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要想将来在学问上取得成就，年轻时就必须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但问题的关键是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打基础，譬如对于希望深造的文史哲的文科学生来说，首先哪些知识和能力最为根本？要具备这些知识先应读哪些书籍？《简目》就是专为解答“已肄业大学”并希望深造的青年关于“今后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疑问而写的。张先生说把这些大学生视为“初学”，并不是小瞧或轻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远大期待”，“诸生虽已入上庠，习专业，然语乎学问之大，固犹初学耳”。今天学历史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人还没有通读过《史记》，学文学的可能到毕业时也没有翻过《李太白集》，他们是在教科书中长大的一代学子，基本没有多少人读过原著，离开了注释一般都不能诵读古文，专业功底比六十年前张先生写《简目》时还要浅得多，即使大学毕业也只能算“初学”，因此我们更有必要看看张先生所“举必读之书及下手功夫所宜讲求之事”。
《简目》要求“初学”“下手功夫”的第一步便是“识字”，第二步便是“读文”。初看好像张先生真的“小瞧”了这些大学生，为什么“下手”处就要“识字”和“读文”呢？读文史的大学生谁不会“识字”？谁不会“读文”呢？我们来听听张先生是怎么说的：“读书以识字为先，学文以多读为本。必于二者深造有得，而后可以理解群书。故晓示门径，以斯二者居首。”此前目录学的叙录提要，如刘向的《别录》、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是交代某书的作者、主旨、渊源、优劣，由于它们并不是针对“初学”，所以没有一本目录学著作像张先生这本《简目》那样，向学子交代 “下手功夫”和“晓示门径”。
先看《简目》中有关“识字”所列的书目和提示。“识字”这部分前面的小序说：“下笔为文，可用今字今义；阅读旧籍，必识古字古义。士而有志习本国文史，则日接于目者，皆古书也。苟不训其文字，何由通其语意？故读书必以识字为先。古人称文字学为‘小学’，意即在此，谓幼童入学，首在识字也。文字有形有音有义，分之则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合之则可统于一。”治学从“识字”入手是清儒的共识，戴震在《古经解钩沉序》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坫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晚清张之洞将戴震的意思说得更加明了：“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张舜徽先生要求初学者从文字学入手，基本是遵循清儒的治学路数。
《简目》分别开列了有关“字形”“字音”和“字义”的基本书目。其中关于“字形”的书籍第一本就是：“《文字蒙求》四卷，清王筠撰，石印本。”这是学习字形的入手书，《简目》在此书下提示说：“此书从《说文解字》中纂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形声字中，仅收四种），凡二千四十四文。原以启发童蒙，实则已成为读《说文》者先路之导。王氏于每文之下，释以浅语，可引起识字之兴趣。”《文字蒙求》下列“《说文解字》十五卷，汉许慎撰，商务印书馆摹印大徐本。”张先生在此书下提示道：“阅《文字蒙求》后，可依其义例，取大徐本《说文》细读一过，分类辑录，使九千余文形、声、义了然于心。形声字为数太多，可以声为纲，将同从一声之字，比叙并列，可悟声中寓义之旨。”读完这两本书后，依次再学“《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清段玉裁注，崇文书局本，石印本”， “《说文释例》二十卷，清王筠撰，原刻本，世界书局石印本”。《简目》同样在每书下面叙录了各书的特点、长处与短处。在“字形”部分的最后，《简目》列出了清末吴大澂的《字说》、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和《名原》三本研究金文、甲骨文的著作。张先生说，在王国维之后，金文、甲骨文之学虽然“作者日多，述造益富”，“今但称列吴、孙二家，既以明先贤提倡之功不可没，复由篇卷短简，可为守约之助耳。初学循兹阶梯，进而求诸后起之书，必深入而不欲出矣”。这里不仅讲了何书以何本为佳，还讲了先读何书后读何书，更讲了各书的不同读法，读不同的书达到不同的目的。读《简目》，好像在课堂听先生授书时耳提面命，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良师呢？譬如学“文字学”固然要学金文、甲骨文以“自广”，“然初学必须精熟《说文》，而后有分析远古文字结构之识力，所以研究金文、甲文，必在精读《说文》之后，方能有下手处。为学贵能循序渐进，不可躐等，初学尤宜从基本上用功，切戒浅尝慕浮，虚骛高远”。这是一位国学大师的甘苦之言，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求学者都应该切记。
“字音”的书籍首列“《广韵》五卷，宋陈彭年等重修，商务印书馆印本”，这是因为“是书古今音总汇，学者所宜详究”。最后两部书是“《文字学音篇》，钱玄同撰，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和“《中国声韵学通论》，林尹撰，中华书局印本”，这两本书的特点是“条理清晰，最便初学”。有关“字音”所列的八部书中，近现代学者的占五部。张先生在字音的叙录中还特地提醒初学者：“研究字音之学，以审声为亟。至于考评古韵部居，又在其后。”这是告诉初学者学习声韵学的轻重缓急，以分清入手的先后次第。
