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一书的大结构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一个总的看法，就是全书的情节发展以九为单位，每九回形成一个大环节，九九推进，共十二个环节，因此全书应该是12×9=108回。这样的文本结构，跟以九组金陵十二钗构成总计108钗的《情榜》的设计，是配套的。
周先生指出：“自二十八回至此回，为全书之第四‘九’，回回各有奇境，文思意致，精彩缤纷，使人应接不暇。是为《石头记》前半部中精华之凝聚。”第三十三回异峰突起，宝玉被贾政痛笞，仿佛巨石落水，溅起水柱，再形成激荡的波环，第三十四回至第三十六回，则波环渐渐平缓，化为圈圈涟漪，最后以宝玉“情悟梨香院”，在情节的“他者化”中，复归暂时的平静。我始终主张文本细读。有人一直批评我是在搞“红外学”，似乎我的研究，是离开了《红楼梦》的文本，光去讲些《红楼梦》以外的事情。其实我自始至终坚持从细读文本出发，正因细读，才能从“假语存”中，揭秘出“真事隐”，这种揭秘是文本的必要的诠释与延伸。当然这只是无数种解读、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中的一种，我从来不以为只有自己的这种研究方法才“正确”。“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有天赋的思考权、研究权和话语权，都可以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来讲述自己欣赏《红楼梦》的心得，怎么能将研究方法定为一尊，动辄斥责别人“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此二顶吓人的帽子见于《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中）呢？
那么，对这四回细读，我就有三个问题，提出来与诸位“红迷”朋友讨论。第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向忠顺王府密告了宝玉与蒋玉菡的亲密接触？第三十三回贾政痛打宝玉，从表面文章上看，是因为宝玉“在外游荡优娼，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当然，贾环适时的火上浇油，使得贾政的怒火更呈几何级数暴涨。上世纪后半叶至今，不少论家对这一情节的诠释，大体而言，是把贾政定性为封建正统的代表人物，宝玉则是反封建的社会新人，贾政痛打宝玉，是封建反封建两种力量的必然冲突，贾政打宝玉的实质是封建正统对反封建新人的一次镇压。这种诠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未必完全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我在前面讲了，这场大风波的真正背景，是两位王爷在争夺一个戏子，一方是素与荣宁二府没有来往的忠顺王，另一方则是与荣宁二府世代密切交往的北静王。而他们所争夺的这个戏子，曹雪芹故意命名为蒋玉菡，艺名呢，古本里“琪官”、“棋官”两见。周汇本将两种写法都保留了，但通过注解，比较倾向于“棋官”是曹雪芹的原笔。因为古代的玉制围棋子，有雕成菡萏（莲花）形的，这就与“玉菡”的命名配套。这棋官本来是忠顺王豢养的戏子，却私下里去亲近北静王，北静王喜欢他，把一条茜香国女王的血点子似的大红汗巾赐给了他。他在冯紫英家里遇见了宝玉，两人一见如故，宝玉给了他扇坠，他就将那条汗巾换给了宝玉。关于这条汗巾，在第二十八回里，各古本上有两种写法，一种说是茜香国女国王进贡来的，一种只说是茜香国女国王之物，周汇本取后一种，认为更接近曹雪芹原笔原意。也是，一个女国王给中国皇帝的贡品，怎么会是系在内裤上的腰带呢？即使她真用那腰带当贡品，中国皇家也会认为是大不敬，拒绝接受的呀？很可能是中国皇帝征服了那个茜香国，其女王一度被俘，她的汗巾子成为战利品，皇帝把它跟别的一些东西分赐给众王爷，北静王得到了，又赐给棋官，这就比较说得通了。
