的反讽效果。一个好例子即郭轸被调离南京时，师娘去探望朱青的那两段描写。朱青伤心悲痛，歪倒在床上，“只有哽咽的份儿”，“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然而她穿着的，却是“新婚的艳色丝旗袍”，压盖着的，是“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当时，“房子外头不断地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路，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但与这种惶乱局面对照的，却是眼前喜气洋洋的新房：新粉刷的墙，新窗帘窗幔，“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与街上拖拉之行李相对），有些包里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与朱青的青黄面色相对）。墙上那些喜樟也没有收去”。而那块乌木烫金写着“白头偕老”的喜匾，对于这个刚刚新婚就将永远失去心爱丈夫的朱青，是何等辛酸的讽刺！
《一把青》的情节发展，前后可以对比对照的地方，实在不少。白先勇在全篇上、下两节中，安排下一些类似的场景或事件，而以来青前后大异的表现与反应，来衬现她今昔的不同。譬如在南京时，师娘第一次和朱青见面，一起吃饭谈话的情况，便和她们两人在台北重逢，首次一同吃饭谈话的情况，大异其趣。少女时期的朱青，由于过度羞怯，简直像个哑巴：“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她腼腆得手足失措，必须由郭轸在旁“一忽几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然而在台重逢后，她首次邀师娘到家里吃饭，当场却和几个空军小伙子胡闹，称人“刘骚包”“鸡和大王”等粗野绰号，说着“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等俚俗言语。吃饭时，朱青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姓刘说了一句调皮话，朱青便“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姓王的也加入打趣，朱青“笑得弯了腰”，咬牙恨道：
“两个小挨刀的，诓了大姐的鸡汤，居然还吃起大姐的豆腐来！”
在这个场景之前，虽然先有朱青在新生社演唱流行歌的一幕，使叙述者与读者对朱青改变之事实有所准备，但吃这顿饭时朱青的言语举动，和南京首次见面吃饭时的情景一比，还是令人十分震惊。而朱青却笑道：“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暗示着她这天的胡闹，还算是比较规矩的呢！
《一把青》情节中，最主要的对比，当然就是朱青对于郭轸，小顾二人堕机身亡事实的前后不同之反应。首先，我想也提一下，就这二次堕机事件本身而言，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相同的两回事，但本质上却有一大不同：郭轸的飞行失事，发生在战争中，他是为国殉命。小顾的飞行失事，发生在桃园飞机场上，只是一个意外，一个不具任何历史悲剧含义的意外。
当朱青得到郭轸在徐州出事的消息，她“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师娘给她灌姜汤的时候，“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嗞嗞的惨叫来一般”。之后她在床上病了许久，若非好心的师娘细心照顾，大概也无法活在人间的了。随着郭轸的死亡，她的灵魂也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壳。难怪她颤巍巍挣扎冷笑道：“……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对于小顾的失事身亡，朱青的反应就完全不同。
师娘从一品香老板娘得知这项消息，两人一同乘三轮车来朱青家探望时，“按了半天铃，没有人来开门。”读到这里，我们虽然明知朱青已经改变，仍不禁闪过一念：难道和以前一样，又寻短见去了？但，不一会儿，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叫她们进来。
我们推开门，走上她客厅里，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指甲上涂寇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指甲油没干，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叫你们好等——你们来得正好，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正愁没人来吃。回头对门余奶奶来还毛线针，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
接着她就到厨房，忙着炒菜做吃的，预备快快大家吃了，“起码还有廿四圈好搓”。她倒也向师娘提了一下小顾身亡之事，并说她已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葬。但她说得那样平淡无奇，好像在叙述一件日常琐事。