“字义”的书籍共列七本，以“《尔雅义疏》，清郝懿行撰，同治四年重刊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居首，书下提要称：“《尔雅》一书，虽列入十三经，其实乃汉初学者裒集经师传注而成，为训诂之渊薮。清乾嘉时，邵晋涵撰《尔雅正义》，在郝《疏》前，其书甚精，可与郝《疏》并行。”《尔雅》为“训诂之渊薮”，郝《疏》又非常精审，初学先读此书一可了解训诂学的源流，二可为以后读经史扫清文字障碍，可见张先生首列此书的良苦用心。以王念孙《广雅疏证》《博雅》《释大》三书殿后，张先生认为“王氏以双声之理贯穿故训，而训诂之学大明”，“以双声说字，所以启示治训诂学之途径，最为明切”。《简目》中收录的著作，除了在该领域具有权威性外，还由于它对初学者具有“启示途径”的作用。
“下手功夫”的第二步便是“读文”。张先生这里所说的“文”泛指各种体裁的文章。过去学者虽然常有轻视“文人”的倾向，如宋人刘挚就说“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深恐自己“堕于文人”。不过，我国传统的读书人大多是文人而兼学者，或者学者而兼文人，即使公开鄙薄“文人”的刘知几、顾炎武等人，也既是学问大家，又是文章高手。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的文坛与学界，如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等。1949年后培养的大学生就很难兼作家与学者于一身了，作家多半没有学问，学者多半写不出妙文。张舜徽先生一生服膺顾炎武，主张诗词歌赋不必人人都作，中年以后就改掉吟诗填词的文人旧习，将全部精力献身于学术，但是他认为一个学者其学问应“根柢庞固”，其文章也应“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是学者理想的境界。他在《读文》这部分书目前的小序中说：“文与学本不可离。清儒焦循尝谓‘文非学无本，学非文不宣’，此真千古名言！尝见读书甚多，人皆称之为书簏者，而不能下笔为文。偶书笺启，亦辞句艰涩，至有文理不通者，众莫不讥讪之。而其人亦自引为终身憾事。此由少时读文不多，无所取则，故吐辞不能自达其意也。昔人言文章之事，不外‘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后四字尚可由讲求得之；至于前四字，非可以语言形容，虽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全赖诵习前人文辞，优柔厌饫，以取揣摩之益。昔扬雄以善赋名，或问何以臻此，雄答以熟读千首赋，则自能之矣。可知为文之功，贵在多读。”一个学者要是有学问而不能表达，那他只像一个书簏或书橱，只会死读书却毫无创造力，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成果，这必然影响他的学术成就。张先生说学习作文除“诵习”“揣摩”外别无他法，为此他在“读文”这部分共开列了四本清人的文辞选集：“《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清姚鼐选编，木刻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四卷，清末王先谦选编，商务本”，“《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简编》二卷，清曾国藩选，商务本”。学习作文为什么不推荐流传更广的《古文观止》呢？张先生在这方面别具眼光：“姚、曾两家选本，皆不评点文法，俾读者自知其工妙。此是大家路数，与村塾所用选本如《古文观止》《古文析义》《古文笔法百篇》之类以推敲字句相尚者，迥然不同。二者相较，直有雅俗之分，学者宜知其高下也。姚、曾二家选本诵习之外，可进求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梁代萧统《文选》读之，以略窥古今文辞之变。初学但求能明白宣畅、辞能达意之文，不必规仿词藻华丽、不切实用之文。然于古今文章流别、得失高下，不可不知。”张先生一生追求学术的“博大气象”，瞧不起《古文观止》《古文析义》这种斤斤于“推敲字句”和“评点文法”的评点派，认为他们有村塾气和小家子气，初学者反复涵泳白文就能“自知其工妙”。学者之文应思致明晰而文辞畅达，青年学子应反复诵读名篇以养成盛气和扩展心胸，所以他推崇贾谊的《过秦论》、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一类文章，它们或者气势恢宏，或者缜密严谨，觉得像《古文观止》《古文析义》这样的评点，反而肢解了全文的文气，打断了全文的思理，使青年读者变成只知道寻行数墨的书呆子。不过，张先生的建议对那些功底较好的初学者才有用，他们自己能品味出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用不着旁人来嚼饭喂人，但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来说，“推敲字句”和“评点文法”可能有助于他们理解和欣赏古文，先以《古文观止》《古文析义》等评点作为拐杖，等自己能够体认文章的神理气味后再甩开它们。
《简目》开列了有关“识字”“读文”的书目后，还一再叮嘱初学者说：“上述识字、读文二端，乃有志读书者之基本功。必辨识古字，而后能开卷读书；必文笔条达，而后能自抒所得。加以多诵明畅之文，使思路清楚，亦有助于理解古籍。故读文之事，尤不可缓。”