棋官不仅离开忠顺王府，去跟北静王亲近，还到“义忠亲王老千岁”那一派的铁杆人物冯紫英家里聚会，后来更干脆躲到东郊他购置的庄院，让忠顺王根本找不到他。那个地方是个什么地名呢？曹雪芹给取名为紫檀堡。我讲过的，这又是使用谐音法和寓意法，来暗示两个博弈王爷所争夺的“棋子”，从象征意义上说，实际就是“装在紫檀木匣子里的玉石刻章”，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权力之印”，双方所争夺的，就是最高一级的政治权力。我通过文本细读得出感悟，书里实际上隐约存在着“日”派和“月”派两股政治力量，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形成“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诡谲局面，权力斗争的利剑高悬在荣宁二府头上。别看两府里的日常生活似乎仍如一条富贵河在温柔地流淌，那利剑可是随时可能坠落下来，致他们于死命。两府里政治上比较清醒的实际上仅贾政一人。秦可卿丧事里贾珍执意要用“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预订过的，出自潢海铁网山的樯木来制作棺材，只有贾政一人劝阻：“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捡上一等杉木也就是了。”贾政当时深知皇帝尽管允许宁国府收养“义忠亲王老千岁”女儿一事体面了结，这皇恩无比浩荡，但你宁国府又何必如此招摇？但贾珍哪里听得进这样的话？到头来还是非让秦可卿睡进那樯木制作的棺材里。正因为贾政有比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当忠顺王府派来长史官与他交涉时，他才会那样惊诧，那样震怒，才会说出宝玉“明日”会“弑父弑君”的话来。
宝玉对结交棋官一事，开始是抵赖，但忠顺王府的长史官说出了这样的话：“现有据有证，何必还赖……既说此人不知为何如人，那红汗巾子怎么到了公子腰里？”有的读者不去细想，会以为当时宝玉腰系那条红汗巾，其实第二十八回里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汗巾第二天就被袭人掷到一个空箱子里了，宝玉怎会还系着它？何况那是系内裤的，穿上外面大衣服，也看不出来。所以书里下面的行文才会是：宝玉听了这话，不觉轰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想：“这事他如何得知！他既然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约别的也瞒他不过，不如打发他去了，免的再说出别的话来。”宝玉是头一回迎头撞到现实政治，政治的狰狞——无孔不入，无所不掌控——令他那样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边缘人大惊失色，立即感觉到个体生命在政治威严前的渺小脆弱。他招供了，当然，只是“供小护大”，供出了棋官的东郊隐匿地，而没有让对方再逼问出冯紫英父子去潢海铁网山打围之类的事。
那么，忠顺王府是如何知悉在冯紫英家宝玉、棋官互换汗巾的呢？谁告的密？二十八回所描写的那个聚会，在场有名有姓的仅仅五个人：主人冯紫英，主客宝玉，陪客薛蟠，助兴的一男一女，男是优伶棋官，女是娼妓云儿。其中值得怀疑的，只有蟠、云二位。但第三十四回，曹雪芹花了很大的力气，来为薛蟠辩诬（当然，即使是薛蟠道出，也不属于政治告密，而只能算无意泄密），回目就叫“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嘛。那么，是云儿告密？这个在《红楼梦》前八十回出现的唯一的妓女，确实厉害，棋官不知道宝玉身边最贴近的大丫头叫袭人，她却“门儿清”。但对冯紫英那样一位富有政治警觉性的人物而言——在那个场合他仍然没有讲出所谓“大不幸之中又大幸”是怎么一回事——他既然叫了云儿来，就意味着他信得过这位风尘女子，他家的仆人，应该也都是被他精心挑选、考验过的。那么，还有什么人是可疑的呢？细心的读者翻回第二十八回，就会发现还有这样的交代：宝玉去了冯家，“只见那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冯紫英先命唱曲儿的小厮过来让酒……”诸位“红迷”朋友作何判断呢？也许，那根本就不是告密，而是某个佯装唱曲小厮的特务向忠顺王的汇报？
不管各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想不少“红迷”朋友会同意我的这个结论：曹雪芹通过忠顺王府长史官的这种表现，把那个时代主流政治的狰狞面，给点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第三十四回，袭人被召见后在王夫人跟前说那番话的行为？