紧接着，便是一段朱青容貌的描写：“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她的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这和当年郭轸去世后她“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真是遥遥相对。当年，由于哀恸生病，“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而现在，小顾刚死，她却能照着日常习惯卷头发，涂蔻丹；不但不需要别人喂她饮食，反而还有心情炖糖醋蹄子，炒麻婆豆腐，（读者可玩味一下此二菜名的暗示含义），自己吃，也请别人吃。以前是血是泪，是倾轧灵魂的痛苦；现在是笑是吃，是麻木不仁的作乐。在师娘和一品香老板娘来探望朱青的那最后一幕里，朱青确实是一直笑着的（“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笑着说道”，“朱青笑道”，“朱青不停的笑着”）。
以前，郭轸随着队伍被调离南京后，师娘为了开导朱青，使她认清一下空军太太必担之风险，告知了她一些眷属区里朋友的身世：周太太已嫁了四次，四个丈夫都属同一小队，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徐太大的先生原是她小叔，哥哥殁了，弟弟顶替。
“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
当时，她那样爱恋着郭轸，我们只要看她垫起脚洗窗户，手里“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了出来了似的”，期待渴盼和郭轸再会一面的模样，就能感觉到她的心之专，意之专。这样的朱青，当然无法了解师娘的“开导”。然而，经历了丧夫惨剧的朱青，增加了一把年纪的朱青，到底做到了她原以为不可能的事。而且做得比谁都彻底，比谁都“有说有笑”（真的，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难怪师娘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
在南京，师娘尝试开导朱青，教她做菜，织毛衣。亦曾教她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
这些教导，当时没生效，丝毫未能排解她思念郭轸的心情。但十几年后，住在台北的朱青，居然青出于蓝：她变得很会做菜请客。她提到“余太太来还毛线针”，可见她也很会织毛衣了。但最令人注意的，每次朱青邀师娘到她家，从不提起往事，“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搓麻将，真个是“万灵药”：刚刚埋葬了小顾的朱青，对着面前堆到鼻尖的筹码，不停地笑着，乐于自己“运气这么好”，而笑道：“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这种虚表的无谓欢乐，与心灵麻木死亡的悲惨事实，互相对比，是何等令人惋叹的讽刺！而朱青，在麻将桌上，习惯性地反复哼唱的《东山一把青》：
嗳呀嗳嗳呀，
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
固然只是一首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却反映出今日朱青“得乐且乐”的人生态度，以及作者视野中台湾当前的社会情绪。但有一点，若非作者存心使然，则亦是对作者的一种讽刺：即这歌词，纵使庸俗不堪，却也不无包含作者自己“时光流逝，一去不返”的最终旨意。
《一把青》这篇小说，是采用师娘的观点，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师娘这一角色的主要功能，固然在于叙述朱青的故事始末，我们却不能忽略她本身在小说情节里的地位。她既是个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也是推动故事的要人之一。作者借她的眼睛观看，惜她的口吻叙述，一方面传达出第一人称小说较易引起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了作者自己与小说人物的距离，而不失客观。
师娘和朱青两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二人的身世背景有许多相似处：两人都是空军太太，两人都死了丈夫，两人都先住南京，后住台北。可是，朱青前后判若两人，而师娘，虽然也让十几年的岁月“洒了一头霜”，本质上，性格上却前后一致，完全没有改变。她自始就是一个好心肠，有人情味，有同情心的平凡女人，早就认清空军太太必担之风险，并学会以打麻将，织毛衣等方式来“自卫”，所以能够不受大伤地接受命运的打击。她的人情温暖，可从她当年对郭轸、朱青的照顾，与今日带李家女儿参加新生社游艺会等的细节，看得出来。她缺乏往日朱青秉具的那种敏感，却也没有今日朱青所表现的那种麻木。以朱青比师娘，即是以“变”比“不变”，以“极端”比“中庸”。作者凭着前后一致的师娘观点，细察描绘前后大异的朱青，相对之下，效果大增。又因这两人的背景遭遇原很近似，更烘托出朱青故事的悲剧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白先勇如何在全文的骨架结构上，运用对比的技巧。《台北人》里的每一篇，虽然都有今昔对比的中心主题，但没一篇像《一把青》这样，清清楚楚地划分为上下二节；上节叙述过去在南京的事，下节叙述现在在台北的事。主要由于全文结构上的这种明显界分，使这篇小说里今与昔之对比（个人方面，画家方面，社会方面），特别清晰，干脆，毫不暖昧混淆，转弯抹角。也因如此，《一把青》是《台北人》诸篇中，比较容易了解的一篇。
另一点，我也顺便提一下。白先勇把《一把青》分为前后二节，为什么不用“一”、“二”，而用“上”、“下”？上与下，二字相对。上，使人想起上山坡，步步艰难。下，使人想起下山坡，容易得很。但这可能只是巧合，不一定是作者存心，所以玩味一下，也就不去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