这几回里，二玉爱情的透明度与稳定性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特别点出了他们的爱情有着共同的反仕途经济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宝玉赠旧帕、黛玉题诗帕上，以及宝玉梦中喊出“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等情节都反映出二玉的爱情关系不可能再逆转。但宝钗对宝玉的爱意，在探望被笞挞的宝玉时充分地流露了出来，使得宝玉、宝钗、黛玉的三角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就在这种情势下，袭人被王夫人召见，说了那么一篇话，其中最要害的是：“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多，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由不得叫人悬心……”袭人故意把黛玉说在前面，其实王夫人要防范的也正是黛玉，此语一出，正合心意，于是当面表扬、托付，事后又从自己的月银里拨出二两银子一吊钱，给予袭人特殊津贴。可想而知，成为王夫人的心腹之臣后，袭人从此必定时常汇报怡红院内外的情况。
袭人因向王夫人倾诉一腔“悬心”而获得准姨娘的地位，这件事该怎么评价？旧时代的评家，多有对此深恶痛绝者。流传很广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前面有几家评语，其中大某山民（“某”在繁体字里是“梅”的另种写法）说：“花袭人者，为花贱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护花主人则说：“王安石奸，全在不近人情，嗟夫！奸而不近人情，此不难辨也，所难辨者，近人情耳。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就是说袭人好比裹着蜜糖的毒药。这些评家厌恶袭人，一是因为第六回已经写明，她跟宝玉发生了肉体关系，所谓“不才之事”，她先做了，倒在王夫人面前担心宝玉跟别人发生“不才之事”，坏了宝玉“一生的声名品行”，实在下贱！虚伪！二是他们不知道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并不符合曹雪芹原意。续书里写宝玉出家后，袭人不能“守节”，“抱琵琶另上别船”，还做出委委屈屈的样子，这种不能“从一而终”的女子，当然更该视为下贱、虚伪。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则把宝钗、袭人都划分到维护封建正统的阵营中，袭人在王夫人面前说那番话的行为，被视为一个忠于封建礼教的奴才，在封建主子面前告密邀宠。当然，也指出袭人的虚伪——因为恰是她，逾越封建礼教，在名不正的情况下与宝玉偷试云雨情。
旧时代的上述论家指出袭人言行上的自我矛盾，说她虚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用“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标准来指斥她，是我们现代人所不能认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那种居主流的分析评判，以意识形态为前提，有相当充分的道理。但我觉得，细读曹雪芹运笔，就会发现，他在这场戏之前，是有许多铺垫的。他所写的，其实是人性的深邃。袭人在第三十二回里受到过一次超强烈的刺激：宝玉在黛玉面前诉肺腑，达到物我两忘的程度，以至于黛玉已经离开，袭人来到他面前时，他还痴痴地以为黛玉仍在眼前，竟然拉住袭人说道：“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这话，唬得魂飞魄散，只叫神天菩萨，坑死人了！这段描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宝玉对黛玉的爱情，不光是精神上有共同的叛逆性，在性爱上，也是充分而强烈的。“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意味着他即使在与袭人行“云雨”时，心里的性幻想对象还是黛玉，袭人在那种情况下竟成为了替代品！所以袭人听了魂飞魄散，发出“神天菩萨，坑死人了”的心灵喊叫。
一个女人，不能独享一个男子的情爱性爱，倒也罢了，尤其是那个时代那种社会那种贵族家庭里，袭人也不可能有独占宝玉的想法，她只是希望能稳定地跟将来宝玉的正室分享宝玉的情爱与性爱。但是，宝玉的这一番错认中的诉肺腑，让她发现了宝玉心中其实只有对黛玉的爱，跟她睡觉行云雨时竟然心里想的还是黛玉，那就超过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心理承受度了。她原本就倾向宝钗排拒黛玉，经过这件事以后，她那阻拦二玉婚事的决心肯定如铜似铁，有了王夫人召见的绝好机会，她岂能放过？就她自己而言，无下贱之虞，亦无虚伪之感，更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前提，她无非是要捍卫自己已经得到的利益。至于王夫人因此对她厚爱，立竿见影地划拨给她特殊津贴，确定她准姨娘的地位，倒确实并非她主观上想谋求的。曹雪芹就是这样来写袭人人性深处的东西。
根据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副册里图画和判词的暗示，以及来自蒋玉菡的血点子似的红汗巾一度系到了她的腰上等正文中的伏笔，还有脂砚斋对后数十回里“花袭人有始有终”等内容的透露，我们可以知道，高鹗续书对袭人的那种写法是违背曹雪芹原意的。曹雪芹已经写出了关于袭人的完整的故事。八十回后，忠顺王之子看上了袭人，派人向贾府索要。袭人知自己如果拒绝会牵连贾府，便不惜舍弃声名答应去忠顺王府。她临走前建议，倘若今后二宝只能有一个丫头服侍，那就“好歹留下麝月”。到忠顺王府后，经历一番曲折，袭人嫁给了蒋玉菡。那以后直到宝钗死去、贾府崩溃，蒋氏夫妇一直接济二宝。宝玉入狱后，袭人也还尽量地去救助他。这大体就是八十回后曹雪芹关于袭人这个角色所写下的内容，倘若八十回后的这些篇章没有迷失，本是不需要任何人来多余续写的。
曹雪芹塑造袭人这个艺术形象，我以为他没有“主题先行”的框架，更没有意识形态的大前提，他就是写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个生命一直沿着自我的心理逻辑在命运之途跋涉。如何评价这个生命？曹雪芹没有贴标签，没有品德鉴定，他把评价这项任务，开放性地留给了读者。不管历来的读者在对袭人的评价上有多么严重的分歧，有一点是所有读者都承认的，那就是：袭人是一个可信的生命存在。这又是曹雪芹高妙文笔的一大胜利。
第三个问题：第三十五回里，贾母当着薛姨妈夸赞宝钗，这怎么理解？第二十九回里，元妃通过端午节颁赐，特意让二宝所得一样，含有指婚的意思，但贾母却不理这个茬儿，还在清虚观借着张道士提亲之机，当着薛姨妈说了一番话，含蓄地表明她所中意的孙媳，非钗而黛，甚至公开把二玉说成“不是冤家不聚头”。那么，她在第三十五回里，当着薛姨妈大赞宝钗确实令人费解。
这就更需要文本细读。贾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老太太，她夸赞宝钗的话，是在大家都到怡红院看望养棒伤的宝玉，被宝玉引逗夸赞黛玉时，顺口说出来的。她何必当着众人夸宝钗呢？那时元妃指婚一事已经过去，她和王夫人、薛姨妈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大大缓和，因此她乐得送个顺水人情。她怎么说的呢？她造出的句子非常巧妙：“提起姊妹来，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宝玉已经非常具体地提出了黛玉，希望贾母夸赞，贾母却并不就黛玉论事，而是突出“我们家四个女孩儿”。哪四个女孩儿？元、迎、探、惜。尽管她说“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朦胧地把黛玉、湘云等囊括了进去，但是她故意把元春说进去，这顶高帽子，就让薛姨妈和宝钗都戴不起了，甚至不无讽刺的意味。我详尽分析过，在这本书前面也概括说明了，实际上第二十九回前后所写的故事，隐含着宝钗参加皇家选秀落选的情况。薛姨妈和王夫人听了贾母如此这般地“夸钗”，心里觉得尴尬，嘴里也只能是勉强应付。搞家族政治，不要说王夫人、薛姨妈斗不过贾母，就是乖巧如猴的凤姐，水平也差一大截呢。贾母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艺术形象，读者们应该多角度地加以审视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